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同志論述中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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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錄. 目錄目錄 ........................................................ i 第一章：導論 ................................................ 1 一、問題意識 .................................................................................................................. 1 二、研究背景 .................................................................................................................. 2 三、文獻回顧 .................................................................................................................. 5 四、章節安排 .................................................................................................................. 8. 第二章：文化翻譯與論述生成的概念 ............................ 12 一、「西方」的意義：論述轉化的外來力量 .............................................................. 13 二、不只是「旅行」：文化翻譯落實的理論「移民」 .............................................. 15 三、何謂「翻譯」以及「文化翻譯」？ .................................................................... 18 四、蜘蛛結網：文化翻譯的取徑 ................................................................................ 22 五、台灣社會論述生產與文化翻譯 ............................................................................ 24. 第三章：台灣報紙媒體中的同志論述 ............................ 30 一、報紙中同志論述：「文化翻譯」與在地文化的交互作用 .................................. 31 1.. 古典中的詞彙溯源：兔子、相公、人妖 .................................................... 31. 2.. 同性戀：可被治療的國際傳染病？ ............................................................ 34. 3.. 玻璃圈：社群的發生 .................................................................................... 38. 二、必也正名乎？：報紙場域的「翻譯」詞彙挪用現象 ........................................ 40 1.. 同志：「同性戀」的「翻譯」？ .................................................................. 41. 2.. 多元主體的出現：蕾絲邊、拉子、酷兒 .................................................... 45. 三、報紙同志論述的「權力」型構 ............................................................................ 47. 第四章：台灣同志論述中的酷兒翻譯:從「camp」到「queer」....... 50 一、台灣同志論述中翻譯詞語的生成性：「camp」（敢曝/假仙/露淫） ................ 51 二、Queer That Matters in Taiwan─以翻譯造就的台灣酷兒 ............................ 55. i.

(2)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1.. 西方 Queer theory/studies 形成脈絡：.................................................. 55. 2.. 酷兒翻譯的背景：九○年代台灣同志運動/研究的發展.......................... 59. 3.. 「queer」翻譯文本與場域：「同志」-「酷兒」-「怪胎」.................... 61. 4.. 「酷兒」內涵為何？.................................................................................... 65. 三、「翻譯」以及「酷兒」在台灣同志論述中到底意味著什麼？.......................... 67. 第五章：台灣同志論述的轉化................................... 71 一、「反論述」的檢視：同志自我表述策略.............................................................. 71 二、「文化翻譯」的生成性：再論「論述」轉化的需要.......................................... 77 三、「鬼兒」作為「酷兒」的文化翻譯文本.............................................................. 80 1.. 對「酷兒」內涵的銘刻：「鬼兒」究竟為何？.......................................... 81. 2.. 「在地轉化」的發生.................................................................................... 84. 第六章：結論 ............................................... 87 一、「文化翻譯」與「論述型構」............................................................................ 87 二、台灣同志論述的轉化與「酷兒」生成................................................................ 89. 參考書目 .................................................... 91 附錄一、碩博士論文同志研究列表(1992-2004)(共 91 篇) ........... 99 附錄二、報紙資料原文檔 ..................................... 105 附錄三 ..................................................... 113 附錄四 ..................................................... 114 後記 ...................................................... 116. ii.

(3) 導論. 第一章：導論. 一、問題意識一直以來我的研究興趣皆聚焦於性別與同志研究/運動，對於台灣的同志研究及運動持續十分關注，並對國內的同志研究大量學習西方（歐美）理論的部分提出進一步的思考。根據朱偉誠（1998）1的研究，我們回顧並思索台灣的同志運動及研究從 90 年至今，可以見到在大量學舌（colonial mimicry）西方理念後，雜揉（hybrid）了東方及台灣在地經驗模式，形成在台灣的社會運動史上有異於其他社會運動的模式。這正是在提醒我們不斷思考，面對西方歐美的社會及理論的發展模式，台灣或亞洲其他社會如何有效的汲取並學習適用的部分，特別是一些我們看來十分「前衛」、「先進」的理論或運動。自九○年代初期始，台灣透過一些引介者接觸了西方、北美的許多性別研究理論及概念，為當時的同志研究/運動帶來一股十分衝擊性的力量。然而仔細檢視之後，我們發現就同志研究及運動發展的歷程來看，即使歐美論述的內涵與當時台灣同運及研究的條件以及社會情境有許多差異，然而這之中的差異卻仍然得到化解，並在台灣產生了各種論述、概念，這過程之中必定有許多轉化的操作。因此，我的論文將會試圖處理西方理論思潮引入台灣後的種種翻譯及接收現象，特別是其中在地化的部分。再者，以思考台灣同志論述中的文化翻譯現象為題，且分析各種論述轉化的過程，並非預設台灣同志論述的轉化僅是受到外來思潮的影響；而是理解到，每個思潮或議題的發生都不是憑空想像而來，那勢必與在地社會有一對話基礎，甚或是反應社會內部的一種需要。不論是西方的性別、同志論述的形成，或是台灣研究學者引介外來理論的策略，皆具有的一項激進內涵，即是對於一個主流/主導的文化或權力的對話及反省，並進而喚出少數異議社群的出現及其力量的集結。上述這一激進內涵的發生原因，置放在各種概念理論被「翻譯」時的台灣社會歷史情境來看，是有一可供參照的脈絡。因此「翻譯」現象的發生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語境來討論，或更進一步來說，必須追溯各種「翻譯」出現前的相關論述，才能看見一個完整的輪廓。我認為各種概念思潮的「翻譯」現象及過程在此論文中不只是一個分析的對象，也是作為研究方法的一種操作企圖。我的論點即是：「翻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促使台灣同志論述發生轉化的原因之一；而將之視為一種研究方法，則是對於論述中存在的文化政治有一揭露功能。因此我將從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翻譯」內涵著手分析論述轉化的過程，並藉由解釋語彙、概念翻譯引介在過程中出現的複雜意義，而展開銜接其中所牽涉的社會脈絡之政治性。. 1. 朱偉誠，〈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0 期，1998，頁 35-62。. 1.

(4)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我的提問將聚焦在：台灣同志論述中常提及的九○年代的意義為何？九○年代之前台灣社會是如何討論同性戀議題的？英美的同志研究理論、論述對於台灣同志論述的影響甚遠，並且已經形成不可切割的內涵之一，而這樣的關係又是如何發生？台灣同志論述是為何以及如何接收理解來自英美的研究及論述？並且這些理解詮釋的討論為台灣同志論述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從以上的提問出發進入主要研究對象，我將試圖處理的是台灣同志論述對於西方英美的同志/性別研究內涵的翻譯脈絡，也就是對於理論、論述與運動取徑的接收和理解方式和過程，並且將台灣同志論述的輪廓與轉變描繪分析出來。此一同志論述的內容包括外部的命名行為，以及內部的發生轉化。也就是包括了傳統用語的貶抑污名意涵，以及新譯詞的創新與不同想像空間。我將著重思考一直以來台灣以歐美論述作為對話及反思對象所引發的論述困境，並帶出本論文所欲探究的在地性，即翻譯引介中所蘊含的內在需要及發生性的實踐。台灣同志論述形成及轉化的方式，具有透過「翻譯」引介而將理論、概念在地化的特殊性，這個「翻譯」現象的發生則是依據一個「有意構成」的全球化文化脈絡。我認為理解此一構成脈絡將有助於更全面的理解同志論述及酷兒翻譯發生的情境及歷史條件。是故，我將在文中拉出一個全球化脈絡的文化構成系統及其中如蜘蛛結網式複雜脈絡。將理論及新詞彙的翻譯引介視為一個非自然發生的文化活動，而是具有十分政治性及在地化意味的策略，並進而討論台灣學術領域中的理論引介狀況及研究的積累。台灣同志論述中的西方論述內涵，是如何透過引介者的差異詮釋，而引發一個內在需要的顯現？而這一內在發生的需要或焦慮，是如何藉由翻譯新詞彙、論述而獲得空間，並經由翻譯的創造性為此一內部需要帶來實踐可能？皆是本論文將逐一檢視分析的問題。面對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翻譯」現象，我所採取的定義方式是：論述的翻譯與轉移，會促成引發文化模式及論述內涵的轉化。「翻譯」詞語及思潮如何在等值關係喻說中，發現它在新語境被賦予的不同意涵，進而讓原有的論述語境產生波瀾及轉變；一個被翻譯的名詞以新詞語和新意義的出現，不僅會在話語領域引起衝突和波瀾，而且會經過種種中介進入社會實踐，甚而成為社會變動的思想動力，這對目前不同語言文本大量被翻譯情形而言，的確有研究上的意義。因此本論文關注的重點—台灣同志論述的轉化及「酷兒」翻譯—即是基於這樣的提問來進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背景我在整理分析台灣同志論述時思考了一種語言情境及歷史分期指標，即是以跨文化的翻譯及接收作為此章的歷史軸線，來幫助我收集及分析文獻資料。也就是台灣同志論述中的「文化翻譯」脈絡，希冀從跨語際文化接收及與社會內部情境的對話部分著手，開展一個置放在「文化翻譯」場域的論述分析。因而「論述」及「翻譯」的概念意涵都將是本論文在分析上十分重要的依據。. 2.

