第二章 品味的熔鑄與文化書寫
第一節 文人閒雅生活的遞延
明中期以後「山人」多半為無緣於仕途的讀書人，為了生活謀職和上層士大 夫、商人的交流頻繁，或為幕僚或走上賣畫之途；加上原本無意於仕途的文人，
漸漸地讓明代的文人文化、閒賞美學落實在文化圈中，即使大多為商業社會所 趨，卻也讓藝術普及於普羅大眾之中。
一、明代的山人與文士
明‧趙宦光(1559~1629)《碟草》提及：
「有明中葉以後，山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者，下則厠食 客之班，上則飾隱君之號，藉士大夫以為利，士大夫亦借以為名，
觀於是集，可以見當時風氣矣。」110
牛建強在〈明代社會風尚取向變換的社會層次考察〉文中指出：明代山人指 的是依託達官貴人，以文墨餬口四方。111據陳萬益指出，以「山人」為別號，以 詩文為業遊走於士大夫之間，在宋朝已經如此；「在明朝，根據沈德符、錢謙益 等人的說法，則始於嘉靖間，而於萬曆後特盛。萬曆時候的山人，不居山中，而 在市塵，或者儇巧逢迎，或者使酒罵坐，種種醜態畢露。112這樣的現象，可於沈 德符《山人》〈恩詔逐山人〉文中見到：
年來此輩作奸，妖訛百出，如逐客鳴冤錄，傴其小者耳。昔年吳中 有山人歌，描寫最巧，今閱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慶薄海沾 浩蕩之恩，而獨求多於鼠輩。謂之失體則可。若云已甚，恐未然。
按相門山人，分宜有吳擴華亭有沈明臣、袁文榮有王稚登，吳門有 陸應陽諸人，俱降禮為布衣交，唯江陵太倉無之，今則執廝隸役，
作娼優態，又非諸君比矣。113
據牛建強推算明代最早出現的山人叫吳擴(約在 1545 年)114，是閣臣嚴嵩的
110 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80，集部別集類存目七，牒草條，收入《國學基本叢 書四百種》(臺北：台灣商務，1968)，45。
111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市：文津，1997)，140。
112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44。
113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四)》，卷 23，1541。
門客；沈德符在考察「山人」現象後，認為世道衰敗讓山人的行為與觀感也產生 了變化。另外，沈德符在〈山人名號〉一文中指出：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傴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游無籍輩，
(今九流俱稱山人又其下矣)，以詩卷遍 達官，亦謂之山人。始于 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歲，吳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 狀著矣。撫案藩臬大吏有事地方，作檄文以關防詐偽，動稱山人星 相，而品地定矣。案今廣西貴州深僻之地跧伏箐莽中，不贄不漢，
粗納粮稅者，呼為山總山老，其部落則名山人。115
嘉靖時期的山人尚有高風亮節的情操，到了萬曆時，被罷官的士夫和武官也 自附於山人行列，讓山人的素質和品格發生變化。116明中期以來的科舉制度，落 第與失意文人，以「山人」名號自飾，並藉由詩文書畫成為謀生的利器。
另外士子的復古運動，和以秦漢古文和科舉的八股文格格不入。因此經常不 能中考，像文徵明、王文祿、歸有光等人都久經科舉之累，加上江南人文與文化 水準高、名額有限，因此更加渺茫；於是充任上層士夫階層的幕僚、門客也就成 為較理想的職業了。從嘉靖到萬曆年間，高層士大夫有互遞名刺(名片)的習慣，
和公文書牘的往來，以建立關係，因此須僱用山人辦理此事。117
另外關於文士方面，李詡(1505~1593)《戒庵老人漫筆》(1597 年初刻)的〈文 士潤筆〉文中提到：
嘉定沈練塘齡閒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房曾有人求文，託以 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 帄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 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 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薄面題二字曰「利市」。 都南濠至 不苟取。嘗有疾，以帕裹頭強貣，人請其休習者，答曰：「 若不如 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為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 曰：「是見精神否？」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
。」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絨罷。」118
114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145。
11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四)》，卷 23，1543。
116 牛建強，〈明代社會風尚取向變換的社會層次考察〉，《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150-151。
117 牛建強，〈明代社會風尚取向變換的社會層次考察〉，《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144-146。
118 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2006)，16。魏連科，認為《戒 庵老人漫筆》最有價值有三部份，一是典章制度和人物行實的記載，二是關於前代典故和軼 事可補史志之不足，三是析辯一些學術上有紛爭的問題。詳參本註書目〈點校說明〉，頁 2。
明代官員俸祿微薄，以書畫創作或許能給自己帶來一些經濟上的助益。而仕 途之外的文人或山人更需要借此以謀生，他們的共同態度是，為人作文字時對方 需提供的潤筆方式，以銀兩或物品來取得適當的報酬。此外，因為明朝中期以後 商品經濟發展迅速，時人對於書畫價值認知度的提升等因素，讓書畫在市場中流 通日益頻繁，也形成特殊的文人文化現象。
二、閒賞文化
