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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著眼於權力、真理範型、建制與技術（頁183）。Rose 進一步解釋第一種論述分析，他提到論述分析關心論述生產出的權威、
鑲嵌著論述生產的社會實踐、以及社會實踐的自我繁衍，也因為第一種論述分析 對象是各種視覺或語言文本所形構的論述，最好選擇具有豐富細節的文本進行分 析，進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檢視，才能對論述有更完整的理解和詮釋（王 國強譯，2006，頁 186-188）。由於本研究將紀錄片視為行動者——也就是紀錄片 工作者——的社會實踐，著重其實踐所產生的作品論述，紀錄片除了影像的論述 以外，相同重要的是，將紀錄片放進社會整體來觀察，分析影像論述的社會生產 與社會效果。因此本研究將以第一種論述分析作為主要的分析方法。
Tonkiss（1998／轉引自王國強譯，2006）就指出論述分析的兩個目標，一個 是分析論述陳述的結構；另一個是陳述的社會脈絡。進行分析時必須以全新的眼 光來審視，在熟悉文本後找出關鍵主題（key themes），思考關鍵主題與影像之間 的關聯。在分析論述形構時，必須專心於細節的閱讀，方能解析出影像可能出現 的複雜性與矛盾，以及影像裡那些不被看見的事物，這都有益於解析論述如何組 織。
第三節 ⽂文本選擇
本研究欲考察臺灣當代紀錄片裡，不同類型的紀錄片如何承載了民族想像與 認同論述，又作者如何透過影像敘事來建構其論述。本文希望，透過解析這些對 象文本，可以在臺灣當代紀錄片多元複雜的圖像裡，勾勒出部分樣貌，初步體現 出其中的幾種論述策略，為理解臺灣當代紀錄片處理民族想像與認同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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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臺灣當代紀錄片如何追尋認同的整體圖像更為清晰。先前已經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問題與研究方法，以下將就本研究所欲分析的 文本範疇進行說明。根據Benedict Anderson 與 Homi Bhabha 等研究者對於民族 想像與歷史敘事的討論，針對「民族」強調其先驗的人民、空洞的時間性、以及 強加的敘事與認同，研究者們已提出各種質疑與修正。本研究據此，將挑選具有 複雜記憶與認同、對民族「本真性」形成挑戰、並且將自身置放在臺灣社會脈絡 中以凸顯其政治性的文本，進行論述分析。
另外，本研究強調一種影像內／外的觀看，如前所述觀看已經不僅止於單純 觀看文本，而是強調觀看實踐的權力關係，分析論述是否成功召喚了個體進入意 義生產的場域之中，並形成一種主客體位置之間關係式的觀看，進而重新定義了 主體。本研究強調紀錄片內／外的認同論述如何對個人形成召喚與否，因此將會 選擇影像承載較豐富記憶與認同的紀錄片，足以形成與影像外的歷史與論述之間 互文性討論的文本，作為分析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當代紀錄片作為文本選擇範疇，但該如何界定「當代」？邱貴 芬（2016）曾以臺灣「新」紀錄片作為分期的理解，認為臺灣在 1980 後出現「新」
紀錄片，是一種底層視角的、強調獨立創作的紀錄片，拍攝形式更多元，放映與 流通的管道也遍及社區、影展等，具有強調觀點、倫理、照顧弱勢等特性，顯然 已與前期不同。但1980 至今已過三十餘年，臺灣政治社會的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而紀錄片風格與類型也日新月異，或許只能將當代臺灣紀錄片視為某種程度上承 繼了「新」紀錄片，而「當代」顯然是更多元而難以概括的。陳斌全（Chen, 2014）
從批判角度檢視臺灣獨立紀錄片的歷史，以生產模式作為切點，歷史地檢視臺灣 獨立紀錄片發展過程，依照不同時期各別具備的特色，進而切分出五個時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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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以前（Precursors）；二、1945-1980s（Emergence）；三、1980s 晚期到 1990s 中（Social Issues）；四、1990s 中到 2000s 早期（Cinematic Art）；五、2000s 早期 至今（Identity）。陳斌全強調各時期紀錄片生產特色，經常隨著社會－政治背景 改變而受到影響，然而分期並非斷然切分，時期之間常有重疊、而時間也沒有精 確的起迄點，不同時期的生產特色也不會是完全互斥的。
本研究主要針對當代紀錄片，也就是著眼於陳斌全所提出的第五個時期，他 認為該期主要特色就是轉向追尋自身認同，特別是那些過去聲音被剝奪的族群，
像是原住民與客家族群，就透過紀錄片的賦權（empowerment），從被拍攝的他 者開始轉向變為拍攝的主體，重新為自己發聲、建構屬於自身的觀點。外籍配偶 與移工加入此一行列的時間雖然較晚，但我們已經多少可以看出來，透過獨立紀 錄片來重新主張認同（reclaim identity）可以說是當代的特色之一。
本研究將延伸陳斌全的研究發現，主要著重於2010 年以後發行的紀錄片，