(5) 導論. 「論述」（discourse）這個辭彙的意涵在拉丁字源上是由 “ di s ”（意指穿越、分離、對稱）和 “ c our s us ”（意指路線、行走）所組成。它有一個相關的動詞 “ di s c ur r e r e ” ，原意是指「跑來跑去」（to run hither and thither）。論述是指一種「言談」（utterance），或是一種較長時間（但沒有硬性規定）的談話，在言談中獲取一種非回溯性的、非堅持性意向的發展。在《關鍵詞 200》2一書中編者闡釋「論述」此一概念在十六到二十世紀的發展脈絡，並舉傅柯（Michel Foucault）對「論述」的闡析，擴展了它的社會意涵。（廖炳惠，2003：82-85）傅柯在〈論述體系〉（The Order of Discourse）一文中指出：「論述」乃是一種場域（field），它用來指涉某一個歷史階段下的認知體系。但傅柯認為「論述」從來就不是單線的，而是多樣的，「它表現為多種斷裂的、不連貫的實踐，相互跨越、並置，也可能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干」（Young，1981：76）。在傅柯的概念中，論述一詞具有明顯的「排他機制」，因而是一套話語排斥和閹割機制，是組織知識框架的基本原則，使說話成為可能，並組織思想和概念並且生產出「知識的對象」（object of knowledge）。因而論述不僅生產出關於客體的知識，而且還生產出主體的權力。基於上述的理論架構，傅柯對於同性戀為何長期被社會壓制的原因及過程有著進一步的分析。例如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一書中，傅柯考察了西方對「性壓抑」（sexual repression）的構成過程，這對於台灣同志論述的生成、轉化有一重要的參考價值。他針對中古時代、古典時代以及現代所呈現的「性壓抑」形式作了分析，認為每個時代的「性壓抑」都隨著不同的社會條件而改變：中古時代以宗教倫理進行性壓抑、古典時代則以生產力、現代則以醫學和法律來遂行具有繼承權性質的家庭倫理。所謂「性壓抑」就是「對（性）陳述本身的控制，而且要嚴格地規定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在什麼人之間、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上不能談性；也許沒有嚴格到絕對不准談的地步，但要談卻要在一定的範圍內。」（Foucault，1990：18）傅柯的分析批判了西方的「壓抑假設」，即一般人普遍認為西方社會對性是長期訴諸於壓制性質，認為「性」（sex/sexuality）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禁忌，唯有透過沉默和審查去規範它。因此與「壓抑假設」的觀點相反，傅柯懷疑：「是否真有性壓抑這個事實存在？」（Foucault，1990：10）他認為「性」在維多利亞時期（1837-1907）的社會中，更大程度上是不斷的被言說和討論的；從性學的興起至當時的法律制度，性是一個被大量地討論和規範的對象。因為這個看似壓抑的過程其實充滿了生產力，例如政府要求人民不可淫亂，原本旨在使人民回歸家庭生活以生養更多人口，然而卻無形中創造了淫亂的論述；又如學校不准學生談性，卻在發布命令的同時，一次又一次地說出了「性」。如此看來，越是壓抑就越是生產。又例如在中古世紀，告白（confession）是產生真理的主要儀式。是在自我反省及向神職人員供認（avowal）的過程中，使自己的行為得. 2.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 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3，頁 82－85。. 3.

(6)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到救贖，且不再淪入逾矩的性欲滿足。然而，告白是排除性壓抑的功能還是生產性論述的功能？並且，如傅柯觀察結果所示，現代的「性壓抑」模式主要與醫學論述、精神病理論述以及法律論述連結在一起。但是從法律層面壓抑的操作，卻又與其規範的一夫一妻制形成悖反的性論述。對於「性壓抑」現象的分析，使得傅柯提出了壓抑性的言說是某種由特定論述/話語（discourse）所製造出來的東西，更甚於透過審查機制來壓制的結果。若以傅柯的分析論點反思台灣的社會情境，這可與台灣在戒嚴時期對於「性」議題的「壓抑」，以及九○年代初期社會中因「性騷擾」議題而大量興起的「性解放」論述對照思考。如果「壓抑」本身僅是表現在「論述」層面，是在語言層次上行使權力，那麼它勢必會形成悖反的效果，而使得其他人得到一個「反」論述3的空間。傅柯對同性戀的生產過程研究，更體現了「論述」（discourse）的擴散如何製造了「同性戀」這一類別的產生。如「同性戀」這一術語最初出現於性學的分類學設計中，後來逐漸地於法律學及精神病學等知識領域上流行起來，而最終成為一種知識領域上的操控對象。即如同傅柯所指出：「在十九世紀精神病學、法學和文學中出現的關於同性戀、倒錯、雞姦和『心理雌雄同體』這些物種的一整套話語，使得對於『變態』領域的社會控制成為可能。同性戀開始代表其自身的話語，要求承認其自身的合法性或者「天然性」。而在這相同的分類中，同性戀屬於醫學上有缺憾的類別。」（Foucault， 1990：101）因此當社會越是討論性和同性戀的病因時，大眾便越是規範它，並大大增加對其的操控，而權力和對性的「真相」便由產生。從傅柯論及同性戀的例子中我得到的啟發在於﹕十九世紀精神病學、法律體系及文學中出現關於同性戀、性錯亂、雞姦、等的「性」種類與次種類的一整個系列的論述，使得強大的社會控制得以進入這個『倒錯』（perversion）領域；亦使得一種「反」論述的成形成為可能。這意指同性戀開始為自己發言，要求在社會中的合法性或公平的被認識。從上述的「反」論述策略出發理解傅柯所說的：有權力的地方就有抵抗，並且必須從權力的節點上進行抵抗。同性戀者透過關於自身的權力論述，找到了抵抗的武器，找到了發聲的語彙。以傅柯在這部分的積極思考來反思台灣同志論述，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取徑。我認為台灣同志研究或運動策略，正是利用了傅柯對於「論述」所賦予的流動性及政治性，因而整個台灣的同志論述中同時存在著「壓迫性」與「反壓迫」的目的。承襲七 0、八 0 年代以來傅柯的研究觀點，在九 0 年代時台灣同志研究中經常提及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關於「性別」建構的理論，也有類似的思考取徑。巴特勒的理論觀點是由討論「性/別」出發，對於「論述」具有的「建構性」進行拆解。台灣性別研究一般在接觸女性主義時，時常會論及巴特勒頗負甚名的「性別表演」（Gender as Performance）或是「操演性」（Performativity）的概念。巴特勒提出 sex 與 gender 之間的差別：亦即「性」（sex）是「生物學的」（biological），而「性 3. 此處我使用「反論述」一詞，並非指向一個相對於總體社會國家機制生產的論述。而是主流論述之外的生產空間。. 4.

