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於 1950、1960 年代「壓抑」的政治氛圍使得各種論述亟欲顫生，也使得西學 的研究引進，不但對西方文學多所引介學習，也在本地現實的創作關懷中開發出饒富 深意的反思運用。1980 年代在台灣經濟實力累積與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下出國深造的大 量留學生，遭遇的正是歐美國家在激進社會運動衝擊沈澱之下形成學術典範更替的歷 史時刻，女性主義詮釋方法開闢出廣大的研究園地，也逐漸贏得學術的正當性。是故，
從八○年代的婦女運動、女性主義思潮起始，台灣的學術研究或社運思考便有意的參 照英美的相關論述及歷史。女性主義理論及女性研究在發展過程中也分立出許多派 別，其中激進主義路線則是帶出了性/別研究及同志研究的視野。這樣的一脈承襲的西 方參照確實豐富了台灣本地思考資源，但也要接著思考豐富性之外的各種影響。
故在此部分的討論中之所以採用這樣一個以在地社會歷史作為檢視的進路，正是 因為我對不看歷史脈絡、不考慮差異性別主體、不體認論述之塑造力量的那種本質主 義式分析感到不安。畢竟，如果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已經在文化脈絡中形成非常不同的 性別權力和利益佈局，如果（後）現代、（後）殖民、女性主義、酷兒研究等新的理 論分析架構和世界政經局勢構築了曖昧複雜的敵友關係；如果個人的自我意識和定位 眼界隨著性別解放運動而開始變動；那麼，各種性別主體在此權力網絡變動中難道不 會形成一些和過去不一樣的面貌及內涵？面對這些新局勢，反思自身的運動牽連，女 性主義或性別理論的文化分析顯然也必須持續創造新的、複雜靈活的論述，繼續挖掘 串連新生的或被壓抑的顛覆力量，以積極介入層出不窮的新性別佈局和現象。這意味 著這樣的操作置放於在地的微妙位置上來看時，特別有其複雜性。而台灣的同志論述 或性別研究的確無法不從正視這一局面來進行思考。
「西方」做為台灣同志與性/別研究的參照，特別是北美社會中的知識生產，因著 許多因素，台灣的學術界甚至涵蓋部分運動圈的思考對於北美社會的參照學習形成一 個具體的歷史軌跡，並著實累積的許多難以切斷的影響力。關於這一不可分割的結構 性生成，陳光興闡明：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而長期 的冷戰秩序，並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作，反共親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對 我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造成深遠的效應，長期流動在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欲望當中。
根據教育部公佈的統計數字，在 1990 年以前，80-90%以上的留學生是留美的，曾經構 成在美國最大的外籍學生群體。如今這個情勢起了變化，但是出國學生還有五成留美。
所以，戰後的菁英大部分有過美國讀書生活的經驗，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成為台灣主 要的想像。（陳光興，2003：195）
而台灣的學術生產，典章、制度乃至於學科分界便都以美國為典範，連教科書的 引進，乃至於翻譯，都是來自於美國。1980 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
文化翻譯與論述生成的概念
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於是在歐美地區宣告結束。以美國 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形成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 為手段，打通冷戰時期無法進入的疆域。從這個面向來思考，全球化意味著冷戰的鬆 動，冷戰時期相互隔絕的地區開始發生關係。也正是在這樣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 產方式開始發生巨變。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於國家意識形態，
那麼 90 年代以後，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東亞區塊中，非 國家主義／國族主義的左翼份子，更準確的說，新左翼及進步的批判圈，並沒有在新 形勢中撤退，反而似乎正在集結，想要走出我們自己的新方向。陳光興接著點出：我 們是用美式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認識自己的社會。以上種種現象說明的是，我們過 去其實活在半個不完整的世界，冷戰結束的宣告，並不能輕易抹去鎖在這半個世界中 所積累之文化政治效應的歷史銘刻。（陳光興，2003：195-202）我認為在此理清此一 以北美為主導的西方參照結構形成的歷史因素及條件，將有助於思考及檢視台灣各種 文化論述論述的內涵。12
