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現象觀察與問題意識
澳門作為旅遊城市，以世界文化遺產與博彩業作為賣點，每年接待超過三千 萬旅客，如潮湧般的人潮在舊城區所造成的擁擠和交通負荷對於地方的居民實在 苦不堪言。李展鵬（2018）以「一夜情城市」作為比喻，指出澳門目前的規劃與 各種奇觀式的設計只為旅客的一夜而設，居民作為長期伴侶卻必須承擔觀光污染。
澳門近十多年來因為博彩旅遊業的發展創造出驚人的經濟奇蹟，乃是經歷公共空 間的讓渡和被擠壓的生活品質而完成。透過歷史商品化，歷史城區附近的地景往 往需要為旅客服務而被抹掉重寫，同時大量的人潮湧入，附近居民過往生活的空 間與痕跡成為旅客的寵兒。每日面對旅客的凝視，澳門人的生活面臨如同威尼斯 的狀況，城市生活退居後台，公共空間被觀光客與移工身影佔據。受惠於近年發 展紅利的居民紛紛遷出，舊城區的社會網絡日漸凋零，而新來的住戶多是為博彩 旅遊業發展與家庭照護需求所聘用的移工，他/她們因舊城租金便宜、交通方便 而遷入，卻得忍受欠佳的居住環境。截然不同的兩個族群在同一片土地上面對同 樣的城市空間問題，然而我群與他者間的族裔界線是清晰而難以撼動的。
一、澳門引入移工的背景
澳門現代加工製造業萌芽後，七十年代憑藉葡元區（Escudo Zone）以及歐洲 共同市場所提供的關稅額免和優惠，以及歐洲及美國市場對澳門紡織品提供的獨 立配額和優惠待遇，一直發展迅速，直到八十年代達至頂峰，一度超越博彩旅遊 業成為澳門的龍頭產業（黃啓臣、鄭煒明，1994）。本地勞動人口的自然增長率 遠遠趕不上資本擴張的速度，支撐加工製造業龐大勞動力需求的，正是大量來自 中國的合法或非法移民。不論是因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導致經濟困難而來，或 因中國改革開後放寬邊境限制而來，大都投身於澳門的勞動市場，成為全球經濟 體系中最底層的廉價勞動力。
過去澳門一直依賴來自中國的合法或非法移民作為廉價勞動力以發展出口 導向型的加工製造業，但自1984 年澳葡政府大量引入外來移工之前，澳門並沒 有一部真正的勞工法。隨著大量的非法移民湧入，澳門的社會承載力開始不勝負 荷，澳門政府在80 年代末才一改過去寬容移民的態度，加強邊境控制，防堵非 法移民，並正式立法有關引入外來移工的法令，把廉價的勞動力納入政府的管控 之下，以調節勞動市場的彈性（蔡幸強，2004）。澳門政府在 1988 年正式頒佈批 示批准引入外地雇員，以填補收緊移民政策後的勞動空缺，此時移工多來自中國，
其次為菲律賓及東南亞各國，大多從事製造業、服務業，以及家務助理。
力與土地價格，加上歐美國家相繼取消澳門的出口配額與關稅優惠，不斷萎縮的
到2004 年為止，統計上的澳門移工一直維持在三萬人左右，但隨著賭權開放後
任。 另有《補充勞工計
主提供住宿或收取不少
外。 201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指出，103,801 人的居澳外地僱員佔澳門總人口的 16%，
當中28.1%住在員工宿舍，與僱主同住的家務僱員 12.9%，租住單位的居澳外地
工聚集的族裔地景。這些外籍移工的身影在這十年間快速的出現在城市的各個角 落，老公寓裡的新租戶，街道轉角的菲律賓商店、歷史建築前的公共空間，成為 城市中每天擦身而過的陌生人。相較於鄰近國家和地區如台灣、香港，澳門的外 地僱員制度雖然同樣以客工制度的設計為基礎，確保移工的生產與再生產分離以 榨取廉價的勞動力，但寬鬆的制度提供相當程度的自由與彈性予勞資雙方協商，
對移工的監控力度也相對薄弱。沒有仲介制度的捆綁，不用強制與僱主同住的自 由，兩年一約但可無限延伸的契約，制度縫隙讓移工在謀生以外的時間可以自由 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擁有不受監控的私人空間與夜間活動的自由時間成為移工 能夠參與公共生活的必要條件。
圖 1 較多東南亞及南亞移工聚居的地區
資料來源：底圖引用自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鑑2017》，https://reurl.cc/0NYgk ，索引日期：
2019/05/10）
移工在澳門的生活並沒有被隔離在社區之外，也沒有被限縮在僱主提供的房 間或宿舍，而是追逐廉價的住居而聚居在澳門的老舊社區之中。成為本地居民的 鄰居並不代表能真正的融入社區，不被期待融入社區的移工透過不同人多年來持 續的實踐創造出主流社會之外的社區生活，雖然臨時的住居搬遷不斷，但長久的
居住事實讓移工建構出獨特的地方感，並透過逐步擴展的族裔經濟與舊城公共空 取移工權益（Constable, 2009; Law, 2002; 夏曉鵑，2014），卻有大量反對引入外 勞與抗議非法外勞問題嚴重的遊行。就輸入移工的歷史與生活處境的不同，在澳 移工的組織性比起香港和台灣有相當大程度的差異，同樣面對公民身分欠缺的差 別待遇與生活困境但選擇了不一樣的方式去對抗現狀。