(7) 導論. 別」（gender）為「社會的」（social）。她進一步質疑這樣的概念去探討「認同/同一」（identity）的必要性；即是在性別論述形成過程之中產生出的「認同/同一」，絕對不是有一個固定的本質（essence）存在。也就是說，性的差異（sexual difference）不能定義為是一種特質、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存在。當她思考是否因為「認同/同一」的產生而形成論述侷限，因而探討「認同/同一」（identity）論述究竟在女性運動扮演怎樣的角色意義時，所觸及的討論對象是包含社會論述的各種脈絡。巴特勒也順著上述論點開展傅柯所質疑「主體性」（subjectivity）建立的合法性。對傅柯而言，「主體」（subject）並不存在，只有「論述」（discourse）的發生。然而到底這些外加的特質，是如何去界定「認同/同一」，「性別模式」（gender formation）；並且「認同/同一」到底會為社會論述形成怎麼樣的平衡觀點？她認為，我們覺得可能是渾然天成的本質，實際上卻還是社會文化所外加促成的。這一在論述中形成的「社會型構」鬆動觀點，為台灣女性主義、同志論述產生重要的理論依據，並形成論述的轉化。不管是「主體」（the subject）、「自我」（the self）或是「個體」（the individual）的概念，都是透過語言而產生的，這或許也可以證明傅柯對巴特勒所產生的影響深遠，她所謂的「性別操演」（Gender as Performative）也是透過語言來形成的。而她所謂的語言並非「words」，而是「discourse」，「性」或「性別」唯有透過論述才具有意義，而非「自然」（natural given）的。（Butler，1990：47-50；276-285）基於上述傅柯以及巴特勒探討同性戀及性別建構論述的成因脈絡，我對於台灣同志論述內涵中的「過程性」（in process）有了進一步的理解。這意味著仍在「形成中」的台灣同志論述，不應將之視為一個封閉、自成的論述體系，而是要將這一論述的構成元素攤開來檢視。這些元素包含社會建構、同志族群以「反論述」而生產的語言、概念，並且以上這兩者的論述除了是根據在地的社會文化而生之外，外來理論、概念的影響也舉足輕重。所以當我在檢視台灣同志論述的生成及轉化方式時，所以依據了除了是在地社會語境中的意識型態之外，另一重點即是「跨文化翻譯」的脈絡。而如同巴特勒探究「性別」、「認同/同一」等詞彙概念的建構，我將以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相關詞彙演變，以及其中的引介詮釋發展來分析台灣同志論述的形成、轉化與關連性。. 三、文獻回顧台灣同志研究相關論文以及社會論述在這一、二十年內所累積的成果十分可觀。以學術場域上的發展來說，一般學術研究觸及的範圍多在於理論上或是電影、文學作品的探討分析，碩博士論文生產上也有十分全面性的討論4，其中探究詞彙意義的演變發展研究並不多見，然而我認為從詞彙分析所擴展開來的研究，將可提供十分具體脈絡化的研究呈現。在社會論述場域的研究中，一般最常使用報紙媒介的論述來作分析。. 4. 詳細研究命題內容已整理成簡表，請參見附件一。. 5.

(8)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例如「同志」的處境在報紙新聞媒介上的呈現，已有部分研究累積。吳鳳雪（1994）的論文《解讀媒介中的同性戀意涵:以 1983-1993 年的報紙為例》正是在解讀報紙媒介論述中的同性戀意涵。她處理了主流報紙再現同性戀議題的方式，並將分析的報導資料年份劃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各階段的核心論述是從「犯罪偏差行為」到「愛滋病議題的出現」成為同性戀的懲罰，接著則是「人權導向」的報導。吳鳳雪分析的結果是報紙論述的「敘述」方式，隨著時間產生了差異，給予她「態度」上轉變的評判標準。而她認為改變的原因之一是「社會共識對社會文化或媒體的影響」，也就是「媒體必須要在大家都同意的共識範圍中運作，它才能夠合法的生下去。」（吳鳳雪，1994：56）但她並沒有繼續分析文化中「同意」的內涵及標準是如何出現及被界定，故我們無法確切得知轉變之中背後的成因和權力介入過程是如何的，然而這是最需要被分析的部分之一。吳翠松（2001）的研究探討的也是報紙對於同性戀議題報導的意識型態。他分析 1981-1995 年間主流三大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與民生報中近一萬篇的報導資料中處理同性戀議題的策略，研究中的年份及採樣十分完整。我在上面對於吳雪鳳的研究所提及的問題，在他研究中有了分析成果出現。他認為在同性戀報導中，國內整個報導態度的變遷主要是經由消息來源中「市民社會」的有機知識份子創造或引用各項的「知識論域」提出其「訴求」，並利用各種「策略」，來和「政治社會」各個維持異性戀價值體系的機構，所提出的各項之知識論域與策略，爭霸後所造成的結果。不過，不論是政治社會或市民社會，「訴求」要在媒體的出現，都必須經由各項策略的使用，方能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在同性戀議題中，尤其是在「人權爭取期」階段，為了能從既存的社會優勢機制中爭取到媒體發言權，市民社會的有機知識份子運用了相當多元的策略。例如：舉辦影展、出版書籍刊物、示威抗議、讀者投書、或舉辦各種活動及座談會。而經過這些策略造勢引起媒體的注意，也因此爭取到報紙的發言權，進而影響到報導對於同性戀者形象的呈現。（吳翠松，2001：111-112）。吳翠松的研究觀察確切的指出，同志研究、運動在面對報紙媒體時因應時勢而演變出了不同的策略取徑，這些主動的造勢確實影響了報紙媒體的報導呈現方式，但是究竟要如何看出報紙媒體態度上的改變？以及，除了有機知識份子介入社會論述而讓報紙論述出現轉變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外力」影響著報紙論述？我認為上述的提問可從報紙論述中一個最顯而易見的轉變：「報導指涉同志的詞彙」使用上的不同，來進行分析解答。這反映了我將在下文擷取分析的幾個常見字眼，在社會中的存在、消失或出現，確實是經由不同論述相互協商影響而有的結果。「同志」作為一個「性」身份或次文化主體的樣態是如何在主流社會的視角中演變？這個提問促使我將論文中一個分析的主軸聚焦為：主流報紙新聞報導中，對於同志的指稱詞彙的演變。並且為使這份分析有一完整的脈絡呈現，我將從新聞報紙資料查詢系統5中自 1950 年至 2005 年 5. 此論文所使用系統資料涵蓋時間範圍為1950-2005。涵蓋報系如下：聯合報、聯合報（地方版）、中國時報、經濟日報、工商時報、自由時報、聯合晚報、民生報、蘋果日報、自立早報、中央日報、星報、聯統時報、台灣新聞報。. 6.

(9) 導論. 間的報導文章搜尋篩選，試圖帶入較少被提及的五、六○年代、以及解嚴前後明顯不同的論述方式，並將這些詞彙出現的歷史時間作一初步的重建及演變上的比較。從字眼上的變化來探討同志在主流社會歷史情境中位置、角色的轉變，進而可以看出的即是社會論述轉化的形成。再者，關於詞彙的建構意義在同志論述中的重要性，趙彥寧（2000）或許是最早點出「翻譯」名詞6在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特殊性及研究的必要性。她認為英語名詞的創造及翻譯以及特定的書寫形式不斷的在台灣同志論述中出現及被使用，實則影響了同志論述的內涵及轉化，而「翻譯」名詞為一跨地域的文化現象，也造就了同志論述中有一「全球-在地」象徵交換的特殊發展形式，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卻未受到足夠重視或累積。（趙彥寧，2000：241）趙彥寧在該文中也注意到“ que e r ” 一詞的翻譯現象，爾後同志論述中外來名詞的「翻譯」研究則是出現了林松輝（2003）針對“ que e r ” 一詞在台灣的各種「翻譯」及內涵做了比較分析。他考究「酷兒」話語自九０年代以來在臺灣的翻譯、引介與實踐；爬疏「酷兒」話語與固有的「同性戀」、「同志」等話語之間的互動、對話與差異，並藉此作為瞭解當代臺灣社會與文化在性/別（gender and sexuality）課題上的現狀與發展的一個角度。林松輝在文末點出台灣同志話語的一個既有模式：在全球話語（global discourse）和本土經驗（local experience）的交匯互動之中將產生一種“ g l oc a l i s e d” 的雜種／碎的呈現。並提問：雜種是否足夠？甚至：雜種到底是什麼？（林松輝，2003）雜揉性（hybridity）在巴巴（Homi Bhabha）的理論脈絡裡，對於理解全球化下的文化內涵有一重要反思，他所陳述的雜揉性內涵為：雜揉性（hybridity）是殖民權力生產力的標誌，是一變換力量和永恆固性（shifting forces and fixities）。是他對以否定來行壓迫的過程（即那保證權威之” 純粹” 和本原性的歧視性身份的製造），作策略性翻轉的別稱。雜揉性是以重複性的身份效果來對殖民身份之假定所做的重估。他展示的是所有歧視和壓迫場點的必然形變和置換。（Bhabha，1994：112-113）7 從這段陳述出發，我認為可以把雜揉性視為在指向一種新的翻譯實踐的同時，又顛覆了本質主義閱讀模式的一種後殖民理論的標誌。雜揉（主體或情境）包含著翻譯、變形、置換，但如巴巴所指出的那樣，殖民的雜揉性不是一個可以用相對主義的方法加以解決的文化身份問題，確切地說，它是「殖民化的再現和個體化的一個問題系，這個問題系把殖民主義的否定效應翻轉過來，以便其他『被排拒』的之勢進入主導話語並離間其權力之根基。」（Bhabha，1994：113）8在後殖民以及全球化作用下生成的 6. 如她在文中所舉的例子：queer、camp、bring out、以及 come out。（趙彥寧，2000：241）. 7. 此段原文為：” Hy br i di t yi st h es i g noft h epr odu c t i v i t yofc ol on i a lpowe r ,i t ss hi f t i ngf or c e sa n df i x i t i e s ;i ti s the name for the strategic reversal of the process of domination through disavowal [...]. Hybridity is the revaluation of the assumption of c ol on i a li de n t i t yt h r ou ght h er e pe t i t i onofdi s c r i mi n a t or yi de n t i t ye f f e c t s . ” （Bhabha, 1994: 112-113） 8. 此段原文為：” Hy br i di t yi st h en a meoft h i sdi s pl a c e me n tofv a l u ef r om s y mbolt os i g nt h a tc a u s e st h e. 7.

