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全球化─資本、產製、勞動

「全球化」是當下重要的現象之一，早在 1980 年代，學者 Robertson 即開始 研究，提出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 theory），並於 1992 年出版《全球化：社會 理論與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al），把全球化看 成「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的意識」，進而探討世界體系理論、文化與世界秩序的 影響、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文明性與文明化過程、全球性、現代性及後現代性 議題（蘇蘅，2005）。此外，Giddens 亦將全球化定義為「遠在千里的事也與當地 相關，反之亦然，全世界的社會關係不斷深化」（Giddens, 1990 ），顯示全球化 提高各地的相互關聯性，同時，新科技、傳播壓縮了現有時空，使資訊傳遞更加 深入、快速，不受地理疆界限制。

在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裡，全球化通常指資本、商品、勞動力、資訊或文化 符號的跨國流動（蔡慶同，2008），強調「地理終結」與「主權終結」，認為大型 跨國企業興起，將促使國家解除對資本與市場的限制，甚至進一步讓經濟去疆界 化，國家也不再主導，反而成為地方、全國、全球間的中介（郭東益，2005；蘇 蘅，2005）。但上述理論容易低估國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全球化可能是 一種迷思、強力論述，甚至是種信仰（Bourdieu, 1998）；Herman and McChesney 也曾說，全球化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經常忽略國際關係中既存的不平等和階 級，自由貿易往往有利於富裕國家，使弱國更加邊緣化（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頁 2-3；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譯，2009，頁 175）。 此外，另有學者認為，全球化雖然影響當今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但國家與在 地並未消失，反而建立起新形態的「網路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它是一 個動態、多面向、交互連結的過程，存在拉力和推力，有普遍化也有特殊化，任 何國族、族群都不可排除在外（魏玓，2003；蘇蘅，2005；Giddens, 1990；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

有鑑於此，全球化影響的範圍既廣且深，各種理論、學派眾說紛紜，其中，

Tomlinson 曾在《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中提到，有關全球化 造成的各種改變，「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是不可忽略的一環，因為文化 既可以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它區分了全球化資本市場中的「大眾」與「菁英」

權力關係（Tomlinson, 1999／鄭棨元、陳慧慈譯，2003，頁 26-27）。因此，隨著 電信傳播、語言、跨國文化產業日益興盛，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便成為學者關注 趨勢（Held et al, 1999），而從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下了解全球市場如何形成，

跨國資本、企業又是怎樣改變文化產製與勞動分工，正是本研究接下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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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全球市場的形成 一、 16~17 世紀

全球市場形成可以追溯到 16、17 世紀的重商主義，此時商業資本興起，先 前盛行於西歐的封建主義逐漸衰敗，新興國家君主認為財富是獲得權力的必要手 段，兩者也是治國的最終目標，便對外積極找尋殖民地、展開海外貿易，掠奪他 國財富與人口，同時提升國際地位；對內則干涉各項經濟活動，快速累積金銀，

增強國家財富與軍事武力，以便再向外侵略（張亞中、苗繼德，2003），造成大 規模的人口、商品、貴重金屬跨國流動，促使全世界進入市場體系中。

二、 18~19 世紀

直到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自由主義取代重商主義，奉行「市場機能」（market function）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市場 是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自發產生，依照內在邏輯自行運作、自我矯正，不當介入 反而會破壞穩定，導致資源錯置、無法發揮原有效益（張亞中、苗繼德，2003）。

此外，自由主義不同於重商主義，認為國際貿易是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 各國藉由比較利益優勢、專業化生產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並透過自由貿易以較低 成本獲取資金、資源與市場。在此過程中，國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消除 貿易障礙，同時，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也能減少不必要的戰爭，有助於國際和平

（張亞中、苗繼德，2003；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2008）。

19 世紀中期後，大西洋各國的貨幣與資本市場幾乎融為一體，積極向外擴 張，然而，雖然全球市場逐步成形，但文化產業的發展卻遲疑不前。此時，報紙、

雜誌幾乎針對本地市場發行，語言差異限制了出口的可能性，直到 19 世紀後期，

歐、美各國大舉建立殖民地，允許本國報業在殖民地開設分公司，維繫統治勢力，

同時拓展市場。之後，隨著運輸與通訊技術提升，殖民母國與資本力量進一步結 合，為了加快商業聯繫，以無線電為主的國際通訊社開始擴張，於各地設置辦事 處，成為全球媒體的第一種形式（蔡慶同，2008；蘇蘅，2005；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也為全球市場的成長奠定基礎。

三、 20 世紀之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美政府、各類國際金融組織簽署不同的國際、區域 貿易協定，來重建戰後秩序，鼓勵私營企業和經濟開放，無形中促進了全球資本 主義發展，助長跨國公司發展（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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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跨國公司改變了全球市場的樣貌，伴隨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各國 法規、政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重管制（re-regulation）、私有化

（privatization）、市場化（marketization），讓早已遍佈各地的跨國電訊、媒體娛 樂公司持續壯大，大型組織相互併購、聯盟、合資，從只採購原料、販賣成品的 單一公司，變成更大規模、更複雜的跨國集團，參與各項區域、全球投資，以行 銷單一產品到不同地區，透過「世界品牌」打破文化藩籬，促進文化商品流通

