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思想淵源與思想基礎

第二章 黃宗羲的生平背景與思想淵源

第二節 思想淵源與思想基礎

一、思想淵源

黃宗羲民本思想的淵源是主要來自於傳統儒家「民本」、「仁政」思 想及道家的「無君論」。具體而言,《尚書》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孔子的「仁政德治」論、孟子的「民貴君輕」說、鮑敬 言的「無君」說10、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 憂民思想、王陽明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思想、劉宗周的「誠 意、慎獨、愛民、力行」主張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為黃宗羲的民本思 想提供思想淵源與啟發。

整體而言,黃宗羲民本政治思想淵源可歸納為下列四項:(一)明末 清初思想的新趨向;(二)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一脈相傳的民本思想;

(三)宋以降功利學派思想的融和;(四)東林學派的經世思想。

10 鮑敬言反對儒者之言,以為立君非出於天意,而是由於社會鬥爭。原始社會無君無臣,沒有 禍亂作,因此不用干戈。蕭公權於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鮑敬言無君之說,「可謂魏晉 反政治思想最極端之表示。鮑生事跡,今無可考,其論見於抱朴子詰鮑篇中,大旨在辨明『古者 無君,勝於今世』。」(蕭公權,1982:398)

(一)明末清初思想的新趨向

受明亡刺激影響,明末清初思想轉而重視經世實務。其中又可分為 兩個要點,一、民本思想高張,對商業的觀念也產生重大轉變;二、

對君主專制的抨擊。

(1) 重視功利與實用

在儒學的價值觀中,經濟活動的價值雖不被排斥,但在成德、成就 的文化秩序氛圍下,經濟活動本身畢竟不能成為一種高尚價值。再加 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所形成的「重農抑商」等觀念束縛,商業經濟 活動在中國一直難以有顯著發展。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國人對「功利」

的態度上,由於上述原因,重義輕利一直是奉行的準則,創造功利的 觀念,一直無法取得正統地位。這些現象,在明清之際有了相當程度 的轉變。

例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篇中,主張工商皆本,並有 改革貨幣、使財用流轉的規劃。「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

窮,此久遠之利也。」(〈財計二〉) 服社會危機密切相關的。(金觀濤、劉青峰,2000:164)

明清間西學之輸入,也對中國傳統的知識、思想發生過巨大的衝擊,雖引起傳統思想的強烈排 拒,但西學仍是明末清初士大夫中頗為流行的「時髦言論」,對西學和傳教士有接觸的官僚、士 大夫頗不乏人。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天主教會進行了一次「反宗教改革運動」。羅耀拉創

使黃宗羲形成具資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階級政治學說。12針對中國 小站,2005:49-50)

明萬曆十年(西元 1582 年),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進入中國內地,此後 傳教士接踵而來,在中國各地興建教堂,開展活動。耶穌會在中國出版的著述和譯作,其理論方

前來中國傳教的知名耶穌會教士如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艾儒 略(Julio Aleni,1582-1649)等在中國傳教時期,與黃宗羲(1610-1695)所處時代相彷,他們所 帶來的科學、地理、社會制度等西方思潮,是否對黃宗羲有所影響與啟發,致使其提出有別於傳 階層。(陶清,1997:11-14)

抑士氣,為前代之所未見。」(蕭公權,1982:634) 蕭公權指明朝 政事之弊,病源在於君主專制。

薩孟武也陳述明代政治專制腐化,使人民受苦,「明代政治最專制,

又最腐化,天子視大臣如奴隸,而人民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能 自拔。」(薩孟武,1994:489)明亡後,思想家們有相當徹底的反省,

體會君主專制為害之烈,大力抨擊專制,匯為空前巨大的批判聲浪。

方孝孺、顧炎武、黃宗羲等反專制思想即產生於此環境之中。

(二)中國政治哲學一脈相承的民本思想

中國民本思想,有文字記載可循者始於《尚書》,自先秦以來持續 綿延發展,有百花齊放的旺盛發展時期,也有受專制壓迫的停滯銷沉 時期,雖有高低起伏,然堅韌延續至今。從黃宗羲的民本思想脈絡內 涵,不難發現深受前人思想之啟發與影響。

金耀基將中國民本思想的發展過程,分為六個時期,即胚胎時期、

建立時期、停滯時期、銷沉時期、發皇時期與完成時期。(金耀基,

1997:14)胚胎時期為春秋以前;建立時期指春秋戰國時代,該時期 思想界呈現一片蓬勃朝氣,「民本思想論述最詳」(金耀基,1997:

35)其中最突出的是孟子「民貴君輕」說;秦漢之際受秦王專制統治 焚書坑儒影響,思想一片荒涼,是民本思想停滯時期;魏晉之際,內 憂外患,民不聊生,「思想界逃避人生,遁入虛無,儒家思想多為學 人所棄」(金耀基,1997:125),是民本思想的銷沉時期;明末皇帝 專制集權,民本思想遭受空前浩劫,「唯壓迫愈甚,反動亦必愈烈」

「遂風作雲蒸,蔚為大觀」(金耀基,1997:149)是為民本思想的發 皇時期;「辛亥革命,創建民國」「這是中國歷史上旋轉乾坤的大變局」

(金耀基:1997:179),金耀基先生將之界定為民本思想的完成時期。

上述民本思想的發展分期,顯示在歷史過程中的發展演變有高低起 伏,但始終連綿不絕,黃宗羲的民本思想也受此歷史傳承的思想過程 所影響。

(三)宋以降功利學派思想的融和

黃宗羲以前的中國學者,並非沒有把利害問題視為人類社會政治活 動的目的者。功利之說,甚至可推至先秦墨家及楊朱之學。但在政治

生活中,強調功利並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理論者,是至宋代功利學派興 起後才大致完成。宋代反理學傳統的學者如李覯、葉適等人的功利主 義思想,雖為正統儒者所鄙棄,但其對後世思想的影響不容抹煞。