(10)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雜種性的跨語境實踐中，若在地實際發生了所謂「話語的競逐」，其競逐的過程就有在地本身的階級、美學等等政治。如同台灣同志論述的雜揉性構成，可初步視為是由西方同志論述內涵、台灣社會中的異性戀意識型態以及在地文化網絡中的其他因素組成。然而要如何使這一雜揉性在全球化語境下不僅是被視為一種必然的結果，而是在其中具有我們所急需深究的權力轉化、自身主體形塑、在地文化生成等複雜面向，也是我在此欲透過文化翻譯的思考及檢視分析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翻譯詞彙所帶出的問題。然而林松輝在文中並沒有展開這部分的分析，甚至在論述層次分析此一雜種性而未扣合在地脈絡中的文化展演，能得到的結果也有所侷限。同樣是在全球/在地的討論架構下談“ que e r ” 在台灣的文化再現以及當中的「雜揉性」，馬嘉蘭（Fran Martin）正是基於巴巴（Homi Bhabha）的「雜揉」（hybridity）9理論，討論了“ q u e e rna t i on” 在《愛報》出現的全球/在地雜種意義。在馬嘉蘭的分析中“ que e r ” 一詞的引介不僅是中英文翻譯的問題，同時也涉及 “ l e s bi a n 、g a y ” 與“ que e r ” 間的翻譯，以及該翻譯進到台灣文化脈絡的問題，這個翻譯過程基本上就不是一個一對一的鏡像映照他者的結構，在同志、怪胎、國與族之間的斷裂縫隙，顯示中文本身也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語言或文化系統。馬嘉蘭的討論試圖彰顯的是一種「挪用」英文語詞的在地方式與意義。（Martin，2003：1-5）從上述先行研究的討論來看，繼八○年代的婦女運動及同志運動之後在台灣出現的「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僅僅是“ que e r ” 這個字的翻譯就是個很重要的命題。西方的“ que e r ” 化身成台灣的酷兒（及其他翻譯）降落在台灣的文化現象、社會運動、藝術人文等各種領域的研究之中，其翻譯的過程，運用的方式，翻轉的可能，都是我要論及的方向。於在地脈絡地分析台灣酷兒、同性戀、同志等話語實際「競逐」的文本脈絡；或者，這些語詞之間，歷史過程中是不是一種「競逐」的關係？如果是，涉及的是哪些不同的主體位置？並且，是否這當中形成的並非競逐的關係，而是合作、共存或相互補充著其他意義？以上這些提問都需要在台灣語境中脈絡化的分析。. 四、章節安排在章節安排上，我將扣合上述問題意識來發展以下章節。論文第二章試圖處理的是「文化翻譯」及其對於「論述」轉化的影響。在此章裡，我將回溯「翻譯」概念在不同研究脈絡下的內涵及功能，並將「文化翻譯」的內涵做一考究。我將試圖處理「翻 dominant discourse to split along the axis of its power t ober e pr e s e n t a t i v e ,a u t h or i t a t i v e . ” （Bhabha, 1994: 113） 9. 馬嘉蘭在此處的論點如下：In the light of Bhabha’ s theory of hybridity, ‘ Queer Nation’as it is made in Ai Bao to describe Taiwan could be read not as a replica of ’ America’but as a new sign: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ntexts of its initial production in the US and those of its appropriation in Taiwan. （Martin, 2003:5）. 8.

(11) 導論. 譯」的意義，從這一概念延伸出來討論跨語際文化接收及與社會內部情境的對話，並由此開展一個將台灣同志論述置放在文化翻譯場域的分析研究。因此理論、翻譯詞彙與運動取徑的接收和理解方式和過程，將帶領我著重思考一直以來台灣以歐美論述作為對話及反思對象所引發的論述轉化，帶出本論文所欲探究的在地性，即翻譯引介中所蘊含的內在需要及實踐的發生。「西方」此一參照結構在台灣研究論述上的意義之一，在於作為一影響論述轉化的力量。這使得薩依德（Edward Said）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1984）概念不只是促成兩個文化間的交流，以及凸顯不同文化間的詮釋差異；而是對於主動引介接收的一方，有一文化論述生成的功能。所以跨文化論述接收所帶出的意義如同「移民」的概念一般，是以「翻譯」作為載體，並將「文化翻譯」的目的落實在在地文化及論述轉化生成上。「翻譯」以及「文化翻譯」的概念在於全球化語境中有一重要的角色，因而在跨文化、後殖民的場域中形成了相當具體的討論。但是在不同研究脈絡以及社會情境裡，「翻譯」的意涵隨著語境的轉變也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及運用。因此我將回溯各個脈絡中對於「翻譯」概念的討論及詮釋結果。「翻譯」如同一個場域（field）、一組問題系（problemtizing），而非具有固定意義。我欲將「翻譯」理解成知識論述流動的過程（in process），此過程相似於「蜘蛛結網」的取徑，是全球化中在地論述及文化的構成方式，而這一文化構成取徑為台灣社會文化帶入許多豐富性，並為在地論述注入一個轉化契機。社會內部的論述是如何展現引介外來知識後而產生的轉化？這必須透過脈絡化的分析每個理論、概念引介之後的詮釋及當時的社會情境。第三章將回溯九 0 年代10同志論述大幅增加之前的台灣社會情境，並聚焦於同志論述的發展狀況作一剖析，其中將涉及到一般社會討論同性戀議題的呈現方式以及同志文化論述。因此第三章的討論主軸是以報紙媒介作為分析場域，討論這個論述場域使用哪些詞彙來指涉其所報導的同志主體，以及這些詞彙背後所展現的論述脈絡。我將分析的主軸定位在：報紙新聞報導中，對於同志的指稱詞彙的演變。從新聞報紙資料查詢系統11中自 1950 年至 2005 年間的報導文章搜尋篩選，並將這些詞彙出現的歷史時間作一初步的重建及演變上的比較。試圖從字眼上的變化來探討同志在主流社會歷史情境中位置、角色的轉變，也就是以此呈現同志論述的轉化過程。如吳翠松的研究所示，同志研究及運動在面對報紙媒體時因應時勢而演變出了不同的策略取徑，而這些主動的造勢確實影響了媒體的報導呈現方式。然而對於外國論述的翻譯報導，也直接影響了台灣主流社會中的同志論述並發生轉化。如：早期較具在地性卻也十分有歧視意味的「人妖」、「變態」、「玻璃（圈）」、「同性戀」，到九 0 年代中期之後可見度較高 10. 許多同志研究相關研究論文都以九 0 年代作為一歷史標記，然而少有論文解釋這一時間的特殊性及分野意義，並且九 0 年代之前的相關歷史脈絡大多僅可溯及八 0 年代婦女運動及 1987 年解嚴後帶來的引發效應。本章寫就的目的將致力於探討歷史生成原因，以資料收集可及的範圍內重塑台灣同志研究及同志運動的發展，並且分析同志研究及同志運動在九 0 年代得以顯著發展與積累的歷史原因及其內涵。 11 此論文所使用系統資料涵蓋時間範圍為1950-2005。涵蓋報系如下：聯合報、聯合報(地方版) 、中國時報、經濟日報、工商時報、自由時報、聯合晚報、民生報、蘋果日報、自立早報、中央日報、星報、聯統時報、台灣新聞報。. 9.