透過選取不同類型的紀錄片，分析其中如何討論與追尋「認同」，又如何建構其 論述，來初步歸納出幾種不同的論述策略。更一步來說，本研究著重於反思「臺 灣」的共同體建構過程中所可能掩蓋的聲音，因此在敘事上首先將會延續臺灣「本 土」對抗國民黨威權的論述，描繪出臺灣當代紀錄片此類論述的樣貌，再進入討 論其他群體記憶紀錄片。本研究將先就族群與群體記憶如何介入「民族」同質性 的論述、進而影響其想像「民族」的本質與邊界，並著重於探討紀錄片對於「想 像的共同體」的影響。誠然，階級、性別等群體意識討論對於「民族」有其影響，
但礙於本研究篇幅、能力與時間有限，只能留待之後研究再繼續延伸與開拓。
統整以上，本研究將以三部片進行分析，試圖指出臺灣當代觸及民族想像與 認同論述的三部紀錄片文本，分別體現了相異的類型與論述策略，而這三部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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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的類型並不能完全概括臺灣當代紀錄片對於民族想像與認同的所有創作，但 若將紀錄片視為一種文化表意系統，這三部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裡的認同政 治，甚或以影像建構了足以回擊現實認同政治的論述。
本文選擇的三部片，分別是《牽阮的手》（莊益增、顏蘭權，2010）、《河北 台北》（李念修，2015）、《門》（邱育南，2015）。《牽阮的手》透過兩人的愛情故 事來帶出解嚴前後的政治社會時代背景，以及民主化過程裡被掩蓋的記憶與認同 轉變過程，建構一種重新協商認同的論述，本研究認為，該片很大部分地承續了 臺灣本土的民主化論述，但該片補足文字敘事在視覺性上的不足之處，也由於以 人物故事為主軸，使其建構論述的方式跳脫以往悲情式的敘事，反而構成一種新 的論述可能，因此將該片作為起點、更視其為一個轉折點；《河北台北》同樣是 以個人故事作為主軸，然而透過主角複雜的故事與經歷，重新建構了一個離散群 體的記憶，而其記憶對於「臺灣」作為一個共同體象徵而言，顯然是其中被壓制 的異數。透過導演追尋父親的故事與認同，不同於某種「高級外省人」的位置，
反而複雜了觀眾想像「外省人」樣貌；《門》則是年輕導演的作品，重新探訪金 門人作為「臺灣人」的一部分，而金門作為「臺灣」地理上的邊陲、又鄰近中國 大陸，在不同世代之間更形成複雜的心理，且更有趣的是當金門年輕人到臺灣讀 書接觸到318 運動、或是在與中國大陸人接觸的過程中，又更進一步形成新的想 像，該片很生動地刻畫了不同世代金門人、甚至是臺灣人的認同如何轉變，形成 不恆定的、異質的認同論述，來挑戰「臺灣」的想像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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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內／外政治：我／他者的重返
本研究以近兩屆的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本文以下簡稱 TIDF）作為分析文本之引子。分析文本固然是本研究重 點，然而，本研究試圖對TIDF 進行初步觀察與並指出可能的研究視角，是因為 觀察到兩屆TIDF 與當代臺灣紀錄片的整體圖像之間，有十分巧妙的共同特性，
且作為一種強調貼近政治社會脈動的媒介，拍片與策展兩者之間的關聯性，顯然 能體現出近年臺灣共同面臨的焦慮與事件。本研究將認為，透過傅柯的兩種論述 分析方法來重新檢視TIDF 與「臺灣當代紀錄片」，兩者之間所呈現的論述將可 呈現出一種論述形構，我們可以將之視為：臺灣紀實影像工作者以其社會實踐，
來回應臺灣當前政治社會情況的一種規律性，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其中的知識／權 力關係。以下先就TIDF 初步分析，討論過程中將會逐步提出這些觀察如何可以 對應到「臺灣當代紀錄片」的部分現象，也試圖指出一些可供後續研究的可能方 向，以及此視角的價值。
若將TIDF 與「當代臺灣紀錄片」視為臺灣當前社會裡的兩種文化意義指涉 系統，顯然彼此之間會有互涉之外，更重要的是，兩者與政治、社會相互指涉與 接合，勢必可藉由分析兩者所關切的現象、如何重新由符號的建構中再次體現出 來。本研究希望提出一種對臺灣當代紀錄片的可能理解，同時將其視為知識論上 的一個概念，從TIDF 的策展與影展影像文本來理解「臺灣當代紀錄片」，又如 何與政治、社會接合。本研究認為，TIDF 作為臺灣最具指標性的紀錄片影展、
同時也是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展現了一種當代臺灣對紀錄片的想像與期待，也 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代如何記憶過去——特別是1980 年代至今的政治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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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當代臺灣社會如何看待自身現況與對未來更深層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