黃宗羲經濟思想的功利觀點也顯示在其政治思想中。勞思光在《中 國哲學史》中對此有所闡述。他說:

梨洲論政治之目的時,並不就道德著眼,而直言「利害」。蓋政治 之功能,正在於為天下處理現實生活之問題---即所謂求利除害。…

梨洲論政治問題,不諱言利。…若順梨洲重視天下人之利害之意推 之,則此中似涵有尊重個體之觀念。(勞思光,1981:647-648)

能否利民益民,是決定政治良窳的標準,這是宋代功利學派對政治 的基本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哲學立場來看,兩宋的功利思想,往往被 視為異端邪說,然而黃宗羲政治思想中的功利主義論點,與這些異端 之說在精神與內涵上有諸多近似之處,顯示出這方面先進思維的傳 承。

(四)東林學派的經世思想

「東林」此一稱號,源起於十七世紀初明萬曆年間「東林書院」的 興設,以顧憲成、高攀龍在此講學而聞名。東林學者雖以傳統的書院 講學為形式,卻有著傳統書院學者所沒有的特質,即講學始終是以社 會現實為基礎,學與行緊密結合。東林學者反對虛浮學風,堅持經世 致用原則,提出了一系列改良社會的主張。黃宗羲與東林黨關係密 切,其父為東林黨人,他自少與東林黨人往來頻繁,受東林黨的思想 影響甚深。

明末宦官專權日益明顯,隨之而來的是權力鬥爭與專制統治。宦官 往往以開礦為名,強占人民田宅。稅吏也樹旗建廠,與民間商賈搶奪 礦財,甚至沒收工商業者財產。這些貪腐蠻橫行徑嚴重侵害人民的利 益,引起廣大民怨。東林黨人目睹人民受磨難,十分痛心,其救世情 懷,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在救世情懷導引下,東林學者提出一系列改良社會的主張。政治 上,反對貴族地主集團的專政及宦官獨擅政權,要求成立工商業者及 知識分子參與的聯合政權。針對當時宦官把持朝政、專制獨裁的晚明

政局,東林學者提出了天下事國人「眾議」、「眾治」的主張。經濟上,

反對貴族地主和宦官的經濟掠奪,要求給予城市工商業者合理發展經 濟的自由。東林學者提倡經世致用新學風,主張學問必須用於國計民 生,用於百姓利益。

二、思想基礎

(一)力行哲學

明清之際的儒者大抵表現出「知不如行」的重行觀點,反對脫離客 觀事物,反對脫離實際;要求在現實人生及經驗世界中成就學問。由 重知轉變為重行,企圖由靜的世界邁入動的世界,由內心世界邁向外 在世界。出現此一轉變主要在當時儒者認為宋明理學「用心於內」的 心性工夫是一種避世的空茫之學,無益於國計民生,關心的對象因此 轉為平實的生活層面。(林聰舜,1990:291)金觀濤及劉青峰分析黃 宗羲加強理論體系的事功方法,「為了取消道德的境界層面,黃宗羲 一開始就重新定義『致良知』的含義。他根據王陽明『致良知於事事 物物』,認為『致』就是行,而不是空談心性。」(金觀濤、劉青峰,

2000:189)「青年時代,他(黃宗羲)的主張主要是把劉宗周的『慎 獨』轉化為經世事務的實踐。後來他日益意識到建構比解構更重要,

僅僅從心學立場取消道德境界層面是不夠的。於是黃宗羲主張內外合 一,認為儒學是包括道德、藝文、事功為一體的「經天緯地」的學問。」

(金觀濤、劉青峰,2000:189-190)顯示黃宗羲強調力行、加強理 論體系的事功方法是一不斷深化的過程。

黃宗羲充分繼承了劉宗周的理論結構,把理和氣、性和心高度合 一,主張心一元論。並進一步把理論體系向強化事功方面發展。(金 觀濤、劉青峰,2000:189) 黃宗羲民本思想的哲學基礎是「以力行 為工夫」的實踐哲學。力行哲學的目的在經世致用,而經世致用是傳 統思維與體制受到外來衝擊,儒學強化自身事功能力的一種應戰。經 世致用將其關注重心放到入世,企圖克服境界層面與行動層面分離的 困境。

(二)人性自利論

黃宗羲的政治思想以「人性自利」為基礎來論述「民主君客」的民

本內涵。林聰舜分析指出,在人性論方面,明清儒者幾乎一致反對用 心於內求索人性於玄妙,或空泛推測人性的善惡;他們把人性視為發 展的過程,呈現在實踐、工夫中。此外,在理欲問題上,他們也扭轉 了天理人欲對立的觀點,認為天理即在人欲中;在對氣質之性的了解

本內涵。林聰舜分析指出,在人性論方面,明清儒者幾乎一致反對用 心於內求索人性於玄妙,或空泛推測人性的善惡;他們把人性視為發 展的過程,呈現在實踐、工夫中。此外,在理欲問題上,他們也扭轉 了天理人欲對立的觀點,認為天理即在人欲中;在對氣質之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