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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1980 年以前臺灣原住民族的相關研究,主要以人類學、民族學與社會學為 主。早期人類學或民族學關注的是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親屬與社會結構、儀式 行為等面向;1970 年代後,社會學與人類學開始觀察原住民面對現代化的調適 與變遷問題,著重在社會問題的分析與解決。1980 年代後,臺灣的政治與社會 環境開始轉型,社會運動興起,原住民族問題與原運逐漸受到關注,學術界也 開始比較全面地探討戰後的原住民族政策及其衍生的原住民政治、經濟、宗 教、文化、認同等問題,尤其關注原住民族運動的成因、影響及走向。至於原 住民族的歷史研究,則以「政策史」為主。

一、原住民族政策史

早期有系統地描述戰後國民黨政府「山地政策」的著作不多,張松《臺灣 山地行政要論》(1953)及郭秀岩〈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1975)一文,是 比較常被引用的作品。一來,兩位作者皆是第一線從事山地行政的官僚,可以 代表一定的官方觀點;其次,則是兩篇著作的時間在1950 年代初期和 1970 年 代中期,正好可以觀察山地行政的政策變化。

張松於1953 年出版的《臺灣山地行政要論》,可說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相關 研究。由於該書作者曾經主管山地行政業務,因此其著作被後來的研究者視為 原住民族行政的「初期文獻」,具有史料價值。15 儘管該書著作時間位於山地 政策起步階段,作者又明顯具有大中國主義及漢化、同化原住民的傾向;但 是,從其論述中,卻可以觀察到戰後山地行政從摸索到成形的軌跡,以及當時 政府及行政人員對於山地行政的想法。例如,書中即對中華民國從一般化的國 策施政理念,到最後針對山地採行特殊化的行政做了一番解說。

1975 年,由省政府首任「山胞行政局」局長郭秀岩撰寫的〈山地行政與山 地政策〉一文,是少數談論1960 及 1970 年代山地政策的文章,因此具有一定 的重要性。作者本身長期服務於主管山地行政的臺灣省政府民政廳第四科,因 此其觀點能代表官方的立場與想法;但也因為具有官方身分,通篇不免政策宣

15 張松,《臺灣山地行政要論》(臺北:正中書局,1953 年)。張松曾於 1948 年臺灣省民政廳山 地行政處成立時擔任副處長,其後並曾於臺灣省訓練團等機關講授山地行政課程,參見氏著:

《臺灣山地行政要論》,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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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陳中禹〈戰後初期「山地行政」的建立與推動〉、27 松岡格的〈戰後原 住民行政制度確立過程之檢討:相關文獻資料的解讀〉28 二文,對於政權轉移 下的政策轉折,就做了比較詳盡的歷史動態考察。兩篇不約而同使用行政長官 公署的檔案史料,針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前後,到行政長官時期、臺灣省政府 時期的山地行政計畫,從連續與斷裂的角度加以陳述,是了解戰後初期山地行 政推展極富參考性與啟發性的文章。不過,兩者皆聚焦於行政部門的政策形 成,比較沒有關注到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撤臺這些臺灣政治史上重大事件的 衝擊,以及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建立,對山地政策的影響。

二、族群、認同與原運

有關原住民族的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以及原住民族運動研究,很難 不提到謝世忠的《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29 該書出版於原住 民族運動方興未艾的1987 年,其論點迅速化為原運的動能,對當時的原住民知 識青年頗具有「啟蒙」的作用。2007 年臺灣原住民教授協會為該書舉辦出版 30 週年學術研討會,對該書重要性有如下的說明

本書之出刊,適逢我國原住民族風起雲湧的時代,前者也在這波時代 潮流中,成為當時運動理論基礎與精神指導,是當時參與原運者無不 熟悉的重要著作。走過三十年的歲月,這本小書雖在原住民族研究蓬 勃發展、各研究次領域相繼做成豐碩與卓越研究成果的今天,漸為汗 牛充棟的文獻給遮掩,卻未能減損其學術價值與貢獻,甚至被視為我 國原住民族研究的經典文獻。30

這本書能夠打動原住民的心坎,最主要是作者謝世忠具有創見地採借了社 會心理學「污名(Stigma)」的概念,指出「族群污名的認同」是當代原住民 的共同處境與經驗。31 謝世忠認為這種污名感的認同導致族群意識的變遷,亦

27 陳中禹,〈戰後初期「山地行政」的建立與推動〉,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

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

28 松岡格,〈戰後原住民行政制度確立過程之檢討:相關文獻資料的解讀〉,收入若林正丈、松 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臺北:稻鄉,2009),頁 283-320。

29 謝世忠,《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

30 臺灣原住民教授協會,〈會議手冊〉,於臺灣原住民教授協會主辦之「民族認同的時代格局與 挑戰 謝世忠教授《認同的污名》專書出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2017 年 11 月 11 日,頁 2。

