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文化政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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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根據目前蒐集到的文獻，經歸納整理後可大別為三類，分別探討「文化政策是 什麼」、「社區發展是什麼」，以及「政府的角色與策略」，茲說明如下：
第一節 文化政策是什麼？
壹、文化之涵義
「文化」（culture），依據文學批評家 Williams（1977）的說法，乃在「英語最複 雜難懂的字中排行前三名」。而「culture 一字源於拉丁文 cultura，原意為對土地的 耕耘和對植物的栽培，以後引申為對人的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培養。而在中國古籍 中，文化的涵義是文治與教化」（陳學明，1996），而此教化之概念正與西方學者 Miller 和 Yudice（2002）之見解不謀而合：「主流文化藉著教育、哲學、宗教、美學和藝術 等以使統治行為在由異質團體所構成的社會中變得正常與自然」。由此可知，關於文 化的定義雖然眾說紛紜，但總可歸結為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且重點在於教化。2以 下分述之：
一、有形的物質層面
文化可被視作一種商品，故在經濟市場中由供需決定價格之原則自然亦適 用於文化商品上。3然與一般商品主要的不同點在於：文化商品為「精神食糧」， 其對人們的思想、情感較易產生影響，而非一般商品的單純提供吾人物慾上之 短暫滿足，故「其價值問題仍為文化政策的焦點所在，即使其價格已由經濟市
2 吾人一般提到「文化」一詞時，亦多指涉其文藝、思想等精神性質。
3 此屬文化經濟學的範疇，其為「關於文化藝術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經濟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
（方家良 等，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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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例外」（cultural exemption）的原則，主張文化不同於其他商品，因其 超越了商業性質，所以政府對於文化產業之獎勵、融資等支持措施不應受到自 由貿易的規範限制。
二、無形的精神層面
「社會行動與社會制度乃是由文化賦予它們正當性，例如經驗知識、抒情 活動、宗教觀念，以及價值等等，它們一起表現共同的象徵符號系統（shared symbolic systems）」（Parsons, 1971）；5而「文化乃是作為社會行動的產物，同 時在意義上也限制著未來即將發生的其他社會行動」（Kroeber＆Kluckhohn, 1963），亦即，文化（或可稱作「象徵符號系統」）非但賦予了吾人行動之可以 被理解、溝通之意義，為社會關係的媒介，亦是整體社會行動之結果。因此，
「對經濟、政治等社會行動的理解必須以對文化的理解為前提」（Schroeder, 1992）。由上述可知文化對於個人思想行為以及整體社會運作發展的影響力，
實不容吾人小觑。總而言之，如同 Geertz（1973）所言：
文化概念基本上是一種「符號性的」（semiotic）概念。我相信 Weber 所言，人是一種懸浮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網絡之上的動物，我把文化 看作這些網絡，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也就不是要尋求法則的實驗性科 學，而是「發現意義的詮釋性科學」（interpretive science in search of meaning）。我所追求的就是這樣的解釋，即對那些表面上難以理解的 存在著認知的象徵符號（cognitive symbols）、道德與評價的象徵符號（moral-evaluative symbols），
以及抒情與欣賞的象徵符號（expressive-appreciative symbols）等等。對諸如罪惡、憂患和生命的限 度之關注，並非指涉超自然現象，而是指涉人類使用象徵符號去描繪它們的傾向。這些作為文化現 象，其本身並不是終極的實在。詳見林信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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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此種以迎合消費者口味為經營宗旨的「文化產業（工業）」（culture industry），其所造成的社會現象即為所謂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6但在大眾文化的風行 抨擊並倡導「菁英文化」（elite culture）。8如Marcuse（劉繼 譯，1990）便發表了 相關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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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以及消費」（Rentschler, 2002）。然問題在於：當政府進行文化政策的制定時，
反映的是誰的偏好？若自理性選擇的觀點視之，吾人可以預期：
文化政策往世俗化的方向靠攏，實為勢所必然。11而此也正是 Brzezinski（1970）
所言：
11 若可能的話，「政府亦可能採取『廣納的途徑』（latitudinarian approach）來推行文化政策，亦即在 內涵上為菁英文化，然而在形式上則是易為不同社經背景之民眾皆可親近的大眾文化」
（Mulcah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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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進步和大眾文化。
