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 Queer theory/studies 形成脈絡：

「Queer」一詞向來為語言實踐的操作，

它主要的目的一向在於羞辱其所命名的主體，

或者更確切的來說，

主體經由那羞辱的召喚而產生。（Butler，1993: 226）

「Queer 國」的國民絕不斷稱一種新的身份認同，而是主張：我是 queer，並且拒

58 此處所謂的「翻譯」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翻譯，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一書中明言：「我對跨語際實踐 的研究重心並不是技術意義上的翻譯，而是翻譯的歷史條件，以及由不同語言間最初的接觸而引發的話 語實踐。總體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詞語、新意思和新話語興起、代謝，並在本國語言中獲得合法性 的過程」。劉禾對翻譯的關注及其重心的轉移來源於其獨特的問題意識及其對不同理論資源的反思，可 以說，跨語際實踐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其獨特問題意識的引導下，通過與不同理論資源的對話而建立起 來的。

59筆者在此指涉的是西方脈絡的 queer 一詞時，特意以原文出現不做中文翻譯，以此作為對翻譯後的台 灣「酷兒」做清楚的區分。

60 「酷兒」一翻譯詞於筆者目前能掌握的文獻資料來探源，最初乃於 1994 年 1 月出版之《島嶼邊緣》

第十期-〈酷兒 QUEER〉專題中出現，關於詳盡分析請見下文。

絕任何狹義的身份認同；我在邊緣與主流之間遊移：我拒絕任何既有的分類，我 不要妳/你認可，滾開別在我的面前，我們 queer 自然會站到妳/你面前。⁶¹（Berube and Escoffier, 1991:14-16）

西方北美的 queer theory/ politics 是九○年代的發展，汲引自八○年代早期起男同 性戀研究與同性戀行動主義，尤其是抗議團體「ActUp」（the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和「Outrage」的早期著作，以及較近的 1980 年代晚期起，女同性戀理論與批 評的顯著發展。其他影響來自女性主義裡的性別研究，以及後現代主義破除舊習的衝 力。「queer」這個字眼是具挑撥性的描述，挪用了早期對同性戀生活通常是冒犯性的 描述，但現在轉為有利的面向。「成為 queer」（to be queer）便是公開採行非「直」

（straight）的生活，而「耍酷」（to queer）則是讓視為理所當然且假設具有固定意義 的那些認同、文本和態度，變得疏離而陌生﹔而這些意義原被認為是替作為社會–性慾 規範的父權體制背書。因此，酷兒理論並非分離運動，宣稱有某種同性戀特性的本質。

反之，酷兒理論強調性欲認同的建構性、多重性和曖昧模糊。這使得異性戀特質只是 各種認同之一。據此，性慾認同是可變的，而且是有關選擇或個人生活方式的事情。

在學院著作裡，對酷兒理論的主要影響，顯示出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的交錯，

乃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0, 1993）所發展的操演性慾特質（performative sexuality）

的觀念。巴特勒主張取消一切性慾認同本身，包括指明「女同性戀」為一正面的詞語 的作法。「我寧可讓這個符號意指為何永遠不清楚」（1990）。在這種模糊狀態裡，

其實有一種瓦解策略，建基於一種即興、不連續的、處於形成過程的認同概念。不過，

這兩種傳統的定位都是朝向多樣化與抵抗（Weeks，1985）。

“queer studies”在九○年代興起，要理解這一極具顛覆性的概念，必須先從它字源 上的轉變談起。“queer”這個字眼在意義上接近中文的「怪胎」、「變態」、「怪異」，出現 脈絡則是因為英美社會出現同性戀運動已有頗長的一段時間，在這過程中間主流社會 價值因為反彈而出現敵意，反同性戀的字眼及歧視性的語言也隨之興起並擴散，類似 的字眼還有“fag”、“dyke”等…，而“queer”一詞被英美社會中的同性戀者翻轉過來使用，

以自信、反抗的態度來稱呼自己，這樣的翻轉類似於原本辱罵黑人的“nigger”，現也在 黑人社群中被使用；“queer”反抗性話語的出現源於北美的八○年代的愛滋運動，尤其 是位於紐約市的「Act Up」與「Queer Nation」 這二個組織的影響，而後者的口號：「we’re here,we’requeer,getused to it.」更直接地把“queer”這個在英文的語境中原本帶有貶意 的詞挪用收編為對自己有力的話語武器。

關於將羞辱性詞語挪用、轉化這部分的理解，可以接合到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所提出的「羞辱轉化」（shame transformation）以做為“queer”此一詞語被轉 化使用的基礎。賽菊蔻認為「羞辱」（shame）是“queer”主體在認同時「第一個、而且

61 此段翻譯原文為： “QueerNationalsaretorn between affirming anew identity- ‘Iam queer’- and rejecting restrictive identities- ‘Irejectyou categories,’- between rejecting assimilation- ‘Idon’tneed your approval, just getoutofmy face’- and wanting to be recognized by mainstream society- ‘Wequeersaregonnagetin your face.’”（ Berube and Escoffier, 1991:14-16）

台灣同志論述中的酷兒翻譯

是一個永遠的、結構性的認同事實」（Sedgwick，1998：107）。論者由英國分析哲學家 奧斯汀（J. L. Austin）的「操演句」（performatives）的論述再出發，並對巴特勒（Judith Butler） 所提出的「性別操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 提出修正的看法，並由討論