(12)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的「同志」、「蕾絲邊」、「gay 和 lesbian」、「拉子」以及最近出現的「酷兒」。這些詞彙的出現在時間上的先後或並存總是和時代思潮的轉變產生對照，也總是突顯了時代中的某種議題性。在此章的分析中將看到台灣同志論述在九 0 年代前、後，依據詞彙演變所具體展現的論述轉變的方式及結果。在第四章中我將聚焦在同志論述中翻譯形式十分多元的兩個詞彙：“ c a mp”及 “ que e r ” 的翻譯論述，因為這兩個詞彙在意涵上有所連結。為了詳細分析這兩個英語詞彙在台灣被翻譯的方式及策略，並提出其中的在地生成性，此章中分析的文本選定在台灣出現“ c a mp” 及“ que e r ” 名詞及討論的各篇學術/學位論文、學術出版刊物、一般公開發行的出版品。以這兩個詞彙翻譯成各種不同中文名詞的過程為討論及分析的主軸，特別是在九○年代的同志論述中掀起一股討論風潮的“ que e r ” 論述，試圖處理文化翻譯過程中容易被忽視並少有討論的話語、話語權力置入翻譯的幾個面向，希望能理出台灣「酷兒」論述形成的主要脈絡，並反思酷兒話語因為引介過程中，因為各種詮釋及討論、引介者的權力位置以及在地文化資源等各面向的相互影響之後，而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酷兒」翻譯一論述生成的「全球-在地」化內涵若是一種「雜揉性」的表現，其展演的方式必定與在地經驗產生融合及衝撞，故要了解此一「雜揉性」與在地文化的構連，更要扣合在地文化的展現。第五章裡我將對於台灣同志論述中的「反」論述實踐作一分析呈現，並且提出其中對於報第三章的紙論述以及第四章的酷兒論述的轉化操作，以及的侷限之處。因此，基於第四章裡對於「酷兒」一詞的脈絡性分析結果，選取與「酷兒」論述直接相關的在地文本，來進行了解其中的在地轉化生成的「雜揉性」表現，第五章的「酷兒」文化生成則是以 2000 年出版的《鬼兒與阿妖》一書為例進行分析。這一文學作品中所展現的企圖即是與稍早出現的「酷兒」論述進行對話，並展現了對於「性政治」的批判。作品中出現的歷史時間則是涉及了八○年代中期以前的社會情境，是更早於九○年代初期「酷兒」論述出現的時間；而小說中的場域、人物則是以酒吧（T-bar）為主軸，但仍交雜了學術場域的活動及所屬人事。「酷兒」論述在被批判為中產菁英論述的情況下，此作品則是有意的奪回發聲權，不是為知識份子發聲，而是作品中的主要角色「鬼兒」發聲。我在此將「鬼兒」視為「酷兒」論述的在地轉化，在舞鶴的作品中這一角色所賦有的特質是既「酷兒」又反對「酷兒」，並且重新與九○年代前的社會語境扣合、與學術場域做一分割。這一作品中呈現的「酷兒」在地轉化，一則依據「酷兒」內涵生成為「鬼兒」；二則將九○年代之前的同志論述注入現時的論述之中。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酷兒」在台灣早就存在了，那就是七、八○年代即在酒吧混跡的「鬼兒」。然而舞鶴作品中的許多內容在在對於「酷兒」論述提出了批判反省，特別是透過展現「鬼兒」與「酷兒」的共通性及殊異性，而帶出思考論述形成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及轉化之中發生的衝突及化解。我將藉由分析此作品中的各種論述呈現，提出外來理論引介進入本土，並與在地文化連結及碰撞而生的論述轉化的展現方式之一。在此，《鬼兒與阿妖》一書並非台灣「酷兒」論述的追隨者，反倒是發揮「文化翻譯」的功能，將論述轉化為更貼近在地文化的生成文本。. 10.

(13) 導論. 在結論中我將回溯各章的論點，從「文化翻譯」與「論述」發展及轉化的關係，從而思考台灣同志論述的「酷兒」生成意義，並由此開展一個對於台灣同志論述的研究期待，以及提出可能的發展路徑。. 11.

(14)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第二章：文化翻譯與論述生成的概念. 台灣於 1950、1960 年代「壓抑」的政治氛圍使得各種論述亟欲顫生，也使得西學的研究引進，不但對西方文學多所引介學習，也在本地現實的創作關懷中開發出饒富深意的反思運用。1980 年代在台灣經濟實力累積與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下出國深造的大量留學生，遭遇的正是歐美國家在激進社會運動衝擊沈澱之下形成學術典範更替的歷史時刻，女性主義詮釋方法開闢出廣大的研究園地，也逐漸贏得學術的正當性。是故，從八○年代的婦女運動、女性主義思潮起始，台灣的學術研究或社運思考便有意的參照英美的相關論述及歷史。女性主義理論及女性研究在發展過程中也分立出許多派別，其中激進主義路線則是帶出了性/別研究及同志研究的視野。這樣的一脈承襲的西方參照確實豐富了台灣本地思考資源，但也要接著思考豐富性之外的各種影響。故在此部分的討論中之所以採用這樣一個以在地社會歷史作為檢視的進路，正是因為我對不看歷史脈絡、不考慮差異性別主體、不體認論述之塑造力量的那種本質主義式分析感到不安。畢竟，如果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已經在文化脈絡中形成非常不同的性別權力和利益佈局，如果（後）現代、（後）殖民、女性主義、酷兒研究等新的理論分析架構和世界政經局勢構築了曖昧複雜的敵友關係；如果個人的自我意識和定位眼界隨著性別解放運動而開始變動；那麼，各種性別主體在此權力網絡變動中難道不會形成一些和過去不一樣的面貌及內涵？面對這些新局勢，反思自身的運動牽連，女性主義或性別理論的文化分析顯然也必須持續創造新的、複雜靈活的論述，繼續挖掘串連新生的或被壓抑的顛覆力量，以積極介入層出不窮的新性別佈局和現象。這意味著這樣的操作置放於在地的微妙位置上來看時，特別有其複雜性。而台灣的同志論述或性別研究的確無法不從正視這一局面來進行思考。「西方」做為台灣同志與性/別研究的參照，特別是北美社會中的知識生產，因著許多因素，台灣的學術界甚至涵蓋部分運動圈的思考對於北美社會的參照學習形成一個具體的歷史軌跡，並著實累積的許多難以切斷的影響力。關於這一不可分割的結構性生成，陳光興闡明：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而長期的冷戰秩序，並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作，反共親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對我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造成深遠的效應，長期流動在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欲望當中。根據教育部公佈的統計數字，在 1990 年以前，80-90%以上的留學生是留美的，曾經構成在美國最大的外籍學生群體。如今這個情勢起了變化，但是出國學生還有五成留美。所以，戰後的菁英大部分有過美國讀書生活的經驗，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成為台灣主要的想像。（陳光興，2003：195）而台灣的學術生產，典章、制度乃至於學科分界便都以美國為典範，連教科書的引進，乃至於翻譯，都是來自於美國。1980 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 12.

