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一、低階全球化的移工流動：永久的暫時狀態？

在亞太地區，移工在區域內移動的原因通常是因為區域經濟發展不均，已發 展國家與新興工業國的女性進入正式經濟，引入移工以填補「3D 工作¹⁶」以及家 務勞動的空缺，同時滿足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需求，以最少的社會成本保持勞動市 場的彈性，輸出國與輸入國同時有意忽視移工的權益與公民權（Ball R & Piper, 2002）。移工作為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建立在移工的「生產」與「社會再生產」

分離的基礎上，同時移工的輸入除了帶來廉價的勞動力，亦有助穩定既有的生產 關係，透過不平等條約的設立以及政府配合企業調整輸入額度等政策，對本勞與 外勞發揮著規訓與馴服的力量（劉梅君，2000）。

在澳門，當初引入移工的經濟條件已產生變化，有別於當初出口導向型經濟 的廉價勞動力需求，勞動密集型的博彩旅遊業急速膨漲，導致人力需求急增。不 論是來自中國或是東南亞的移工，一直被視為搶奪本地人飯碗的元兇，同為新自 由主義的受害者，本地勞工的訴求往往把矛頭指向外籍移工，而非政策與制度所 眷顧的資本家（史唯，2018）。但如同大多數東亞國家的案例，本勞和外勞被放 置在一個看似「搶飯碗」的天秤兩端，但現實上外勞愈被剝削，本勞就愈沒有出 路，這是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顧玉玲，2008）。同樣，移工政策的制度化實踐、

移工低劣他者的身分形象與向下流動的階級屬性相疊合，造成移工艱難的生活現 狀，但移工的主體性並未因為主流社會擠壓下的規訓與限制而完全消弭，而是透 過空間、情感與文化實踐等種種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作為抵抗工具化的主體性的重 要動力（史唯，2018）。

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分工的發展，跨國勞動力的移動愈來愈普及，具有階級或 種族優勢的女人往往可以在自由市場尋求母職的替身，把家庭勞動的責任外包予 來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女性移工，讓輸入國的顧主和輸出國的女移工位 於「全球保姆鏈」的不同位置（藍佩嘉，2008）。澳門隨著雙薪家庭的普及，新 富家庭的增加，職場女性的家務勞動空缺只能從更廉價的勞動力市場中找尋，成 為「全球保姆鏈」的上遊，尋求區域內後進國家的女性填補母職缺席後的照護工 作，甚至是情感勞動，這種「再生產勞動的國際分工」（Parreñas, 2001）近年在 學術界已被廣泛討論，然而澳門與亞太地區的其他先進國家與地區在制度上有明 顯差異，依然有其延續討論的重要性。

移 工 作 為 常 見 的 區 域 內 跨 國 流 動 方 式 ， 是 一 種 低 階 全 球 化

（globalization/transnational from below）（Mathews, Ribeiro, and Vega 2012）的表 現 方 式 ， 有 別 於 一 般 全 球 化 或 移 民 現 象 ， 甚 至 被 視 為 一 種 過 渡 性 的 離 散

（provisional diaspora）（Barber, 2000）。同時被國家視為用完即棄的勞動力，而 排除在公民權之外，處於一種永久的暫時狀態（permanent temporariness）（Collins, 2011）。因應不同輸入國的制度，移工會受到不同類型的限制，包括有時間限期 面」（interface），以及跨界網絡裡的「跨國空間」（transnational space）節點（王 志弘，2009:123）。族裔化地方的形成除了牽涉多重跨界和劃界動態，還可能發揮 從縫隙到槓桿的功效，從劃界動態中介和越界混雜的趨向中，產生鬆動主流時空 秩序和族裔邊界的動力。族裔化地方作為「交流邊境」的定位，有助確認當代城 市裡異類混雜共存的必然性與必要性，並承認自我及他者的相依相存，乃至於彼 此混雜難分，甚至有構成多元族裔城市之交流邊境和「反身鏡域 （“reflexive heterotopia”）」的潛能（王志弘，2011:73）。

在澳門，縫隙空間(interstitial space)特性的展現非因位於都市規劃和地理不 均發展(uneven development)所造成的都市邊陲，也非每逢假日現身於公共空間的 節奏性群聚，而體現在移工利用下班後的自由時間與舊城公共空間在觀光旅遊人 公眾化。吳永毅進一步以週末口袋社群（weekend pockets community）形容外籍 家勞在公共空間的私密再生產活動，一方面讓移工透過公共空間重新找回私密，

另一方面處於強迫出櫃（forced coming-out）的公共空間，卻讓被過度放大的「他 者性」強化了台灣人對外籍家勞的集體歧視。這種「公私翻轉」現象是外籍家勞 共空間的需求並沒有減退，特別是情感再生產的部分。Constable 和 Sim 分別以 香港的女性外籍家傭為例，指出在僱主家中從事再生產工作的移工，個人的再生 再生產行為（Constable 2014; Sim 2009）。

移工對於公共空間的轉化，除了被視為一種對於生活的抵抗或解放，也有其

政治上的可能，在香港的移工就曾多次舉辦有關勞動權益的遊行，更甚是對於輸 出國的政治議題及普世人權的追求（Law, 2002; Constable, 2009; 夏曉鵑，2014）。 Habermas 提出公領域的概念帶有特定階級的意涵，並不適合直接套用在亞太城 市的公共空間，但移工作為一種客工、寄居者、或是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在公 共空間的相遇與交流，及其後續引發的社會動能，可以讓後殖民國家/城市中，不 斷被商業化、商品化的公共空間，藉以反思與借鏡。

