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翻譯」與「論述型構」
「文化翻譯」概念與台灣同志論述的形成有著十分重要的關聯性，這使得本論文 的研究在於將－「翻譯」詞彙概念的引進所促成的論述轉化－作一脈絡性分析。我試 圖透過探究「文化翻譯」在不同脈絡中的意義，並將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翻譯」定義 為「促成文化模式轉化」的行為。因此扣合著「論述總是不斷在形成中」（discourse in process）的概念，「文化翻譯」正是影響著論述形成、轉化的重要因素。故在本論文各 章的分析中，我在釐清「翻譯」以及「文化翻譯」的概念之後，將之帶入分析台灣同 志論述中出現的各種詞彙，藉此將同志論述的輪廓與轉變描繪分析出來；並且進而以
「酷兒」一詞的翻譯詮釋為例，細緻探究新「翻譯」詞彙對於其所進入的論述語境所 造成的政治性影響；其中包括因而產生的論述轉化以及文化雜揉性。
在釐清本論文的核心論點之後，且讓我們再次回到傅柯對於「論述」的深刻討論。
「論述」﹕是有系統地形構其所談論對象的實踐。（Foucault，1972﹕54）從這一觀點 出發，我們將進一步談及在「論述」形成過程中，是什麼被說？被誰說？以及如何在 社會語境中合法化的？當論者透過論述產生知識與意義，以特定的方式傳達想法、語 言與實踐，使得知識、權力與論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而透過這之間的互動，產 生不同的知識面貌；並且在不同的時空脈落下，會有不同的型態展現。上述的討論方 式使得「論述」在傅柯的討論中被賦予了一個「可被鬆動」的可能，這一鬆動可能來 自於「論述」總是在一個不斷被詮釋建構的過程裡。
當我將「文化翻譯」的概念置放在「論述」討論的範疇裡，便能在理解上得到高 度的契合。正因為「文化翻譯」的概念如同「論述」一般，總是在一個不斷被賦予意 義的過程中；而「文化翻譯」所具有的政治性，也正是在於前述之過程中發生的權力 運作及消長。我在此欲將「文化翻譯」定義為「知識形構的政治性過程」，這便如尼蘭 賈納所說的﹕「翻譯」是一個「場」、是一組「問題系」。但「文化翻譯」與「論述」
的關係並非停在「具有高度相似內涵」的這一部份討論點上。而是﹕「文化翻譯」除 了是一「知識形構的政治性過程」，它本身也是影響著這一過程轉化的動力。
特別是在「全球-在地」文化構成的脈絡裡，「文化翻譯」為在地的文化論述編織 了一張「網」，在「網」內展演的即是各種論述的形成與轉化，並為在地文化形構了多 元而複雜的意義。為使這張「網」的內容更具體呈現，我帶入的是「蜘蛛結網」的想 像。如同我在第二章裡的分析，蜘蛛這一媒介有如「文化翻譯」的功能，在吸收異質 元素後於內部發生轉化，而能夠吐出適合應用在編織實踐上的物質。當這張「網」透
過其中極具政治性的吐納過程，而形成強烈的殊異性及在地性後，它便強壯的能具有
「獵捕」的功能，這一「獵捕」功能表現在全球化語境中，即是反制一個強權的介入，
也就是巴巴所論述的「雜揉性」意涵。
因此透過「文化翻譯」為在地文化論述所帶入的新詞語、新意義，並非僅是「空 降」而未與在地脈絡接合；也並非強迫性的介入在地論述，為原有的詞語、論述產生 壓迫，而是共同協商、競逐，甚至是並存於在地語境中。如同我在第三章裡以台灣社 會中的同志論述為對象，所分析描繪出來的輪廓與轉變，並鋪陳此論述的意識型態譜 系與地圖。台灣同志論述透過「翻譯」引介外來詞彙、概念，形成外部的命名行為，
以及內部的發生轉化。那其中包括了傳統用語的貶抑污名意涵隨著新譯詞的創造介 入，而形成一個豐富的想像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不同的詞語各自透過論述詮釋而取 得合法性，新舊詞彙也並未隨著時間產生汰換，而是在社會語境中各自取得獨特意義，
並仍處在一個流動演變的過程中。
每個「翻譯」詞彙都具有其特殊性，乃因其自成一套「論述」、是一個意義生成的
「場域」，這使得每個「翻譯」詞彙的引介脈絡都需要被仔細討論檢視。如同劉禾分析 透過「翻譯」而「創造」出來的新的辭彙，是如何塑造了中國的「國民性」、「現代性」
的概念；以及她所進一步陳述，這些概念並僅是透過翻譯引介便能生成，而是根基於 本土環境之刺激而引發創造的；這正是她挑起「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這樣一個極富 爭議及啟發性的議題的思考脈絡。因此，我在第四章裡著重分析「camp」及「queer」
的各種翻譯脈絡，在於提出台灣同志論述中許多翻譯詞彙所具有的創造性及生成性，
其中的正面意義在於擴大了同志論述的內涵，也影響了原有的論述及話語而促成轉化 的發生。