(15) 文化翻譯與論述生成的概念. 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於是在歐美地區宣告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形成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為手段，打通冷戰時期無法進入的疆域。從這個面向來思考，全球化意味著冷戰的鬆動，冷戰時期相互隔絕的地區開始發生關係。也正是在這樣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產方式開始發生巨變。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於國家意識形態，那麼 90 年代以後，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東亞區塊中，非國家主義／國族主義的左翼份子，更準確的說，新左翼及進步的批判圈，並沒有在新形勢中撤退，反而似乎正在集結，想要走出我們自己的新方向。陳光興接著點出：我們是用美式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認識自己的社會。以上種種現象說明的是，我們過去其實活在半個不完整的世界，冷戰結束的宣告，並不能輕易抹去鎖在這半個世界中所積累之文化政治效應的歷史銘刻。（陳光興，2003：195-202）我認為在此理清此一以北美為主導的西方參照結構形成的歷史因素及條件，將有助於思考及檢視台灣各種文化論述論述的內涵。12. 一、「西方」的意義：論述轉化的外來力量從上述陳光興的看法而言，台灣社會內部的各種變化不能僅從單一歷史軌跡中著眼理解，異文化帶來的影響及衝撞更是需要分析的一環，其中便應該加入對於「全球化」的脈絡及效應的理解。然而「全球化」不應簡單地還原為「西方化」、「美國化」，也不僅等同於資本主義，或簡單地等同於商品化的過程。從這一提醒出發討論此部分的研究命題，我希望能將全球化脈絡下的台灣文化、論述的構成作一檢視及展望，原因在於目前台灣社會文化若與所謂的「全球化」有所連結，是在於將主要的文化參照對象指向西方。如瞿宛文在〈文化批評論壇：全球化與學術生產〉中的發言：後進國家如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全球化現象，並不是一種「國際分工」，而是在美國文化霸權籠罩之下，我們自行援引（我們所認定的）美國標準來作為互相評鑑的準則，這可能導致盲目追隨西方理論，同時造成投入眾多學術資源研究美國主流議題，以及以美國的視野與問題意識來探討當地議題的問題。（瞿宛文，2003）台灣的學術及大眾文化論述有意的大量學習西方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也在歷史結構中發生作用。如九○年代對於台灣的性別/同志論述發展所造就的開創性局面，並非僅是解嚴帶來的效應，透過翻譯此一活動，將異文化的思潮引介並影響在地文化的內涵，在九○年代的全球化論述出現之前便已有許多積累。這一股跨國性的活動所累積的能量，更是促成九○年代一波高度的論述生產以及改變九○年代之前論述的重 12. 此處引用陳光興在〈在全球反戰聲浪下反思台灣主體性中的美國〉一文中的說法，必須澄清在此引我想藉助強調的即是：台灣學院內對於北美的知識系統的結構性連結是不需加以否認或切斷的此一前提，來幫助我釐清現有論述結構中必須注意到的雜揉（hybrid）部分，作為分析在地性時不落入單向、本質式思考的提醒。. 13.

(16)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要因素之一。但即使我們已從中獲得許多影響及效益仍有所侷限，也應該開始檢視這一參照對象的影響，以及在地接收外來論述後的結果。檢視、反省外來論述的意義，並非意味強化自身與異文化的不相容性。西方、北美作為參照對象本身並無問題，在台灣歷史結構中也已然存在；然而若概念、思潮引介進入台灣本土情境中卻未發生有效的影響，甚至出現全然否定的聲浪而非積極的討論反省，是因為有著怎樣的意識或態度呢？我認為可能的原因之一即在於：討論者過於自覺（而造成某種對立性及封閉性）的文化屬性。我所謂的過於自覺即表現在於「未充分認知自身文化構成的複雜內涵」，而過度宣揚霸權文化與自身的對立，因此總是再次落入西方語言中心思維裡。以台灣引介西方的「後」學討論為例，廖炳惠在《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1994）中，將臺灣論述圈中的各種有關「後現代」與「後殖民」討論作一分析批判，廖炳惠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以回顧和反省的方式整理後現代與後殖民話語的文化意涵，並在對西方學者傅科、哈伯瑪斯、泰勒等有關現代文化的話語分析中，引申出臺灣社會面臨的一些潛在問題。在一部分的分析中，廖炳惠注意到後殖民知識份子身份構成的差異性，以及他們強調知識話語本土化和普遍性的雙重性。他認為：隨著新殖民與後殖民的並行，殖民地的文化社群被迫要重新界定本身的傳統，針對本土與環球文化生產模式之間的辯證關係，提出自我及他人再現的文化政治問題，以堅持文化差異。絕大部分的‘ 後殖民批評家’ 或‘ 後殖民知識份子’ 是在此種社會環境（越戰及冷戰結束）裏受高等教育，而且通常是到英、美上大學、研究所，然後留在英、美或回到本國，形成其‘ 後殖民’ 觀點，與歐美正崛起的女權主義、多元文化、後現代及後結構主義彼此搭配，在推波助瀾之下，儼然是文化批評及文化研究的一大重點。（廖炳惠，1994：18）當殖民文化社群在重新闡釋自身的傳統並確立自己的言述方式時，太有意識的與西方對立，反而無法脫離西方中心模式。尤其是在亞洲，由於被殖民的經驗錯綜複雜，使學者們在引介後殖民理論來分析臺灣社會文化與文學時，仍然受制於中心話語。這樣的表現在一方面是全然認為來自歐美的理論有其不適切性；另一方面則是容易將在地與西方清楚的劃分為兩個文化主體，而忽略自身文化構成在歷史中與異文化雜揉（hybrid）形成的複雜內涵。當然，在此我並非認為全球化中的文化構成已將各文化之間的差異消弭。我想提出的重點在於，譯介者在消化吸收異文化中的各種思潮、理論時應當具有的「自覺」，並非在於與異文化的全然對；而是除了差異之外，兩造間卻實在文化構成上有著無法切斷的部分。我們在引介理論及反思外來論述的影響時，應當注意上面兩點；特別在於後是翻譯引介在消化吸收異文化的資源時所憑藉的動能之一，也是文化翻譯進行時能與在地文化產生對話的部分。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台灣真正進入的只是所謂「美國/歐化」的「全球化」，這並非代表我所強調的僅是地域概念的「全球」，也非預設有一明確數量的文化等待我們去碰撞、學習。再者，我也不認為「全球化」有一明確的進程及終點，而是就文化. 14.

(17) 文化翻譯與論述生成的概念. 多元參照對象的選擇而言，我們目前仍舊是大量的學習歐美，對於地理與歷史的空間感較鄰近的東亞及亞洲其他文化社群的了解還十分需要累積。但就這層意義上，不代表著是要「脫美入亞」，而是如陳光興及錢永祥所言：在台灣重新構築具有批判意識的主體性，並不意味著簡單地去美國化以及「返亞」。五十年的美國化，不必然是錯誤的包袱，反而可以轉化為資產，前提是要發展具有批判性的主體意識，來平衡過度單一化地以美國為參考座標。要透過返亞，重新認識台灣主體性在客觀上所處的位置，釐清歷史過程中還沒有處理清楚的愛恨情仇，也才能以高度的自覺意識，面對這些歷史資源。（陳光興、錢永祥，2004）相較於一般台灣中心論的論述，將台灣放在世界的中心來討論，一個較為貼近於歷史、地理、全球結構的真實狀態是，台灣的主體位置可以視為一個結點（nodal point），基本上處於幾個相互重疊、交相作用的生活網絡（networks）當中，也就是說台灣作為一個地理歷史空間的想像實體，它存在於不同網絡的交叉點上，因此以下所勾勒的網絡並沒有優先次序的層次，而是相互糾結的。這一有如蜘蛛結網的文化構成取徑，迫使我們必須正視的除了文化的多元及雜揉性之外，更可以把混雜性視為在指向一種新的翻譯實踐的同時，又顛覆了本質主義閱讀模式的一種後殖民理論的標誌。這一閱讀策略的翻轉提醒我們在理解新的翻譯理論或詞彙時，不能僅是以「外來」視之，各個理論的引介也並非只是旅行的片段。是故，我將在下文檢視薩依德（Edward Said）的「旅行理論」，（1984）並試著提出文化（個體）由一文化深植到另一文化中的「移民」概念，來幫助我釐清文化翻譯行為在地落實的過程及實踐方式。. 二、不只是「旅行」：文化翻譯落實的理論「移民」薩依德（Edward Said）在1984年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中討論到，觀念和理論從一個文化向另一個文化移動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無論十九世紀初期東方超驗觀念（transcendence）向歐洲社會的輸入，乃至十九世紀晚期歐洲社會思想「譯入」東方社會，都是薩依德所謂「理論旅行」的典型案例。在該篇文章中，他舉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傳到法國的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再傳到英國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不同使用情況為例，指出理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區的流傳以及由此而引來的種種不同的理解和闡釋。理論有時可以旅行到另一個時代和場景中，而在這一旅行的過程中，它們往往會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這種情況的出現多半受制於那種理論在被彼時彼地的人們接受時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歸化，因此理論的變異是會發生的。也就是他說的「理論的移動必然涉及與理論旅行啟程點不同的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過程，使得理論和觀念的移植、轉移、流通與交換變得十分複雜。」（Said，1984：226）. 15.