「羞辱」的轉化，來建構其「queer 操演」 （queer performativity） ⁶²。

其實“queer”此一概念出現在西方理論界，是一開始由著名女權主義者勞瑞蒂思

（Teresa de Lauretis）提出“queer theory”的概念，最初見於 1991 年《差異》（Differences）

雜誌的一期「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的性」（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

專號。首先使用這一用語的勞瑞蒂思認為，同性戀如今已不再被視為一種游離於主流

固定在某種社會地位上這種作法的挑戰。“queer politics”是九○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 地方同性戀中產生的一種新的政治力量。（李銀河，2003：2-5）不管是運動或學術場 流，如杜根（Lisa Duggan）在脈絡化九○年代初期北美社會中的“queer discourses”時指 出，當時在提倡“queer politics”十分著名的幾個同志組織便積極的強調上述策略的必要 性：

現身（Outing）策略和 Outweek 雜誌的內涵兩者都是源於當時圍繞在 ACT UP 組 織和它的分支 Queer Nation 對於修辭學及策略上的戰果。許多這些新興的同志運 動健將拒絕自由主義價值下的個人隱私並拒絕容忍較主流的同志組織所主導的 各種行事。相反的，他們強調公共性及自我主張；對於戰術選擇積極討論對策並 直接發揮作用；而差異（difference）的修辭策略則是取代了原本社會同化主義者 為各群體所帶來的同質性。⁶³（Duggan，1992：15）

62 奧斯汀的「操演句」最常用的例子便是在婚禮時，彼此說「我願意」（I do），來認為「我們很清楚的 看到，（在一定的條件之下）說出這句話，並不是要描述我在做（一件事），也不是宣告我正在做這件事；

事實上，說這句話也就是在做這件事。」（Sedgwick, 1998: 91）。以此出發，賽菊蔻以「（你）不要臉」（Shame on you）一句來討論「羞辱轉化」與「召喚」的重要特徵。（Sedgwick，1998: 100-101）

63 原文為：“Both ’outing’and Outweek sprang from the efflorescence ofmilitance surrounding therhetoric and politics of ACT UP and its spinoff, Queer Nation. Many of these new gay militants reject the liberal value

當然這樣的現身策略引起北美社會的重視及討論，反對的聲浪也是存在，作法或 許可議，其中的一些立意卻是得到認可的，譬如這一挑戰「主流」、「常態」的策略行 為其實也同時挑戰了國家主義式的單一認同取向。在學術場域裡的發展狀況，則是從 傅科（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1980）出現開始到其他 結構主義學者的研究累積，鬆動了原本僵化已久的二元對立思想，對於性及性別的思 考注入多元性，“queer theory”的出現及發展更是為學術圈中同志及性別研究去邊緣 化。同樣被視為十分重要的“queer”研究學者的賽菊蔻認為某種文化中兩級對立的分 類，比如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劃分，實際上是處於一種不穩定和動態的關係之中，她在 其著作《衣櫃認識論》（The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1990）中說道：

這本書將要致力爭論的是，對於現代西方文化中各面向的理解，其實都必須要被 破壞掉其物質中心的部分，直到程度上能夠不再吸收掉對於現代同性/異性戀定義 的批判分析才行。⁶⁴（Sedgwick，1990：1）

以上所試圖強調的是，“queer”並不指稱某一種性別類型，並且期待在這樣一種過 程中，性別身份的表達能逐漸夠擺脫結構性的框架。如巴特勒在《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 1990） 書中討論性別認同的議題時，以同性戀者的經驗為例， 提出了「性別 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理論；她所謂的「操演」（performativity） 並非一般 指涉的「表演」（performance），因為性別並不像衣服般可任由我們隨意穿脫。也就是 說，性別是一連性慾取向的重複行為，而不是一種能夠以基本的距離置身事外的「表 演」。「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論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她認爲，人們的同 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的行爲都不是某種固定的身份。

在巴特勒看來，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 復的行爲的真實基礎，社會性別也不是一種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現。（Butler，1990：23-27）

任何一種權威性的模型都是在壓抑其他聲音的出現，而為了讓差異發聲，如著名的黑 人女同志詩人蘿德（Audre Lorde）在八○年代即曾對同志社群中也存在的種族偏見提 出批評，她說道：我們花了一段不短的時間讓每個人都能認知到，我們身處的地方是 一棟存在各種差異的屋子，而非只是為了保全任何一種特殊的差異。⁶⁵（Lorde，1982：

266 ）到了九○年代，蘿德的呼籲已逐漸在提倡「差異政治」的“queerpolitics”中被實 踐著。“queer”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又是頗具「顛覆能力」的，

它不僅要顛覆異性戀的霸權，而且同時也要顛覆以往的同性戀正統觀念，最後我們可

of privacy and appeal to tolerance which dominate the agendas of more mainstream gay organizations. Instead, they emphasize publicity and self-assertion; confrontation and direct action top their list of tactical options; the rhetoric of difference replaces the more assimilationist liberal emphasis on similarity to other groups.”

（Duggan, p15）

64 原文為 “Thisbook willarguethatan understanding ofvirtually any aspectofmodern Western culture must be, not merely incomplete, but damaged in its central substance to the degree that it does not incorporate a criticalanalysisofmodern homo/heterosexualdefinition.” （Sedgwick,1990：1）

65 原文為：”It was a while before we came to realize that our place was the very house of difference rather than the security of any one particular difference.”（Lorde,1982:266）

台灣同志論述中的酷兒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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