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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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
一、 智庫對政府決策的影響
美國被某些學者認為是多元主義民主政體國家，其政體的特徵是權力中心的 多元化。在這體制之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常常會受到各種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 介入，競相對政府機構施加影響，以反映各種利益，使該政策的制定符合它們的 需要。因此，存在於政策共同體中的智庫而言，為了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勢必積 極地以各種方式影響政府的決策；由於如何評估影響政府決策的途徑及衡量對政 策影響力各方學者看法不同，以下將分為兩部分進行探討。
(一)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途徑
Donald E. Abelson (2006) 認為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途徑，區分為對大眾或 對個人的影響途徑。對於大眾影響方面，智庫在投入政府決策提供意見的市場 上，它們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因此讓大眾包含政府機關、個人、企業或慈善團 體專注或發揮影響力相當重要，最常用的策略模式是舉辦論壇研討會或學術會 議。以 911 事件作為分水嶺，911 事件之前，各智庫對某一項政策雖提出眾多不 同的觀點，但是無法相互交流及共享其研究成果，大部分的智庫僅願意照本身 的計畫展開研究工作。在 911 之後，Donald E. Abelson 舉了一些例子，各家智庫 針對反恐戰爭及其他新生的威脅，不吝將研究成果觀點與決策者分享，而使各 個會議論壇所涵蓋的反恐議題是全面性的；對個人影響力方面，他認為智庫專 家能發揮影響力的最好方法，就是成為政府機構的決策者，或是與國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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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的聯繫，有利於對重大議題進行監督或研究，進而影響有立法權力的人。
Howard J. Wiarda (1990)認為，智庫影響政府政策的最佳途徑，在對決策者 個人方面，智庫的聲望與地位可以增加決策者對其學者專業的信賴程度，而成 為私下諮詢的對象，因此能夠直接將理念傳達給決策者，進而影響政策的制定；
在影響國會運作方面，智庫學者參加聽證會，以聽證會上發表的研究或提出政 府施政須改進的方向提供專業意見，使議員能參考各方智庫學者對議題所提出 的研究，修正法案內容以達可行，一方面影響國會對政策的看法，另一方面多次 受邀參加聽證會，有助於提高智庫的聲望與地位。
David M. Ricci (1993)從美國政府政治運作方式與結構在 1960 年代產生重 大變革開始切入，他認為電視節目的發展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政策語言，使得 新聞媒體變成影響大眾輿論的最佳工具；智庫為了提升自己的能見度，利用媒 體傳達政策意見，讓研究成果為社會大眾知悉，提供專家學者上節目分析時事，
以增加節目的專業性。媒體靠智庫快速深入的研究以增加收視率，而智庫依靠 媒體將理念包裝利用媒體銷售出去，兩者相輔相成各取所需。
王海明(2018) 認為，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政府為了解決複雜的國際問題，
出資與智庫簽約，以國家利益為優先進行研究，例如美國蘭德公司以及戰略國 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這些類型的智庫較不 具明顯的政治傾向，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直接將國際或軍事戰略研究成果提供 決策者參考，對制定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朱旭峰和蘇鈺(2004)將智庫影響能力依強弱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決策 (核心)影響力、菁英影響力(中心)與大眾(邊緣)影響力，依直接或間接影響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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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的管道，他們特別觀察到社會的民主化程度直接影響到民眾參與政策 制定的參與度，也間接影響智庫透過媒體影響大眾的意願，所以智庫影響政策 制定的途徑，並非對政策本身提出看法，而是對決策者與其他有能力影響決策 的參與者直接採取有效的行動。
(二)智庫對政府政策影響力評估
Kalevi Jaakko Holsti (1988)研究國際體系間各國的關係，他採用線性模式將 決策參與影響力評估簡化為影響力與具體政策輸出直接相關聯，他認為當個人 或團體面對有利自身的政策時，為了獲得利益而謀求影響力，利用影響力為了 實現或捍衛實際的(領地、資源)或非實際的(聲譽、安全)等目標。當說服對方採 取或不採取行動，使對方認同或同意執行其意旨，就表示對說服的一方有影響 力，反之則無影響力；也就是說如果對方沒有遵從的意願，則沒有產生影響。
Abelson 對 Holsti 的評估方式持不同的看法，他以智庫在媒體的曝光率以及 部分智庫對參眾兩院委員會發表證詞的次數進行研究，他發現將同年度內同一 智庫出席國會證詞的次數與媒體曝光率不成正比，僅能突顯出某政策週期，智 庫在同一階段比其他機構在政策影響力上更具優勢 (Abelson, 2006)。因此精確 衡量智庫的影響力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以檔案研究，結合實際採訪獲得影響 某一政策的關鍵因素，也就是決策的歷史與政治背景的調查，加上媒體曝光率 及出席國會證詞的頻率佐證，將政策影響力作周延的評估。