(18)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薩依德還指出，理論的運動具有一些反覆出現和可資辨識的形式，也就是說，任何理論與觀念的旅行都包括四個階段：第一，理論旅行的起點，也就是具備一個使觀念產生並進入論述結構的初始環境（initial circumstances）；第二，具有可以穿越的通道，使觀念得以從前一個時空點向後一個時空點移動，並獲得一種「新的嶄露」（new prominence）；第三，一組相關條件，包括對理論與觀念的接納條件，以及作為這種接納之一部分的抵制條件。在薩依德看來，這些條件是重要的，正是這些條件（接納中包含著抵制）使新移入的理論和觀念顯得異質化和多樣化；第四，被完全（或部分）接納或吸收的理論和觀念，因為在新的時空下取得新位置和新用法而獲得一定程度的改造。（Said，1984：226-227） 13 薩依德的「理論旅行」為理解「全球化」脈絡下的文化流動及再現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考。如劉禾，其在《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2002）裡提出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概念，是一個涉及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她質疑當某一種語言的文本被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時，兩種不同語言場間的權力關係能否被發現？如果能夠，那是通過怎樣的形式？她曾針對薩依德的理論旅行，指出薩依德理論中，忽略了語言作為一種轉引的中介，必然牽涉翻譯的語言，所以劉禾曾提出薩依德沒有告訴讀者何為「翻譯的工具」，即語言轉換涉及文化與權力差異的問題。在劉禾的研究話語語境多是置於東西方的文化與語言交流上，尤特別注意一個被翻譯的名詞，如何在等值關係喻說中，發現它在新語境被賦於的不同意涵，這對目前不同語言文本大量被翻譯情形而言，確甚具啟發。特別在思想與理論頻繁遷徙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思考翻譯以及相關的實踐，在建構文化之間的權力關係時，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若是討論（台灣或第三世界的）學術場域上對於西方的理論或概念如何引介和接受，理論旅行的發生似乎成為了一種「點到點」的單向移動過程，而失去了「旅行」一詞富有的流動感及不穩定性。因為薩伊德的「理論旅行」，還暗含著一種東西方之間主從關係的預設，即西方作為主動的理論輸出方，而非西方則作為被動的理論輸入方。並且對於理論旅行的原因和動力問題，在薩依德該篇文中我未看到清楚的呈現。當七 ○年代後期歐美思想學術界出現的「後現代轉向」對理論提出了重新定位的問題，這一概念也被進行了重新解讀。14而在後殖民語境下思考理論旅行的成因及意義應該開啟 13. 此處的原文為：First, there is a point of origin, or what seems like one, a set of initial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idea came to birth or entered discourse. Second, there is a distance transversed, a passage through the pressure of various contexts as the idea moves from an earlier point to another time and place where it will come into a new prominence. Third, there is a set of conditions—call them conditions of acceptance or, as an inevitable part of acceptance, resistances—which then confronts the transplanted theory or idea, making possible its introduction or toleration, however alien it might appear to be. Fourth, the now full （or partly） accommodated（or incorporated）idea is to some extent transformed by its new uses, its new position in a new t i mea n dpl a c e . ”（Said，1984：pp. 226-227）當然，薩依德「理論旅行四階段」的概念，並非以平面式或線性式的方式來討論理論旅行的內涵，薩依德顯然將理論在旅行途中所發生的穿透性、變異性，以及因對理論闡釋權的爭奪而產生理論邊界的模糊性等等，視為討論理論旅行時不可忽視的效果特徵。 14. 如克利弗（James Clifford）1989 年發表的《關於旅行與理論的劄記》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在他看來，理論已不是在西方的這個“ 家園” 裏了，或者是說具有特權的地方，理論已被其他的種族、性別、具有文. 16.

(19) 文化翻譯與論述生成的概念. 不同於薩依德當時的討論。我們可以對薩依德（及其所處的西方文化霸權）進行激進式的提問：你會有旅行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渴望嗎？你能想像一個「移民」到第三世界的西方人（文化/理論）嗎？理論旅行無論所到之處為何，引介者及接收者對於這些理論提出的質疑不會是直接發生在理解及討論中，而是發生在思考異文化理論與自身文化及社會情境的關係及適切性時，所做出的轉造（transcreation）15。然而在英語成為全球化主導語言的今天，理論旅行的載體會是什麼？在討論上述的全球化文化構成網絡時，便已提及其中一個穿針引線的中介—「翻譯」。假使我在此將「翻譯」視為各種理論、思潮在全球場域間移動的載體，則這個載體絕非如飛機一般的中性空間，只是將「旅客」原封不動的吞吐於場域之間。甚至從文化翻譯的政治性及文化生產性來看，理論、思潮經由翻譯這一中介從一個文化到另一文化後，以非單純的移動、旅行，從民族誌或全球-在地的角度來看，那已經可視為是一個「移民」的活動。一個文本在進行語境移植的同時也在進行語境重構（recontextualization），也就是說，當一個概念從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語言時，其意義的轉換過程，與其說是找到與再現其文化的內涵的過程，不如說是在後者的地域環境中進行的再次建構與創造的過程。在此意義上，翻譯已不再被看成是中性的，而是政治的捲入，語言，話語，意識形態的對立及社會衝突。可以說，正是這種翻譯政治的浮出水面，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理論旅行中知識生產的權力關係。大量的事實表明，「理論旅行」的複雜性還來自于「翻譯」行為在理論旅行中的作用，這也是薩伊德所忽視的一面。故透過文化翻譯中介的理論不只是具流動意味的「旅行」，而是「移民」16到異文化中。雖說目前可見的移民研究主題對象，較多皆是由第三世界移入第一世界或是從較低開發的國家、區域移入開發較高的地區，然而「移民」此一動作的文化載體是「人」及其身上賦有的異文化內涵，與文化翻譯的載體相似性甚高，也具有深植於在地文化並進而雜揉化的屬性，不同於「旅行」的高度流動與自由化的概念，「移民」概念帶給我的思考更貼近文化翻譯所落實的在地轉化。特別是「移民」現象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對各個文化皆有著深刻的影響。薩依德後來在1994年重新思考了「理論旅行」這一命題而作了〈理論旅行的再思〉（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一文來檢討前文中的缺失。他依然以盧卡奇的理論為本，卻舉了兩個南轅北轍的例子，以示其理論在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法農. 化差異的知識所在位置的訴求所影響或打斷。 15. 此詞出自 Haroldo de Campos。見：張君玫，〈德希達、魯迅、班雅明：從翻譯的分子化運動看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東吳社會學報》，第十九期，2005，頁 57-100。 16. 「移民」研究理論中常被使用的「推-拉」理論16也提供我一個思考。R‧Herberle 于 1938 年提出的“推 -拉”理論，該理論後經 D‧J‧Bogue 等人的發展﹐已成為一個頗具解釋力的理論框架﹐即：遷移之所以發生是由于在遷出地存在的推力和遷入地都存在的拉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所導致的﹐這是從宏觀來看。從微觀來考慮﹐遷移的發生帶有偶然性和突發性﹐因為這取決于個體作為遷移者的特質和決策。對個體遷移動機的研究分一般遷移動機﹐即經濟動因和社會動因﹐也有“親和力”、“信息”、“助動”和“誘導”等其他動機。（D‧J‧Bogue, Techniques and hypothesis for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 Section 4,No. 114,1961。）. 17.