二、無形的精神層面
相較於有形的文化商品，由於無形的文化政策目標、效果趨於抽象，故一 般社會大眾對其較不熟悉或缺乏瞭解，此時委託人與代理人間之目標便有相異 的操控可能性，使得政治人物可從中實現本身之政策偏好、獲取政治利益。12 茲舉例說明如下：
（一）推動社區發展
朱婉寧（2005）便提到政府可以推動社區發展為手段，最終達成重新 形塑人民之國族認同的目標：
對土地的強調，可以視為新國家打造的重要步驟，目的之一，乃 將過去在大中國意識型態之下從不被注視的台灣本島，提昇至焦 點之下；目的之二，是藉由土地上的生活歷史經驗，召喚所有族 群對土地產生文化認同，將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結合。目的之三，
是藉由土地不可分割的觀念，結合所有單一社區成為一個國家。
土地做為文化發展的基礎，也正是政府對於台灣文化的想像方 式，且對土地的凝視，也可看出政策企圖抹去台灣所有移民前的 歷史記憶的用力，甚至包括較晚移入的外省族群，以打造出以土 地為依歸的新國家。
（二）教育文化政策
教育與文化本就密不可分，而政府便常經由教材內容之選擇來塑造該 國人民的歷史觀、文化認同等。如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之
12 Schuster（2003）便指出「政策之目標有其『明顯意圖』（intentionality），亦有其『內隱性』（implicit）……
而大多數的文化政策更是偏向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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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教學師資培育部分即為一例：13
傳藝中心以中國傳統節慶民俗出發，系列辦理「中小學教師民俗 技藝研習營－傳統竹編技藝研習營以及傳統燈藝、風箏研習營」、
「傳統年節民俗工藝研習營」、「九十二年暑期民俗技藝研習」
系列、「細木作家俱研習營」、「台灣傳統竹編技藝研習營」（初 級班及進階班）、「台灣傳統燈籠藝術花燈技藝研習營」及「台 灣傳統漆器技藝研習營」等四案，介紹與節慶民俗有關之傳統民 俗技藝，並使傳統民俗節慶之技藝得以藉由各級學校老師與有心 人士之實際傳習與創作，學習保存傳承傳統工藝之技術並宏揚我 國傳統民俗節慶文化。
（三）文化外交政策
文化亦可透過如館際文物交流、藝術家互訪等外交活動以發揮打響本 國之國際知名度、突破外交困境的政治功能，如文建會（2004）便提及：
以文化外交之軟性方式與他國建立深厚的友誼基礎，使國際友 人深刻的理解台灣內涵，建立台灣主體形象。此即所謂的「台 灣品牌化」（Branding Taiwan），亦即運用品牌的形象塑造，讓 世界認識當代台灣的風貌。
惟需注意者，文化政策之有形物質與無形精神層面間有時難以區隔，而是兼而有之。
如前所述之「文化例外」原則，其是歐盟國家為了對抗美國之強勢影視實力而不得 不採取之文化產業補助政策，此屬文化商品之物質層面。而該原則的另一目的正是 郭為藩（2006）所說的文化認同：
13 而毛澤東於中國大陸所大力推動之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以文化重建為口號、手段，遂行整肅異己、
拉抬個人政治地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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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士對其傳統文化一直有一種民族驕傲與自信，這種文化認同感首先 係基於歐洲的基督教文明為當前西方文化的源泉與傳統；其次在於體認歐 洲各地區文化特質的多樣化，非大多數民族文化所能及。此外，歐洲人也 普遍覺認歐洲的新文藝復興終將來臨，歐洲文化有豐厚本錢可以將本身的 優越品質重現於世界舞台上。基於這種認識，他們在教育文化上喊出「歐 洲品牌」（European label）、「歐洲面向」（European dimension）等口號，
提醒外國人士要從歐洲觀點來鑑賞歐洲體制與文化性格的品質與價值，例 如歐洲傳統大學在高等教育上自有其優點，不能從美加式寬廣校園、宏大 規模角度來比較；另一方面，歐洲品牌的強調係在鼓勵自家人不宜一味仿 效文化霸權的造型，而失去本身原有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並非單一的哲學家皇帝，故其所制定的文化政策極有可 能因為資訊的不對稱、有限的理性，以及自利的偏好等因素，因而制定出並非對公 眾而言最適的文化政策，而此即為所謂的「政府失靈」。14故一國的文化發展絕非單 靠市場或政府的力量，而是需要兩者（及非營利組織）共同的合作方有可能達成。
至於彼此之間資源配置的權力大小，以及誰的偏好才是最適等問題則永遠難解，因 其不僅須就各國的政治文化系絡而定，15在現實上亦是各方利益競逐和偏好循環後 的結果。雖然，它不見得是最有效率的。
叁、文化政策的理論建構
經由上述之分析，吾人可發現文化政策與一般的公共政策相同，皆是因應市場 失靈而生，且亦會有政府失靈的情況出現。然其中之不同處在於：文化具有一般商 品缺乏的長遠精神影響力，並以象徵性符號賦予吾人行為之意義，提供了社會溝通
14 如 Brooks（2003）便以統計結果得出政府對電台的補助若太多將會對私人之捐款產生排擠作用，
而此對於電台的長久經營反倒不是一件好事。
15 如在美國之文化政策採取的是自由放任、主由民間運作的態度；而在歐陸國家，政府則是扮演大 力主導文化發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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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的動能，故其價值實難以簡單的市場價格來加以計量，而此問題：「什麼才是 有價值的？」也正是整個文化政策所欲解決者。所以，吾人可謂政府介入文化市場 的原因乃是在接受人民的委託下，對社會價值進行重塑與建構，以使整體社會不論
與發展的動能，故其價值實難以簡單的市場價格來加以計量，而此問題：「什麼才是 有價值的？」也正是整個文化政策所欲解決者。所以，吾人可謂政府介入文化市場 的原因乃是在接受人民的委託下，對社會價值進行重塑與建構，以使整體社會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