（Herman & McChesney, 1997／甄春亮譯，1997；Hesmondhalgh, 2002／廖佩君 譯，2009；Tomlinson, 1991／馮建三譯，1994）。

Castells 曾言，全球經濟異於世界經濟，在世界經濟中，資本在各地累積，

全球經濟則不同，它變成一個即時單位，具有制度性和組織性，而在全球共同形 成的網路社會中，一股以資本主義為出發的力量帶動各種變遷，使科技、生產快 速流動，同時也讓資本在特定時間裡克服任何限制，大規模不斷擴張，加速交易 與消費（Castells, 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頁 108-109）。但 Hardt 和 Negri 則從批判角度切入，提出全球資本「帝國」概念，指資本主義發展無法限 於單一國家，資本的本性是不斷擴張，以對外圍（the outside）的剝奪來滿足內 部（the inside）需求。因此，為了達到生產循環，資本家必須尋求海外市場，透 過跨國公司形成以掠奪、偷竊為主的帝國主義，來維持資本主義的穩定。於是，

在現代社會，資本已將世界各國納入全球網絡中，逐漸成形的全球市場更代表沒 有任何國家、地區能孤立於外（Hardt & Negri, 2000／李尚遠譯，2002）。

貳、 全球化下的文化產製形式

儘管全球化現象可追溯到 19 世紀前，但理論直到 20 世紀初，特別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才逐漸明朗，世界形成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和蘇聯共產集團兩極 發展的「東西方意識形態對峙」，以及北方工業先進國與南方落後國的「南北方 經濟差距」兩條主軸（蘇蘅，2005），當全球 80％的資源由 20％西方強權控制時，

使人開始思考，全球化看似自由、平等、開放的價值觀，究竟分享了誰的文化？

一、 文化帝國主義觀點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論述起源於 1960 年代，延續 Frank 和 Wallerstein 將世界分成「中心─半邊陲─邊陲」概念，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運 用經濟、政治權力，對外輸出娛樂消費、媒體影像等文化產品，由核心向邊陲宣 傳價值觀與習慣，形成不平等的交換、剝削關係，讓霸權得以永續存在，而犧牲 其他地區的在地文化。因此，全球化並未讓文化更加多元，反而趨向同質，形成

「美國化」或「西方化」（李金銓，2003；Tomlinson, 1991／馮建三譯，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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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erbert Schiller 作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代表學者，他強調媒介文化和經 濟發展相互為用，文化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就藏在商品中，成為帝國擴張的管道。

然而，在後冷戰時期，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再以國家為單位，全球文化的支配關係 也不侷限於核心、邊陲，而是跨國企業（Schiller, 1973／王怡紅譯，1996）。步入 90 年代，即使跨國企業不再全由西方強權控制，但 Schiller 認為美國仍憑著軍事、

政治、經濟優勢，掌控國際情勢、與大部分文化產業支配權，讓來自各地的跨國 企業大舉輸出資本、商品、科技、人才、管理模式到落後國家，宣傳全球普同化 意識形態（Schiller, 1973／王怡紅譯，1996），Ferguson 也認為，美國擁有一定經 濟規模與先進技術，文化工業持續快速發展，他國難以跟進（Ferguson, 1992）。

因此，全球化並不會帶來解放，反而使既有的權力體系持續運作、社會階級分化 嚴重、國際不平等關係也逐漸加強。

二、 全球化論者之批判

相較上述說法，全球化論者 Tomlinson 則對文化帝國主義提出四點質疑：第 一、概念太過含糊，誇大傳播媒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位，陷入「媒介就是文化」

狹隘觀點；第二、對於何謂「在地文化」、「文化自主」、「文化認同」解釋不清，

忽略民族國家其實是想像的共同體，內部本身充滿歧異，全球化不一定會造成文 化同質化；第三、跨國資本主義雖然會使文化聚合，邁向同質化，但在地反抗、

文化自主的力道仍不容小覷；第四、批判「現代性」（modernity）的同時，卻將 現代性等同於資本主義，忽略資本主義只是其中一種表現，質疑發展、進步對文 化的侵略，卻又欣然接受現代物質享受，一味把傳統浪漫化（Tomlinson, 1991／

馮建三譯，1994，頁 42-57）。因此，Tomlinson 認為與其批判現代性，不如從中 了解文化如何擴散、傳統文化怎樣流逝，並非單從霸權宰制而論。

即使 Tomlinson 主張應用較中立的「全球化」取代「文化帝國主義」（簡旭伶，

2011），但有學者認為，此說徹底將第三世界同質化，弱勢觀點無法彰顯，忽略 了全球化過程中結構性資源、權力分配不均問題。在現今國際社會，新殖民帝國 主義脫胎換骨，透過經濟資本、大型國家機器組織、文化生產結構的直接或間接

2011），但有學者認為，此說徹底將第三世界同質化，弱勢觀點無法彰顯，忽略 了全球化過程中結構性資源、權力分配不均問題。在現今國際社會，新殖民帝國 主義脫胎換骨，透過經濟資本、大型國家機器組織、文化生產結構的直接或間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