(20)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Frantz Fanon）兩位批評家身上，如何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原先激進的理論在旅行之後可以如阿多諾般與社會毫不相干，但也可能被法農用來積極介入反殖民的政治鬥爭。薩依德以這兩個迥異的例子，來彰顯理論旅行時可能產生的錯綜複雜現象。他並強調理論的逾越與流亡狀態，以及理論使用者積極、主動、甚至蠻橫的情況。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重複瞭解構主義的闡釋原則：理論的內涵是不可窮盡的，因而對意義的闡釋也是沒有終結的。（Said，1994）理論的旅行所到之處必然會和彼時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環境相作用而且產生新的意義。而這些新意義是如何於在地形成及接收，我們可藉由文化翻譯的研究作一具體的分析檢視，所以我將從分析「翻譯」以及「文化翻譯」的意義出發探究。. 三、何謂「翻譯」以及「文化翻譯」？在思考這本論文的主題之前，關於語言如何透過「翻譯」的的媒介在不同國家及文化之間、在不同個體及思考模式之中實現溝通理解的可能，這個問題已在我腦中打轉許久。「翻譯」，不同於以往將文字或文本以一個語言置換到另一個語言裡的狹隘意義，從僅囿於字面形式的翻譯拓展為對文化內涵的翻譯，因此研究翻譯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問題，尤其涉及兩種文化的互動關係和比較研究。「翻譯」運作系統裡的譯者、被譯文本、譯後文本以及閱讀者都參與了系統裡語言、文化、權力及政治的轉化過程。正如本論文所欲探究的「文化翻譯」絕非通常意義上詞語間的翻譯成效，而是整個翻譯過程及系統中的個個環節。「翻譯」在不同的文化脈絡裏，有著共同的指向「踰越與變遷」（transgression and transformation）。它正是原文與譯文兩種不同「文字」體系及其背後所隱藏的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之間，互相開放、改變、創造的過程。「翻譯」從詞源上來看，「翻譯」這個詞的希臘文是“ me t a phe r e i n” ，拉丁文是 “ t r a ns l a t i o”，二者皆含有「移動」（movement）、「中斷」（disruption）、「錯置」（displacement）的意義；德文的「翻譯」是 “ übe r s e t z e n”（意思是 “ t opu ta c r os s ” ），是由希臘文 “ me t a phe r e i n”（to move over）轉變而成；法文是 “ t r a duc t e ur ” ，介於 “ i nt e r pr è t e ”和 “ t r uc he me nt ”之間，兼具閱讀與詮釋二義（deMan，1986： 83; Niranjana，1992：8）。蒙戴（Jeremy Munday）編寫的《翻譯研究入門: 理論與應用》（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2001）一書中有多面向的討論及整理。他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西方譯論作了分類、歸納、評論及案例分析，並在開頭指出「翻譯」一詞可同時是：一個研究領域（general subject field）的總稱；也是作為生產品的譯作文本（text）；和生產譯作的過程（process）及動作（act of producing the translation）。（Munday，2001： 4-5）當代中國翻譯文化批評家劉禾亦明確指出：「翻譯一詞應該被理解為改寫、挪用以及其他相關「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的一種簡略的表達方式。（劉禾， 2002：36）以上幾個扣合「翻譯」中的複雜內涵而生的定義或詮釋，在在將過去理解. 18.

(21) 文化翻譯與論述生成的概念. 的「翻譯」概念問題化（problemtizing），並朝向更細緻的探究。回顧近一、二十年以來國際學術界上許多重要的學者所關注的命題，我們不難發現許多當代的研究者如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que Derrida）、艾科（Eco）、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佐哈爾（Even Zohar），尼蘭賈娜（Tejaswini Niranjana）及許許多多研究學人皆對於翻譯提出了相當深刻的思考。而在翻譯學界中的蘇珊• 芭斯耐特（Susan Bassnett）、安德列• 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及勞倫斯• 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也都力圖跳脫原本狹隘、僅關注兩種語言的轉換或兩種文學關係的翻譯探究，轉向文化層面上去審視、研究翻譯命題。芭斯內特在她與勒弗菲爾合著的專題研究文集《文化建構：文學翻譯研究論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第八章〈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中曾頗有見地指出：總之，文化研究已經走出了英語的起始階段，朝向日益加強的國際化方向發展，並且發現了一種比較的層面，對於我們所稱之的“跨文化分析”（intercultural analysis）十分有必要。翻譯研究也擺脫了一種文化的人類學概念…. 逐步走向一種多元的文化之概念。就方法論而言，文化研究放棄了那種與傳統的文學研究相對立的說教式的階段，越來越緊密地關注文本生產中的霸權關係問題。同樣，翻譯研究也走出了沒完沒了的關於“ 對等” （equivalence）問題的辯論，轉而討論跨越語言界限的文本生產所涉及的諸種因素。這兩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都一直經歷著的種種過程始終是驚人的相似，因而可以導向相同的方向，也即二者將最終認識到一個更為國際化的語境，同時也需要平衡本土的與全球的話語。（Bassnett，2001：133）芭斯內特是從文學研究中思考翻譯的轉向，並在比較文學的深層思考中回應了許多跨文化命題。而無論以上許多位國際知名的研究學者所促成的景象是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或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這股跨學科的結合勢力已將各種跨文化研究推向更一個我認為更深刻實際的範疇，也就是語言作為文化中介與具體研究對象的重要事實。當然，我這裡指的不是一般使用的語言，而應當稱為文化語言，也就是承載一套系統深邃複雜的社會歷史脈絡的語言，這套語言系統已拜許多前人研究所賜而有相當豐富的論述積累，現正已邁入研究語言交換交流的現象及影響的階段，而我即將深入討論的文化翻譯命題正是為理解語言與文化交換所促成的研究。霍爾（Stuart Hall）則是從跨學科、領域的文化研究中討論了翻譯的重要性。文化研究需要有「文化研究的本質」，但又有其不同的特殊形貌，就是他所謂的「翻譯」。霍爾認為文化研究不管在哪都必須經歷「再度翻譯」（re-translation）的過程，甚至連英國文化研究本身也不例外。「翻譯」這個概念和「再度接合」、「再度製碼」有點類似，翻譯原指的是拷貝，因此，使用「翻譯」，特別加上引號，表示使用的不是這個詞的原始形式。「翻譯」是一個重新接合和重新脈絡化的過程，指的是文化研究不管什麼時候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空間，「文化研究」的意涵必定有所轉變，就像在重新. 19.

(22) 台灣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 接合和解和的狀況中，某些元素仍舊持續相同，但也有新的元素出現改變整個組構。（Hall，唐維敏譯，1997：51）因此，「翻譯」就是將文化研究的「某些元素」保留，並重新接合到新的社會脈絡中，這些文化研究的共通元素，霍爾認為要從文化研究的「認識論形構」（epistemological formation）來探求，也就是文化研究的廣泛結構原則（broad structuring principles），而從事文化研究必需不斷「翻譯」，就是將文化研究的「廣泛結構原則」接合到不同的社會脈絡中，來從事在地的「文化研究」。不管是前述的「改寫」或霍爾這裡提的「再譯、再製碼」，都是一種拆解的過程，一種對於翻譯文本、以及文本中蘊含的權力結構的重組及解構，這也使得「翻譯」的方法及功能可經由解構主義的一些觀點產生。特別是德希達在下面這段文字中的指陳，對於後殖民或性別翻譯理論家來說有十分的影響力，德希達說：解構行動不是自外而內的把結構摧毀。解構除非寓居於那些結構之內，否則便不可能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也找不到準確的目標。要以某種方式寓居於結構之內，因為人總是有所寓居的，當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時，更是如此。由於一定要從裡面下手，從舊的結構裡借來一切戰略和經濟資源用於顛覆，是結構性的借用，也就是說，由於不能把他們的種種元素和原子挑出來，解構之大業便總是在某種程度上為其自身的作業所害了。（Derrida，1974：24）尼蘭賈娜認為後結構主義對於反思翻譯意義重大的一面，在於其對歷史決定論（其實是將歷史的東西，表現為自然的東西）的批判，而「翻譯」的概念從語言文字單位交換轉向以文化為思考的單位後，其相關的討論便自成一個問題系：一指與某些經典的再現和實在觀相互支撐的翻譯問題系；二指由後結構主義對這一問題系的批判所開啟的問題系，這便使得翻譯總是成為「增益」（more），或德希達所謂的「添補」（supplement）。翻譯產生是種種遏制之策。通過運用再現他者的某些程式——他者也因此得以出現——翻譯強化了對非殖民者所做的統織性的（hegemonic）描述，促成其取得薩伊德（Edward Said）稱之為再現或無歷史之客體的地位。（Niranjana，1992：118）此外，在她討論翻譯與後殖民的論文《為翻譯定位》（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1992）中則更清楚指陳：「翻譯一詞在我這裡並非僅指一種跨語際的過程，而是對一個完整物體系的稱謂。它是一組問題，也許是一個『場』，充斥著所有用以陳說難題、解是翻譯的術語要意，甚至也包括了傳統譯論的用語在內。」（Niranjana，1992：118）以上所言及各理論家的論說，及尼蘭賈娜在此處將翻譯的內涵、過程及其周邊效應視為一個問題系的看法十分貼近本論文的核心。而這一「翻譯問題系」的概念作法在比較文學、文化研究以及後殖民、性別等研究範疇中起了廣大效應。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也有類似的學術取徑。她的〈翻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93）一文，在關心女權與語言的關係之外，另又看到文本更為內在的一個特質，亦即語言—包括翻譯語言—的形成，是因其本身的政治性.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