回看在香港工作的移工假日在公共空間的大規模聚集（Constable, 2009; Law, 2002），更有菲籍移工自發組隊參與女子龍舟賽並奪得獎盃7，或是台灣在火車站 與教堂周邊的小菲律賓或小印尼（王志弘，2006；吳比娜，2003；陳虹穎，2008；
藍佩嘉，2008），以及像粗魯小姐8般另類的新穎選美比賽，移工只能在周末節奏
讓公共空間上的個體從“Single in Macau”到“Available in Macau”，因應暫時狀
7 「社會專題：逆流追夢 我不只是傭人」，蘋果日報，2019/06/07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90607/20697418
8 「台灣的菲律賓移工自創「粗魯小姐」選美比賽」，BBC 中文網，2019/01/06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46767673
態而生的異地單身文化令移工在公共空間上的情感實踐產生無窮的可能，包括開 法想像有人稱不足一百平方公尺（約三坪）的斗室為“home sweet home”，或是 不斷嚷嚷不想回到故鄉生活並以澳門作為他/她們的第二個家，移工以澳門為家
界文化遺產雖然對於幫助長久以來作為移民城市的多元族群建立出一種作為「澳 炒賣的犧牲品（Chu, 2015）。澳門的博彩業與文化遺產有著相互依存卻又互為矛 盾的微妙關係，澳門希望藉由世界遺產來扭轉世人對澳門賭城的印象。然而澳門
10 澳門日報，2007/01/05，轉引自嚴銀英，2008:103。
在歷史城區上的前地空間，過去一直作為公共空間使用，可是隨著2003 年 的港澳個人遊政策及2005 年的申遺成功，某些舊城公共空間由最初的澳門居民 使用，逐漸變成澳門居民與旅客共用，最後變成完全為旅客所用（邱子聰，2017）， 時至今日，部分前地空間已不復見澳門居民的存在，大多只通過而不作停留。以 議事亭前地為例，過去澳葡政府把議事亭前地視作市中心的公共空間，大型展演 活動、傳統宗教民俗文化慶典、帶動節日氣氛的攤位遊戲日或傳播社會資訊的公 告都在此舉行，並延續至主權移交後。直到港澳過人遊政策的推行與申遺成功後，
大部分活動都因為旅客數量的激增而改往其他公共空間，只剩下充滿文化展演體 驗的傳統如澳門魚行醉龍節11等傳統宗教民俗文化慶典能得以留下。議事亭前地 上的歷史建築，被屈臣氏12、莎莎13、鉅記手信14等大型連鎖品牌進駐，沿著議事 亭前地，經過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最後抵達大三巴牌坊的旅客路線，
類型相似的店不停映入眼簾，旅客佔據了路上的每個角落，包括過往廣場上市民 乘涼互動的空間。
圖 2 人如潮湧的議事亭前地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8/02/21)
11 澳門魚行醉龍節，15 個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項目之一，是澳門鮮魚行獨有的一項民間 傳統節慶活動，又稱澳門魚行醉龍醒獅大會。每年每逢四月初七的傍晚，澳門從事魚業批發或 零售的居民，便彙聚在菜市場圍檯進餐，形成“龍船頭長壽飯”傳統。酒席間，行友們舞動香案 上的木龍祈福；四月初八，則由全行會成員在澳門三街會館舉辦舞醉龍醒獅活動，進行祭祀、
舞醉龍醒獅表演、街道巡遊、派發龍船頭飯等儀式。起初由行友成員的定期團聚活動，逐漸形 成共同參與、固定的節慶活動，隨後，更輻射到社會上不同階層廣泛參與，成為獨具特色、頗 有影響的一項澳門民間傳統節慶活動。（資料來源：澳門文化局網站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12 連鎖零售品牌。
13 連鎖化妝品零售品牌。
旅客在以歷史建築為外表的商店消費，讓購物也顯得不落俗套，文化遺產的
間從旅遊勝地在夜間化作移工的喘息空間。新的公共生活有別於社會主流的文化 慣習與生活樣態，展現了社會裡不同族群的文化與價值，並一再挑戰被公權力與 規劃者所預想的空間規範與公共的定義，新的公共生活中由不同族群的移工的持 續投入與參與型塑出新的社會關係，揉合了私人情感和公共利益也回應了移工的 情感需求，並未受商業主義與固有社會規範而限制了異質且充滿活力的種種可能。
移工的空間實踐在族裔劃界的動態過程中提醒著我們現有的公共生活可能被公 權力和意識形態過度規範而變得保守和單一，只能透過消費行為親近舊城公共空 間，或一再讓渡以致公共生活從舊城公共空間中退場，在看似正常的都市生活秩 序裡面，其實失去了大量的公共性、失去了反抗商業主義的可能，移工的公共生
移工的空間實踐在族裔劃界的動態過程中提醒著我們現有的公共生活可能被公 權力和意識形態過度規範而變得保守和單一，只能透過消費行為親近舊城公共空 間，或一再讓渡以致公共生活從舊城公共空間中退場，在看似正常的都市生活秩 序裡面，其實失去了大量的公共性、失去了反抗商業主義的可能，移工的公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