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利為主體的田制/財政/賦稅主張

黃宗羲秉持儒家傳統，以人民為政治的目的，因此其經濟主張也是 站在人民的立場設想。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田制稅賦和財計政策，

黃宗羲都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為考量。為天下萬民的思維模式成為其 財政思想的依據。

具體主張包括：

一、工商皆本

漢朝完成大一統之後，採重農抑商政策，壓抑商賈，不願資本集中 商人抬頭。惟恐商人以其財富資本威脅政權之運作，不利於專制王權 的統治。徐定寶(2002)謂：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傳統社會價值觀的基 本內涵是：重農抑商，尊士輕賈。古代四民「士、農、工、商」的排 置序列，則是這一社會價值觀的充分表現。(徐定寶，2002：157)

鄙視工、商的社會價值觀長遠穩固，但歷史演變至封建社會後期，

尤其步入明朝中葉十六世紀之後，此價值觀受到嚴重挑戰。隨著城市

經濟的繁榮，市民階級的興起，社會面貌產生劇烈變化。(徐定寶，

2002：159)黃宗羲「工商皆本」的意識符合時代思想潮流，代表著 正在興起的市民階層的心聲。黃宗羲以宏揚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

為名，試圖從根本上扭轉工商的末等地位。從「切於民用」的價值判 斷出發，賦予工商治國之本的重要意義。強調「夫工，固聖王之所以 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闡明「工」

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其與「農」同樣是社會財富的來源；「商」雖不 直接生產財富，然透過貿易，社會財富才能運轉流通。黃宗羲以簡要 的論點，說明工商間的關係及其在社會運作上的重要性。

黃宗羲不反對商業活動，但反對非用於民生必要的浮奢消費；反對 倡優酒食的奢侈貨物經濟。黃宗羲說：「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斂矣，

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倡 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

一衣而十夫之煖。」(〈財計三〉)

黃宗羲認為人民經濟生活的根本要務在節儉並去除奢侈惡習，回歸 樸實之風，其意著重在節流，切合民用，以教化民德。

「工商皆本」意識揚棄了對工商的傳統偏見，又代表當時社會經濟 發展趨勢的時代精神，體現出正在萌芽的新社會價值觀。

二、田制思想

田制指關於土地使用、管理及財富分配的相關制度措施。黃宗羲的 田制思想折衷了歷代田制思想，主張恢復「井田制」。「先王之制井田，

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田制二〉)「梨洲改革田制之原則 為仿屯田以行井田，依田額以定稅賦，務使耕者有田，民生不瘁，力 矯專制政府棄民不養之惡習。」(蕭公權，1984：645)基於對物質生 活的重視，黃宗羲提出「富民」思想，把明亡的經濟原因歸之為「奪 田」和「暴稅」，認為防止土地兼併的最好方法是恢復三代的井田制。

黃宗羲認為最好的田制是上古的井田制，因為其用意在養民，授田 給人民，讓人民有田可耕，生活無虞，其制度構想是積極的，而且以 人民利益為優先。後世君主不能體會井田之意乃授田以養民，反設法 奪民田，又課以重稅，造成民不聊生。黃宗羲因此感嘆道：

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

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為也。(〈田制二〉)

他主張三十而稅一，認為「十一之法」是因循一時兵興之制，使人 民日漸窮困，後世君主未能合理規定稅制，因襲亂世之法，極盡剝削 之能事，不以百姓為主體，但以為政者自身之需求為先。因此，黃宗 羲提出寬放稅制，衡量田稅之標準以下下為則。以下下為則才能讓百 姓因薄稅而獲利，若以上上為則，則下下之田亦可能被誤評為上上而 使人民蒙受其害，最後人民將淪為窮困潦倒，「以上上為則，而民焉 有不困者乎？」(〈田制一〉) 「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為則；下 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田制一〉)

黃宗羲認為井田制的根本精神在明初所實行的衛所屯田制中已經 存在，並且已在實行。每軍授田五十畝，使其能自給自足，政府無需 從國庫耗費補給。因此主張，國家分配給百姓的土地，按十分之一的 稅收徵收田賦；非國家分配的土地，按二十分之一的稅率徵收田賦；

另外再依戶口徵收出兵養兵的賦稅。如此，國家所需費用自然充足，

又何須橫徵暴斂呢？

授田於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

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於暴稅乎！(〈田制三〉)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稱許黃宗羲的「輕稅富民」思想。認為黃宗羲主 張的井田制及賦稅構想都是「主張民對田土的私有權，並且激烈地批 判賦稅為不倫不仁之政。這在當時業已形成一個突出的輿論。」(溝 口雄三著、林右崇譯，1994：331)黃宗羲深切了解土地及賦稅制度 改革的必要性，並提出諸多改革方案，其目的在減輕人民的痛苦，並 避免因之而起的社會動盪。