一、「西方」的意義：論述轉化的外來力量
從上述陳光興的看法而言，台灣社會內部的各種變化不能僅從單一歷史軌跡中著 眼理解，異文化帶來的影響及衝撞更是需要分析的一環，其中便應該加入對於「全球 化」的脈絡及效應的理解。然而「全球化」不應簡單地還原為「西方化」、「美國化」，
也不僅等同於資本主義，或簡單地等同於商品化的過程。從這一提醒出發討論此部分 的研究命題，我希望能將全球化脈絡下的台灣文化、論述的構成作一檢視及展望，原 因在於目前台灣社會文化若與所謂的「全球化」有所連結，是在於將主要的文化參照 對象指向西方。如瞿宛文在〈文化批評論壇：全球化與學術生產〉中的發言：
後進國家如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全球化現象，並不是一種「國際分工」，而是在 美國文化霸權籠罩之下，我們自行援引（我們所認定的）美國標準來作為互相評 鑑的準則，這可能導致盲目追隨西方理論，同時造成投入眾多學術資源研究美國 主流議題，以及以美國的視野與問題意識來探討當地議題的問題。（瞿宛文，2003）
台灣的學術及大眾文化論述有意的大量學習西方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也在歷 史結構中發生作用。如九○年代對於台灣的性別/同志論述發展所造就的開創性局面，
並非僅是解嚴帶來的效應，透過翻譯此一活動，將異文化的思潮引介並影響在地文化 的內涵，在九○年代的全球化論述出現之前便已有許多積累。這一股跨國性的活動所 累積的能量，更是促成九○年代一波高度的論述生產以及改變九○年代之前論述的重
12 此處引用陳光興在〈在全球反戰聲浪下反思台灣主體性中的美國〉一文中的說法，必須澄清在此引我 想藉助強調的即是：台灣學院內對於北美的知識系統的結構性連結是不需加以否認或切斷的此一前提，
來幫助我釐清現有論述結構中必須注意到的雜揉（hybrid）部分，作為分析在地性時不落入單向、本質 式思考的提醒。
要因素之一。但即使我們已從中獲得許多影響及效益仍有所侷限，也應該開始檢視這 一參照對象的影響，以及在地接收外來論述後的結果。
檢視、反省外來論述的意義，並非意味強化自身與異文化的不相容性。西方、北 美作為參照對象本身並無問題，在台灣歷史結構中也已然存在；然而若概念、思潮引 介進入台灣本土情境中卻未發生有效的影響，甚至出現全然否定的聲浪而非積極的討 論反省，是因為有著怎樣的意識或態度呢？我認為可能的原因之一即在於：討論者過 於自覺（而造成某種對立性及封閉性）的文化屬性。我所謂的過於自覺即表現在於「未 充分認知自身文化構成的複雜內涵」，而過度宣揚霸權文化與自身的對立，因此總是再 次落入西方語言中心思維裡。以台灣引介西方的「後」學討論為例，廖炳惠在《回顧 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1994）中，將臺灣論述圈中的各種有關「後現代」
與「後殖民」討論作一分析批判，廖炳惠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以回顧和反省的方式整 理後現代與後殖民話語的文化意涵，並在對西方學者傅科、哈伯瑪斯、泰勒等有關現 代文化的話語分析中，引申出臺灣社會面臨的一些潛在問題。在一部分的分析中，廖 炳惠注意到後殖民知識份子身份構成的差異性，以及他們強調知識話語本土化和普遍 性的雙重性。他認為：
隨著新殖民與後殖民的並行，殖民地的文化社群被迫要重新界定本身的傳統，針 對本土與環球文化生產模式之間的辯證關係，提出自我及他人再現的文化政治問 題，以堅持文化差異。絕大部分的‘後殖民批評家’或‘後殖民知識份子’是在此種社 會環境（越戰及冷戰結束）裏受高等教育，而且通常是到英、美上大學、研究所，
然後留在英、美或回到本國，形成其‘後殖民’觀點，與歐美正崛起的女權主義、
多元文化、後現代及後結構主義彼此搭配，在推波助瀾之下，儼然是文化批評及 文化研究的一大重點。（廖炳惠，1994：18）
當殖民文化社群在重新闡釋自身的傳統並確立自己的言述方式時，太有意識的與 西方對立，反而無法脫離西方中心模式。尤其是在亞洲，由於被殖民的經驗錯綜複雜，
使學者們在引介後殖民理論來分析臺灣社會文化與文學時，仍然受制於中心話語。這 樣的表現在一方面是全然認為來自歐美的理論有其不適切性；另一方面則是容易將在 地與西方清楚的劃分為兩個文化主體，而忽略自身文化構成在歷史中與異文化雜揉
（hybrid）形成的複雜內涵。當然，在此我並非認為全球化中的文化構成已將各文化之 間的差異消弭。我想提出的重點在於，譯介者在消化吸收異文化中的各種思潮、理論
（hybrid）形成的複雜內涵。當然，在此我並非認為全球化中的文化構成已將各文化之 間的差異消弭。我想提出的重點在於，譯介者在消化吸收異文化中的各種思潮、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