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遞

如果傳統只剩歌舞，如果母文化僅見於婚禮，為何還要堅持原封不動將一灘 死水保留給後代；文化變遷理當是時代更迭的自然結果，唯獨不死的精神該當恆 常延續，歌舞蘊含了什麼樣的民族情感，而陶壺木雕又訴說著什麼樣的生命故事，

歷史該被遺忘還是背後有其值得傳遞的意義；研究者以為在講究行銷的今天，要 重新包裝原住民文化的樣貌，除了「對外澄清以正視聽」的治標做法，更重要的，

是下一代排灣族人對「我們」有更全面的認識，並且能夠肯定「我們」的價值，

確認自己是「我們」一份子，願意追求集體意識的價值，並努力延續「我們」的 命脈。換句話說，關鍵在於新一代排灣族人的自我認同是否建立在民族文化認同 的根基上。

在談論文化傳遞之前，首先必須釐清認同的定義，Huntington, S.（2004）指出：

認同是一個個體或一個群體的「自我感」。它是自我意識的產物，這樣的意識使「我」

或「我們」做為一個實體有著不同的特質，讓「我」和「你」以及「我們」和「他 們」有所區別。（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2008，頁 38）

Huntington, S.（2004）同時也提出幾項關於認同的要點，其中一點提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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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完完全全地被建構出來的。」人們基於不同程度的壓力、誘因以及自由而創 造出自己的認同；是我們所認為且是我們所想要成為的樣子（高德源、劉純佑、

石吉雄譯，2008，頁 39）。這段關於認同的概念完全切中研究者的期待與憂慮，期 待的是排灣族新生代的民族文化認同是可以被建構的，憂慮的是下一代排灣族人 是否想要成為「排灣族人」的樣子；研究者會產生這樣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因 為「過去的社會制度與主張導致社會結構對原住民的負面解讀。原住民本身污名 的認同和一般臺灣人對原住民的污名圖像依然存在（潘裕豐，2009，頁 108）。」

因此研究者堅信，唯有先釐清排灣族文化的正面價值，才有辦法進一步說服下一 代肯定並接受自我的排灣族人角色，這樣的自我認同才是確保民族文化傳遞無阻 的基礎。

然而建立民族文化認同的過程對於個人有何實質意義？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Joseph Luft 和 Harry Ingham 在 1955 年提出了周哈里窗(Johari Window)理論，這項 理論在企業組織動力學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近年亦被廣泛用於小團體輔導，目的 在強化自我概念的認定與提升，Joseph Luft（1955）希望個人透過縮小自我保留的 私人領域，擴大對公眾的自我揭露，消除人與人之間因為認知的差異帶來的誤解，

簡單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已知和未知的「我」，而與他人互動過程中交錯構成 自己的「周哈里窗」，形成「我」的四個範疇—開放的自知範疇，公開但自我無 意識範疇，自知但不公開的範疇，公眾及自我皆無意識範疇—這項理論認為，個 人透過自我坦誠與他人的回饋互動，能促使開放我的部份盡量擴大，達到自我提 昇、自我肯定，及與他人形成良好交流互動的雙重效果。由此推論，研究者認為，

個體一旦形成排灣族人的自我認同，願意進一步對外界呈現排灣族人形象成為｢開 放我｣的一部分，不但能減輕個人「隱蔽我」的內心矛盾，認定自我的價值，也有 助於消弭與他人之間的認知差異，形成個人平衡健全之自我概念。周哈里窗( Johari Window )之 2×2 矩陣如下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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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師來源及素養問題，教材部分也有待商榷，上一節談到的「牡丹社事件」

就是歷史知識教材偏狹的例子之一，陳枝烈教授（2004）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

以「牡丹社事件」為例，指出各學習階段教科書描寫太過簡略的缺失—忽略事件 因果關係全貌，略過當時原住民家園被毀的創痛，未深入探討該歷史事件在「臺 灣走向現代化」和「原住民文化嚴重消失的開始」所代表的關鍵意義—在「漢族 中心」的意識形態之下，使得理應傳遞正確訊息的媒材失去了客觀性和全面性。

上述的例子對研究者而言也是一種提醒，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原住民的文化 解釋權漸漸回到族人自己身上，各個重點學校與原鄉學校亦配合推廣鄉土文化教 育，期望能由自己重新呈現自己的文化，正應如此，族人更需嚴謹看待文化傳遞 的內容與歷程；由於研究者任教學校內以阿美族學童居多，為了參加舞蹈比賽，

所有的孩子不分族群，由校內阿美族老師帶領，賣力地隨著阿美族歌謠唱跳著；

然而，研究者與夥伴們仍時時提醒自己，在比賽與認同的分界上務必為孩子們拿 捏尺寸，鼓勵孩子們以欣賞尊重的態度學習他族文化之餘，更致力為各族的孩子 們設計課程，尤其是文化賴以傳承的族語部分更列為課程重點；然而，現行學校 上課時數分配與課程規劃，讓孩子們實際能在學校接觸到的原住民文化課程實在 有限。

於是，研究者轉回源頭思考：學校沒教的事，部落有沒有人能教？屏東縣泰 武鄉「平和部落托育班」的例子大大的鼓舞了研究者，托育班裡的潘老師「以部 落日常生活及歲時周期為主軸，作為規劃課程與教學的內容，托育班的教室只是 其中一個空間，而不是唯一的空間，部落反而成為托育班上課的主要場所（陳枝 烈，2010，頁 89）」，幼兒以部落為教室，浸淫在 vuvu 的語言與文化情境中，vuvu 累積一輩子的智慧也獲得應有的尊重；根據 100 年 10 月底內政統計通報，原住民 人口之扶養比為 39.13％，其中扶幼比佔 30.64％（15 歲以下人口數除以 15-64 歲 人口數），也就是說 65 歲以上的老人家所佔的比例低於 15 歲以下的新生代，這是 一項警訊，更是一項契機，研究者期許自己加緊腳步，為結合生力軍的教育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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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智慧資產努力，在老人家凋零之前，讓排灣族傳統文化隨著 vuvu 的呼吸，

傳遞到下一代的生命軌跡裡……。

物種不繁殖必至滅絕，文化不繁衍，勢將如滴入洪流中的泡沫般消失於無形；

認同歷程的重塑並非為了培育下一代的獵人、雕刻家、音樂家或舞蹈家，而是將 長期未被全面完整看待的民族根源還給下一代，把未來的可能性交還給下一代；

然而除了政府單位現行教育政策，民間企劃案式的個別措施，研究者更希望突顯 排灣文化的核心價值所在，建立結合原鄉部落與都會區族人的文化認同重塑系 統，讓散居各地的族人不因與部落分離或社會變遷，形成個體生命失根的遺憾，

甚而造成排灣文化的斷層，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本研究的解構與再建構，超越 原住民或非原住民觀點的僵硬界線，發展向下扎根，並不斷向外延伸擴展的文化 素養培育管道，深化民族文化傳承的基底，活化排灣族核心價值的繁衍；文化傳 遞的目的不在還原排灣族歷史活動，而在延續一個民族經過世代交替社會變遷所 淬煉出的生存力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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