薩孟武則對黃宗羲的井田制構想提出其思想盲點。「地廣人稀，固 然可依井田之意，分配土地，強迫人民耕耘，以增加田賦的收入。要 是人口蕃庶，則類似井田之制度，勢非破壞不可。」(薩孟武，1994：

496)隨著人口繁殖，土地不夠分配，地質差異衍生的爭端等，都是井 田制難以克服的問題。

三、鑄錢代替金銀的貨幣思想

黃宗羲在貨幣方面的主張集中在「廢金銀」方面。認為金銀為人民 生活帶來諸多不便，貴金賤穀的結果，即使豐年亦難增加人民的財 富。金銀為難得之貨，因此造成人民以擁有金銀的多寡為貧富之別，

以致不以勤農務田為貴。「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

(〈財計一〉)他認為廢止以金銀為交易的媒介，以錢鈔作為通貨，才 可使天下安定富裕。

黃宗羲說明廢金銀有七利：粟帛之屬，小民利能自致，則家易足，

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 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

五也。盜賊胠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財計一〉)

以鑄錢代替金銀，黃宗羲對此的構思在於便民及社會整體的安危。

「錢幣所以為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財計二〉)

至於納稅方式，黃宗羲主張取消硬性規定用金銀，因為當時的貨幣 制度令納稅人受到極大剝削。折銀的稅制助長了金銀流向權貴階級，

且造成人為的通貨緊縮，當貨幣短缺，便須增加田產始能換取相應的 銀元，使農民蒙受損失。黃宗羲說：「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 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

斯民不至困瘁爾。」(〈田制三〉)但這並非要廢除貨幣，因為貨幣在 經濟活動中有其流通價值，其目的在減輕人民被國家徵稅時所遭受的

不當剝奪。

第三章 黃宗羲民本政治思想的創見與侷限

第一節 黃宗羲民本思想的創見

一、批判傳統君主主體思維，力倡「人民利益」主體思維

傳統儒學以心性為道德主體，期求人君以仁心推行仁政，希望透過 人君以道德教化人民，使民德歸厚。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最終目的是期由人君的修為而臻 於「虛君」，以達到「德化虛君」的境界。黃宗羲論政治不以君主為 主體，而以人民利益為主體。對傳統儒家的「德化虛君」，以君為道 德教化主體的理念作出重大轉折，這是一大創見。

傳統儒者一向奉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為政理想，重「義利 之辨」，認為爭取個人權利是卑下的功利心態。黃宗羲對此提出突破 性的看法，他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原君〉) 意謂人民的利害、人民自然欲望的要求，就是政治活動的目的，就是

「天下之大公」，不容許統治者以任何道德性藉口忽視此基本要求。

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思考問題，否則人民權益將永遠淪為「以德化民」

政治神話的祭品。《明夷待訪錄》的政治理想，主要環繞著「以人民 為本位」的反專制理念而展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 在萬民之憂樂。」(〈原臣〉)楊慶球稱黃宗羲上承於孟子的「民為貴，

君為輕」的理想，指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主客關係，突出了天 下萬民作為政治主體的地位。(楊慶球，2005：53)黃宗羲肯定人民 自私自利的基本要求，在社會基礎轉變過程中，反省違反人民生活需 求的統治合理性，對後世民權思想的提升具有重大貢獻。

二、提高臣權以對抗君權

黃宗羲主張提高臣權以對抗君權，這是中國政治思想的創見。臣權 提高，君權減少，難免引發君權與臣權的衝突。黃宗羲在此提出解決 衝突的辦法，即在中央政治中設立太學祭酒，負責糾正天子缺失。太 學祭酒一職，推選當世大儒或退位宰相擔任。政治上有何缺失，祭酒 可以直言進諫。此一構想，在藉由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來實踐孟子 以德抗位、以師教君的理想。

黃宗羲並指出與傳統思維不同的君臣關係本質。即君臣同為人民服

務，彼此間的關係是是暫時性且有條件的，不同於固不可變的父子關 係。黃宗羲在此劃清了政治倫理與親情倫理的界線，揭穿傳統的政治 神話，有助於後人認清君臣關係本質，提高對專制帝王暴政挑戰的勇 氣。

三、以學術監督引領政治的構想

黃宗羲認為學校的直接功能是養士，所謂「學校所以養士也」(〈學 校〉)。但養士並非唯一目的，學校存在的更高目的與意義在於提供 輿論的監督與制衡力量。

蕭公權認為黃宗羲點出了以往政治家對學校功能的錯誤認知，「梨 洲譏斥以往政治家對於學校認識之錯誤。彼以為學校之用不僅在於

『養士』，而亦在於培養健全之輿論。學校除作育人才外，尤須監督

『養士』，而亦在於培養健全之輿論。學校除作育人才外，尤須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