31 污名認同指一個社群或族群對自己產生負面的認同感,因而竭力排斥自己的母文化及表徵,

並向另一文化迅速靠攏或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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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背負污名感的原住民逐漸拋棄舊的認同轉而認同漢人。至於1980 年代初期 由原住民知識菁英發起的「泛臺灣原住民運動」,則是上述污名認同的「逆向 運動」。32 此外,謝世忠依照原住民族在臺灣社會的權力位置,將原住民族的 族群地位變遷過程分成四個歷史階段:「唯一主人 → 主人之一 → 完全失去 主人地位 → 即將消失?」。33 而此原住民族與外來民族接觸的痛苦歷史經 驗,不但造成了當今原住民族的「劣勢地位」,也產生了強烈的「污名感」。

然而,這種歷史分析似乎過於化約而簡單,除了沒有交代各歷史時期原住民族 指涉對象的內容差異,而且隱含了原住民族的族群地位或族群意識係朝著單一 路徑演化的線性假設,一路朝向危險、滅絕的境地前進。而後進研究者經常採 用他這種歷史敘述框架,影響頗大。此外,他在論述認同污名感的同化危機與 逆向產生「泛原住民族運動」的互動與關聯時,並沒有提出更有力的說法。換 句話說,認同污名感僅說明原住民族面對大社會人群競爭時的普遍心理感受,

對於原住民族運動產生的政治、經濟及歷史脈絡問題,都留下進一步探討的必 要。

謝世忠之後,同為人類學者的許木柱也發表了〈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 動:心理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一文,他認為原住民知識份子顯現強烈族 群認同的成因有三種:1.原住民族的血緣和文化有別於佔優勢的漢族;2.具有相 似的適應困境與衍生的相對剝奪感;3.臺灣本土運動之影響。34 除了第二種

「相對剝奪感」與謝世忠的「認同污名」算是有異曲同工之處外,許木柱另外 提出的族群原生性質,並把原住民族運動放入臺灣本土運動與自決理念興起的 脈絡中來理解。

謝世忠的「認同的污名」和許木柱的「相對剝奪感」,到了社會學者王甫 昌眼中,則成為「弱勢者的族群意識」。在《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書 中,王甫昌開宗明義就指出要以社會學的方法和「族群想像」的概念來理解族 群,因此他不認為族群有如「原生論」和「情境論」所主張,係有一個族群存

32 謝世忠,《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族的族群變遷》,頁 106。

33 謝世忠依原住民在臺灣社會的權力位置,將原住民的族群地位變遷歷史過程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原住民 唯一主人」,1620 年代以前;「第二階段:原住民 主人之一」,這 個階段又分成,大部分是主人(1621~1661,荷蘭與西班牙統治臺灣地區時)、半個主人

(1661~1875,鄭氏統治至清朝後期)、少部分主人(1875~1930,清朝統治末期,日本統治臺 灣前半期);「第三階段 完全失去主人地位」,1930 年霧社事件以後;「第四階段:原住民

即將消失?」。謝世忠,《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族的族群變遷》,頁15-25。

34 許木柱,〈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動:心理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收入徐正光、宋文 里合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1989),頁 12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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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本質。他指出,族群認同都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所 謂原住民族的「族群意識」是一種社會的建構物,各種原住民族群認同形成的 因素,則是族群建構的社會條件。換句話說,「原住民」這個稱呼,既是在 1980 年代後才出現,「原住民族認同」與「族群意識」也是原住民族運動建構 的結果,是在特定的社會因素下所發生的。35

類似看法也出現在張茂桂對原住民族運動的分析,只不過又採用了資源動 員理論來分析原運這樣一種社會運動。資源動員論認為群眾的不滿、挫折、相 對剝奪感,僅能說是一直存在的集體情緒的抒發,但社會運動卻並非經常發 生,其發生的關鍵在於菁英能否有效掌握某些資源與組織網絡。張茂桂認為,

80 年代臺灣政治轉化,原住民族運動在外力資源的挹注下成形,但因為原住民 族並不是個單一的民族,「原住民族」只有在相對當今漢民族的優勢脈絡中才 有意義,因此這樣一個本身凝聚力低又資源匱乏的劣勢團體,容易受到相互競 爭的外力左右(政治力、教會),必須努力掙扎,使原不統一的族群凝聚在一 個更大、超越黨派的「原住民族」基礎上。36

總而言之,上述人類學與社會學者對於原住民族運動的討論,主要以西方 族群理論的概念來進行分析,因此比較注重所謂族群生成的近代性。而且,或

總而言之,上述人類學與社會學者對於原住民族運動的討論,主要以西方 族群理論的概念來進行分析,因此比較注重所謂族群生成的近代性。而且,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