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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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權力刻意營造出來的氛圍，則是屬於「感覺上」的空間意象。
也因此，本文的另一項研究目的，是想要理解兩個政權具體想要建構的空 間意象是什麼？建構方式又是什麼？空間意象是否有轉化的可能？
透過兩個主要的問題意識，本文企圖解釋不同政權在空間硬體的規畫目的 以及從空間意象的型塑中，思考兩個國家權力的統治本質，另外，本文也會利 用官方檔案、日記、口述訪談等資料來源，企圖從陽明山地區的案例來理解國 家權力與空間建構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關於空間的研究，由於牽涉層面甚廣，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學科多 有研究，數本專著皆提及「權力」與「空間」的因果關係，18提供本文相當多 元的研究視角，也在本文所關注的「國家權力」與「空間建構」的議題中，擴 展了研究上的跨學科視野。這些研究成果大約可以歸納成三種思考途徑。
第一種途徑是借用其他學科理論進行「國家」、「空間」、「權力」，三者在概 念上解析。國家與空間的應對關係，以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於權 力的剖析最為精闢。傅柯曾指出權力（power）是一種「把個體（individual）形 塑為主體（subject）」的過程，19自 16 世紀開始，新的權力政治形式不斷發展，
「國家」（state）概念的出現，宣示了一種新型態的政治結構，大多數的時候，
國家被理解為一種忽略個體的、政治上的權力，2018 世紀後，國家逐漸擁有一 種累加形式的強大權力，而作為現代國家的表徵，這種由國家生產的、形式上 的權力，使得「個體」（individual）淪為被控制的對象。21換句話說，傅柯認為 國家在政治型態的轉變下，逐漸確立了一種主動的、壓倒性的強大權力，這種
18 空間社會學可參考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空間政 治學可參考王志弘、李秉霖等合著，《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臺北：群學出版社，2011）、洪長 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徐裕健，《殖民城市的文化空 間與權力 : 以日治時期臺北之休閒生活模式及空間建構為個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1995）、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1）等。
19 原文為「My work has dealt with three modes of objectification that transform human beings into subjects.」。參考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Power, ed., James D.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p.326.
20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p.332.
21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pp.3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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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強大權力，使得空間成為被宰制的對象。
那要如何進行空間的宰制呢？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首先從 規訓（discipline）的角度提出對個體的空間分配。傅柯認為空間規模的配置，
提供國家權力一種新型態的控制方式，透過建築體本身或是意識形態上的分割 原則，空間成為可組織的「單元化」結構，換句話說，國家利用由內（建築 體）而外（意識形態）的細瑣化過程，將空間建構成一種「現實/理念」的綜合 體，透過上述方式，國家得以有效地掌握了空間的宰制權，可想而知的是，依 侍國家權力而生的政治性空間，也在國家刻意的經營下出現。另一方面，國家 擴展權力的同時，也納入了知識性的技術以及表格化的統計結果，兩者都帶有 詳述「單位化」後的空間特徵以及確保「階級化」的等級序列的優點，空間內
（建築體）的「隔離」和空間外（意識形態）的「組合」，將賦予特定空間的
「階級化」的等級序列。22由此可知，現代國家在獲得了空間宰制權之後，待 這套權力邏輯内化至被統治者時，將進一步地確保統治正當性以及延續性。
第二種途徑是在臺灣史發展的脈絡下理解空間建構（即「空間內」）的變 革，正因為日治時期全臺重心移轉至臺北城，因此以「臺北」作為一個整體性 空間所進行的論述，往往是都市史研究者的重點。近年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 北作為研究主體者包含葉肅科、23徐裕健、24蔡采秀等，25三篇專著分別從「都 市發展與日常生活」、「殖民城市與文化空間」、「都市結構與都市性質」角度出 發，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卻不出「都市規劃」的討論範疇，國家對於空間的 建構模式，則多呼應傅柯由內到外的邏輯，除了列舉日本帝國主義在不同時期 的統治手段，多指出隱藏於空間建構背後的權力邏輯是「社會文化的轉化歷 程」。站在上述研究的基礎，近年集臺北都市研究於一身者，當屬蘇碩斌的《看 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書。