藍佩嘉（2008）以跨國灰姑娘（Global Cinderellas）的生動比喻，描繪出家 務移工如何透過假日於後台（公共空間）的抵抗策略去為平日在前台（家）的工 空間（liminal space）來形容供移工臨時棲身、休息、消閒不娛樂、放鬆的地方，

包括不是家的家（a home away from home）與公共空間。置身其中的移工不再只 是弱勢的勞動力，有更多在工作空間中無法呈現的社會角色與社會關係被召喚。

（Zukin, 2012）。但Koch, R and Latham, A. （2013）把馴化的概念往前推進一步，

把馴化視為營造家的感覺，讓所有人都可以親近這個公共空間，然而公共空間的 政治往往是充滿著張力並相互競逐，族群間的角力與矛盾顯示為空間上不同群體 的現身與隱匿，需要透過不同群體的協商而決定，向大眾開放的公共空間往往因 為不同群體的權力關係與使用模式而具有排他性（Collins, 2011）。

以情感經濟（affective economies）的視角去檢視移工在公共空間上的情感再 生產與情感展演（Ahmed, 2004），公共空間中不同族群的現身與隱匿其實是基於 社會中對他者的想像所積累的不同情緒的結果，這些情緒如恐懼、厭惡、戒慎等

乃是透過不同媒介流動及積累，而不止於個人與他者真實接觸後產生的情感連結 響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D’Eramo（2014）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式毀滅（Unescocide）

來形容被評定的地方猶如接受了死亡之吻，以殺死世界遺產的活力作為拯救世界 遺產的方式。世界遺產周邊如同標本，把時空凍結並以博物館的形式展覽城市，

並透過編湊傳統（invented tradition）來迎合旅客的凝視，而居住在其內的居民活 在一個被凍結的時空，歷史城區的範圍就像被施法一樣，讓異質的生活肌理變成 同質的歷史標本。

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後出現負面影響的案例屢見不鮮，文化遺產的評定意味著 現在已不如過往，把曾經熟悉的、充滿歸屬感的家變成陌生的文化遺產，把建築 風貌凍結在想像的過去，而居民卻因為文化遺產是屬於世界的，而不再靠近，「家」

因而變成一幢一幢的「房屋」（Zabielskis, 2018）。檳城，大量街屋被發展商收購，

生動的社區被置換為高價紀念品店與博物館；威尼斯的建築與街道被凍結在中世 紀，高昂的地租、擁擠的環境，居民因為城市不再宜居而搬離，逐漸成為沒有威 尼斯人的威尼斯（Casagrande, 2016）。鄰近澳門歷史城區的社區正面臨同樣的狀 況，世界文化遺產的指定阻擋了怪手的入侵，但社區居民卻躲不過文化商品化的

物連成一片，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這個大範圍的建築群，風格統一，呈現着海 者不謀而合成就出今天澳門奇觀城市（spectacle city）般的城市景觀，受世界遺 產所保護的歷史空間成為了新自由主義下資本積累的消費空間，同時提供了更多

（資料來源：澳門文化局世界遺產網，索引日期：2019/08/09）

18 「新澳門學社親赴巴黎 向聯合國表達東望洋燈塔保育危機」，愛暪日報，2016/12/14，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6462

慮的人透過對遺產的認同來對抗博彩地景的快速擴張以及城市空間變遷，引發後 續要求保存更多歷史空間的呼聲與行動（Chu, 2015）。Zandonai（2017）以東望 洋燈塔為例，指出近年賭場與房地產的發展與世界文化遺產之間的矛盾，社會大 眾借助守護殖民時期的葡式建築，以回應對於博彩業與經濟發展無處不在的影響。

澳門作為一個前殖民與移民城市，守護文化遺產的運動更多是愐懷一個不遠，卻 已遭逢鉅變的過去，而非那段過去的殖民歷史。而博彩旅遊業的影響、公權力的 濫用、中央政府的干預所帶來的文化不適，使得市民只好透過守護過去的方式，

抒發對城市未來的不安與焦慮。

最後，本文嘗試以地方修補（place fixing）的概念來理解移工於公共空間 的空間實踐。Huang（2018）援引 Harvey（1982）提出空間修補（spacial fix）

的雙元性質，指出修補（fix）除了具有修復破損的改善弱勢社群的生活品質的 概念外，更有重新連繫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個人的意義，並提出地方修補（place fixing）作為地方營造（place making）的一種特殊形式，作為連結太陽花運動 與雨傘運動後基進本土主義外的另一個方向，透過連結、合作、資源共享拉近 人與人的每日生活，修補社會運動後的人心，以及作為對抗目前體制的新方 式。本文挪用地方修補的概念，指出登錄世界文化遺產作為一把雙面刃，一方 面令澳門市民的本土認同有所提高，更引發一系列守護文化遺產的運動，另一

的雙元性質，指出修補（fix）除了具有修復破損的改善弱勢社群的生活品質的 概念外，更有重新連繫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個人的意義，並提出地方修補（place fixing）作為地方營造（place making）的一種特殊形式，作為連結太陽花運動 與雨傘運動後基進本土主義外的另一個方向，透過連結、合作、資源共享拉近 人與人的每日生活，修補社會運動後的人心，以及作為對抗目前體制的新方 式。本文挪用地方修補的概念，指出登錄世界文化遺產作為一把雙面刃，一方 面令澳門市民的本土認同有所提高，更引發一系列守護文化遺產的運動，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