文人的集會從魏晉開始，在詩歌、繪畫或書法上留下不少雋永的事跡。魏晉 時期的清談之風，以名仕的主題畫像磚應社會需要而起，此外山石樹木的題材也 逐漸顯出其重要性。其中傳世所見「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磚畫，指的是魏晉時期 的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咸和春秋時期的高士榮啟期。到了 明朝，庭園分布幾乎遍及全國，與文人畫密切相關，卻乏雄偉的氣象。此間論造 園的著作甚多，一如：計成的《園治》對造園的原則、景觀佈置、石類選用記載 詳備，而陸紹珩《醉古堂掃劍》、文震亨《長物志》共十二類閒事賞玩的紀錄、
高濂完成於萬曆 19 年(1591)的《遵生八牋》其體系之龐大，可謂是當時文人美 學內容的映證，而編寫方式則多半承襲了宋代趙希鵠《洞天清祿集》的鑑賞內容 而來。119另外屠隆所撰的《考槃餘事》其中賞鑑品類豐厚，包括文人書畫、起居、
賞玩等十六項120；大致上是高濂作品為抄錄主體。
高濂在〈燕閑清賞牋〉的序言中提到：
高子曰：心無馳獵之勞，身無牽臂之役，避俗逃名，順時孜處，世 稱曰閑。而閑者，匪徒尸居肉食，無所事事之謂。俾閑而博奕樗蒲 ，又豈君子之所貴哉？孰知閑可以養性，可以悅心，可以怡生孜壽 ，斯得其閑矣。余嗜閑，雅好古，稽古之學…故余自閑日，遍考鐘 鼎卣彝，書畫法帖，窰玉古玩，文房器具，纖細究心。更校古今鑒 藻，是非辯正，悉為取裁。若耳目所及，真知確見，每事參訂補遺 ，似得慧眼觀法。…清心樂志，孰過於此？編成牋，曰燕閑清賞。121
高濂將閒隱生活與賞玩文化相提並論，閒隱的理念並非讓身心處於完全的停
119 明代才有完整的花道著作問世，如袁宏道「瓶史」、高濂「遵生八牋」、文震亨「長物志」、屠 隆「考槃餘事」都曾提到插花事宜，尤以高濂「遵生八牋」中的「瓶花三說」，可說是最早的 插花理論。瓶史一書更傳到日本，成為日本插花理論之重要依據。
120 屠隆，《考槃餘事》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考槃餘事及其他二種》(臺北市：臺灣 商務印書館，1966)。
121 高濂，《雅尚遵生八牋》，卷 14，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1，子部雜家類 (北京市 : 書 目文獻出版社，1988)，384-385。
息狀態。而是另外開闢一個新的生活方式。由「閒」到「雅」的概念下，拋棄世
圖 2-1 文徵明，《拙政園之四芭蕉檻》，冊，紙本水墨，27.3×26.6cm，1551，
四、玩物與收藏
從園林的營造到物品的收藏，明代的文人將藝術的範疇落實在社會的文化氛 圍之中，於是對於「物」的品鑑成為風尚，愛好藝術品的人所認定的物品，幾乎 達到一種近乎耳熟能詳的地步，因此經常有所謂時之所趨的流行取向，王世貞於
《觚不觚錄》曾言道：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 増十倍；窑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徳，以至永樂成化，
價亦驟増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 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 勲治扇、周治治商(鑲)嵌，及歙吕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 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宫 掖，其勢尚未已也。 131
所謂「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或沈德符「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
新安耳食」之說，應該就是在市場化後，江南文人的品味啟發流行，而徽商乃更 投入巨貲，在市場上大肆搜購，由此牽動著藝術品的市場走向，引領社會的品味 與流行；讓文人與商人分別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推波助瀾。此外，對於文房 器物或工藝品來說，若是名師所製，其價自是不凡。而藝師也通常會藉由文人聚 會來提升名聲與地位，此風氣則不曾稍歇。另外，沈德符在〈好事家〉《萬曆野 獲編》(卷 26)提到：
嘉靖末年，海內晏孜，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庭教歌舞之隙，間及 古玩。…嚴相國(嚴嵩)父子、朱成公兄弟，並以將相當塗，富貴盈 溢，旁及雅道。于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敵天府，未幾冰 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沒內帑，或售豪家，轉眼已不孚矣。今上初 年(萬曆初年)，張江陵(張居正)當國，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狹 ，而所收精好，益人畏其焰，無敢欺之，亦不旋踵歸大內、散人間 。時韓太史世能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吳郡項氏(項元汴)，以高價 鈎之，間及王弇州(王世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皆貣而稱大鑑 賞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後貣，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筪笥之 藏，為時所艷。132
131 王世貞，《觚不觚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041 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
440。王世貞《觚不觚錄》主要記明代典章制度，並有感於風氣之升降略記朝野軼聞。
13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四)》，1730。
明代文人或在朝官員大多愛好文藝，然而獲取藝術品的途徑或有不同；比如 嚴嵩是倚仗特權以求之，後來張居正也因權位的關係加上有此雅興，收藏也不
明代文人或在朝官員大多愛好文藝，然而獲取藝術品的途徑或有不同；比如 嚴嵩是倚仗特權以求之，後來張居正也因權位的關係加上有此雅興，收藏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