蘇碩斌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中，呈現出不同政權統治下的空間差 異，以及對於跨政權空間建構模式的研究。蘇氏主要關懷的重點，在於釐清清
22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頁 141-148。
23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 晚報，1993）。
24 徐裕健，〈殖民城市的文化空間與權力─以日治時期臺北之休閒生活模式及空間建構為個 案〉，收入《文化政治與歷史重建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頁 1-47。
25 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收入
《臺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6.12），第 3 卷 2 期，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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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的「三市街」是如何轉變成日本殖民統治下「都市規模」的臺北市。該 書認為，「臺北市」作為一個泛空間的概念，並非「自然」都市擴張現象，而是 一種統治者掌控的「社會」現象。蘇氏援引 Anothy Giddens 和段易孚的理論，
強調現代國家以「空間規劃」作為統治手段的特徵，是透過刮除土地上既存的
「地方」（place）情感，才有可能使其成為便於控制的「空間」（space）。面對 兩個不同國家政權的統治本質，在檢視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手段，則提出「空 間均質化」以及「空間視覺化」兩概念作為分析，前者說明清治時期紳商階層 功能的消失或轉化，使得殖民政府得以除去了清治以來始終介於國家與地方之 間的中介角色，國家於是可以直接「摸得到」地方民眾；後者則突顯明治維新 後，日本運用現代化國家統治技術，經由調查與空間規劃，將空間中所有物件 資料化、數據化，國家於是「看得到」地方社會。蘇氏大量地運用一、二手史 料，使其得以克服長達橫跨二百餘年的時間限制，而對於社會科學理論的熟 捻，則提供讀者一種「清治時期─混亂─看不到」、「日治─清晰─看得到」的 聯想。本書看似並未跳脫「清治/落後」、「日治/進步」的傳統二元對立式論點，
但卻提示了「空間即是權力」的概念，受此啟發，本文在釐清空間對於國家統 治之餘，將更重視空間背後的社會意涵，另一方面，為了避免陷入「現代/非現 代」的二元式論點，本文也將選取兩個具備現代國家定義的政權進行分析。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則是另一經典之 作，26雖然通書是以博覽會作為解構的對象，但書中針對展示會場的空間特性、
展示分類邏輯、觀者以及被觀者等角度進行探討，提供本文一種介於「國家權 力」與「空間展演」的思考點。呂氏綜合國內外關於博覽會的學術研究，企圖 回答殖民者如何利用博覽會的展演性質，進一步在空間中建構出「臺灣」的形 象，此問題涉及了殖民者知識權力的建構，也反應出國家權力在營造秩序觀的 主動性，也就是說，統治者進行「選擇性展示」、「原子化展示技術」的同時，
國家權力的符號就已經充斥在空間內、外的各個角落了，不管是「觀者/被觀 者」、「展示者/被展示者」，都在無形之中被納入此種空間意象之中，展示的終 極目的便是突顯執政當局統治的成果，並透過空間細瑣化的展示技巧，將「現 代」的空間意象內化至臺灣人的心中。27與傳統歷史學書寫模式較為不同的是，
《展示臺灣》的論述並非採取單一的「由上而下」式寫法，除了來自官方的報
26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05）。
27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39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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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檔案以外，書中大量使用時人的日記28、遊記29等，提供另一種來自「社 會」的聲音。
作為最靠近首都的郊區，陽明山地區至今仍存在跨政權建構下的延續性和 斷裂性，理解這樣的轉化歷程，將有助於建構國家權力從都市向外延伸至郊區 的另一套邏輯。受限於陽明山地區的專論較少見，但仍有許多研究者從產業發 展、區域發展、組織變革的角度檢視不同時期的陽明山地區，提供本文極為重 要的研究基礎，第三種思考途徑則即是從空間意象（即「空間外」）的角度進行 探討。
欲探討陽明山地區空間意象，首先應該鑑定陽明山地區的範圍並梳理空間 中的諸項變化。對此，已有諸多先行研究者透過聚落興衰、族群變遷、古道路 線、考古遺址等面向進行多元性的統整。30黃雯娟以陽明山管理局時期所統轄 的範圍進行調查，調查範圍橫跨陽明山地區、士林區以及北投區。從古今地名 的改變，釐清陽明山地區在不同政權下的區域發展狀況，並透過地名的轉變，
聯結古今各種人文活動的關聯性。31黃氏在《陽明山地區地名探源與調查研 究》研究中發現，由於陽明山地區自然環境甚為豐富，各地地名多以此為命名 方式，隨著戰後草山（陽明山）管理局的成立以及 1967 年、1974 年兩次行政 區劃的變動，可見戰後陽明山地區地名的改變多受政治性影響。
名稱變更有其歷史意義，更動的背後更帶有不同政權的政治性意圖。蔡蕙
名稱變更有其歷史意義，更動的背後更帶有不同政權的政治性意圖。蔡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