「酷兒」此一翻譯詞彙的正面意義，在於譯者能切斷了與異文化脈絡的直接關連，
不依賴西方正典，而是在語言層次上翻轉再顛覆了「queer」一詞在異文化的意義，創 造了符合在地脈絡及資源的新詞語，並且啟發反思原有論述、詞彙的侷限之處；例如：
鬆動其他的正統價值、更具顛覆性的運動策略或是重新檢視其他外來理論、思想的接 收方式，等等…，在論述轉化上有具體實踐的可能。然而因為「酷兒」在台灣的討論 具有「文化翻譯」與「論述」的意涵，處於一個仍「在形成中」的狀態，似乎使得許 多論者因為無法得到一個「定論」，而無法將「酷兒」翻譯的論述內涵與同志論述中的 其他詞彙論述區辨出來，取得其應有的特殊意義位置，這是我覺得十分可惜的部分。
因此為了呈現「酷兒」論述在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特殊性，我藉由分析《鬼兒與阿 妖》此一作品中的「酷兒」內涵以及非「酷兒」的層面，企圖將「酷兒」論述的在地 特殊意義突顯出來。如同我在第五章裡的分析結果，「酷兒」論述迫使作者舞鶴重新思 考台灣語境中原有的同志主體樣貌及論述，「考據回歸」一個處於台灣在地脈絡的「原 初酷兒」。此書便是作者對於台灣「酷兒」論述的重新脈絡化並且反思後，產生了清晰 的立場，即是：「酷兒」論述中訴求的「打破性禁忌」、「突顯性弱勢主體」等宣稱有一 定的感染力及必要性；然而其操作方式—包含命名、運動策略、召喚對象—都十分侷
結 論
限於學院脈絡裡。特別的是，舞鶴並非「酷兒」論述初期的引介者之一，因此我認為 他在「酷兒」論述中汲取的思考是十分貼近在地脈絡的。然而我將書中十分重要的一 個論述角色「鬼兒」視為是「酷兒」的「文化翻譯」產物，依據的論點即是﹕舞鶴的 的作品仍是台灣「酷兒」論述的再生產文本，它是「仍在形成中的酷兒論述」的一環。
但是「鬼兒」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即在於它作為一個重要結點，是處在「台灣同志 論述」之網裡，而非僅是「酷兒」論述的一支。這個論點再度呈現了此論文的核心思 考，也就是「文化翻譯」為在地文化論述造就的構成網絡以及介入轉化的動力。
二、台灣同志論述的轉化與「酷兒」生成
然而，台灣同志論述轉化的發生，並非在各個脈絡中同時存在。如同我在第三章 及第五章中的分析結果所示，報紙場域的論述型構有一完整的脈絡，特別是其中對於
「性意識」的論述在五 0 年代開始成形之後，便不斷作用在相關討論上。「文化翻譯」
的角色在此即是「論述」構築的動力之一，是當時台灣社會在面對「同性戀」及相關 現象時，透過內部論述需要而引介外來論述的補充，及尋找對應意義。報紙場域的論 述形成即是在「性意識」核心發生，但這並非意味著鬆動此一論述核心才能促使轉化 發生。如同趙彥寧所示，社會中的同志論述並非由「異性戀意識形態」主導著，而是
「恐懼症」的作用。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個「恐懼症」也是「異性戀意識形態」的生產，
只是「恐懼症」的作用透過傅柯對於「論述」的悖反論說，相較於「異性戀意識形態」，
是更值得施力的問題點。只是這一施力點置放在台灣同志論述的另一支——同志族群 生產的同志論述——眼前，如何能夠被善用來拆解社會論述中的「恐懼症」，並尋求轉 化的可能？
且讓我們重思德希達對於「解構」意涵的提醒：「解構運作並不從外部摧毀結構，
外部摧毀是不可能的，無效的，也不可能攻克準確目標，除非居於這些結構之內。」
作為論述實踐的解構，實際上是以內在於論述之中的態度所進行的多重閱讀，即在閱 讀過程中，至少有兩種閱讀動機或閱讀層面交錯在一起。通常的做法是，在相關批判 性論述的偽裝之下，重複文本的「支配性闡釋」，通過重複並且在重複的過程中擺脫評 述的次序，從而在支配性闡釋的內部揭示出文本的盲點或疏漏。解構的一個重要特徵，
即閱讀和闡釋文本的策略是訴諸差異。然而，在「解構」的同時，也在進行著「建構」。
這或許是同志運動、研究在面對社會論述時進行的「閱讀」策略，其中劉人鵬與丁乃 非合著的〈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一文即是此閱讀策略的極佳範本，並且 也揭露了社會論述中的疏漏及盲點。
在〈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文中的重要論點即是呈現了：台灣社會脈 絡中隱而未彰的恐同機制，正是在於以「默言寬容」與「溫柔敦厚」的力量排拒同志 運動中的政治言說行動。並且文中以莊子的〈罔兩問景〉為寓言式的解讀台灣社會脈 絡中的「含蓄」力道，並希冀以含蓄的迂迴的對抗方式構成反抗力量，看這一「引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