James G. McGann (2007)以研究市場制度模型，套用於評估智庫的影響力。
他認為由於未有系統性的研究智庫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只能依賴間接指標進行 評估，包含資源、產品、利用率、影響力等四大指標，其中影響力指標中，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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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被媒體引用、網站點擊、研討會議舉辦與國會證詞、圖書出版次數是可以 被使用間接評估智庫的影響力。
郭壽旺(2006)以電話問卷調查民主黨與共和黨各 50 位國會議員助理，依據 他們認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前十大智庫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智庫對於國會議員助 理的影響力的評估有三項指標：智庫對國會交流與政策資料提供是否用心？智庫 的位置是否在華府地區？智庫意識形態(保守、自由或中立派)是否與國會議員所 屬政黨相符？
(三)智庫對政府決策影響綜合討論
有關智庫影響政府決策之途徑，各家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然而智庫在實際 評估本身對政府的影響力卻通常以爭取媒體曝光率，也就是在各種電視節目、專 題會議、記者會或國會聽證會議上發表論點的次數來判斷 (Patricia, 1987)。因為 有些智庫的領導人認為，增加媒體曝光率是影響政策的良機，能夠在公共議題上 灌注相當大的政策理念，而這些曝光率轉化成數據就能讓智庫獲得各界更多的資 金。智庫仍需要與其他智庫進行競爭，以獲取政府或大眾的青睞，所以只要評斷 出版品、網路媒體或國會證詞的數量增加，就能對外宣稱自己的影響力增加 (Burt, 1997)。
總體而言，從媒體的曝光率僅能讓我們了解智庫在某政策議題上的活躍程度，
而無法判斷智庫對於政府政策制訂的影響力大小，其限制因素概略分為兩方面：
智庫的性質不同，所以無法以數據進行判斷：例如屬於「委託型智庫」的蘭德公 司或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他們的財源大多數來 自政府而避開國會與媒體的監督，通常以簽約的方式與政府機構展開合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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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倡議型智庫」的傳統基金會或美國企業研究所，就必須要有積極的行銷手 法，利用媒體來影響當前政策的辯論能力，使自己的理念在市場競爭中能夠獲勝 (Weaver K. R., 1989)。另一方面，智庫和制定政策的決定性因素，並非能以媒體 曝光率來衡量。例如美國介入台海局勢，為了避免領土與主權問題過度干擾雙方 談判的問題，利用「第二軌道」機制的設置，使兩岸關係發展在官方當時停頓的 僵局之下，發揮自由探討的功能，並且建立互信與共識，其中第二軌機制納入了 許多官方及半官方的人士，這些人士多半來自於負責兩岸事務問題的退休政府官 員或為華府智庫學者，這些學者或退休官員，可能歷經總統大選後，被拔擢為政 府核心的決策人士 (Weaver & McGann, 2000)。例如 Winston Lord 曾擔任美國外 交關係協會主席，1992 年以智庫學者身分加入柯林頓候選人陣營，柯林頓當選 總統後即出任亞太助理國務卿。這種智庫學者被調用至政府高層的案例屢見不顯，
最明顯的就是「倡議型智庫」的學者，因為普遍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一旦智庫政 治傾向與決策者相同，在影響決策的制定上會勝過其他非相同政治傾向的智庫。
綜上所述，研究智庫的學者或者是智庫本身，在評估智庫對政策的影響力上，
無法以一個精確的量化指標來衡量，這是在諸多文獻探討後，發現不足的部分，
本篇論文也就是在有限的文獻資料之下，以智庫學者與政府的密切與否為背景，
統計媒體曝光率及出席國會證詞的頻率加以佐證，將政策影響力作較為周延的評 估。
二、 「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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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台海危機主張「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政策分析與論點，最早 出現在 1996 年台海危機前後，在 2000 年小布希總統當選後，在美國當地又掀起 一波討論 (徐斯勤，2008)。所謂「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政策的界定如前 述，可以分為三個方面：美國對中、對台與對兩岸的政策，以下整理國內外學者 對於「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政策文獻進行歸納。
(一)戰略模糊
Brett V. Benson 與 Emerson M. S. Niou (2000)以 1954 年以及 1996 年台海危 機為例，認為「戰略模糊」政策是針對台海穩定所訂定的「雙重嚇阻政策」，他 們依照美中台三方設計一套模型，釐清出三個預防台海危機的三個方案：1.放 棄「戰略模糊」策略，表明美國承諾保衛台灣； 2.美國聲明懲罰兩岸間打破現 狀的其中一方；3.美國繼續對保衛台灣的承諾採取模糊策略。他們發現這三個 方案中，「戰略模糊」策略是唯一能滿足美國雙重嚇阻兩岸雙方，不至於向其中
Brett V. Benson 與 Emerson M. S. Niou (2000)以 1954 年以及 1996 年台海危 機為例，認為「戰略模糊」政策是針對台海穩定所訂定的「雙重嚇阻政策」，他 們依照美中台三方設計一套模型，釐清出三個預防台海危機的三個方案：1.放 棄「戰略模糊」策略，表明美國承諾保衛台灣； 2.美國聲明懲罰兩岸間打破現 狀的其中一方；3.美國繼續對保衛台灣的承諾採取模糊策略。他們發現這三個 方案中，「戰略模糊」策略是唯一能滿足美國雙重嚇阻兩岸雙方，不至於向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