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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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美國面對經濟與科技雙雙崛起的中國，對於與中國在科技上的態度已有所轉 變，以往科技做為軟實力的內涵之一，科技外交經常與和平外交畫上等號，但是 當國際環境改變時，原有大國面對極有可能出現的霸權挑戰者時，科技又被視為 重要的國家安全要素。當「科技創新」攸關國家安全關鍵性地位時，高科技的競 爭也成為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更是維護國家權力的命脈所在。
本文嘗試以美國與中國在科技上的競逐為案例，探討科技創新對於國力競 逐的影響，希望達成的目的有以下：
（一）了解科技作為國家權力之一的衡量方式與其他權力間的交互作用。
（二）整理中美兩國科技政策、比較中美兩國近二十年之科技創新能力發展。
（三）整理中美貿易戰間關於科技戰的美方手段與中方回應。
（四）觀察現有理論觀點中何者較能解釋科技創新對於國力競逐影響的現況。
最後，藉由所有的討論與分析，期能以科技的觀點分析中美之間的權力競逐，
以及當科技作為兩國權力競逐的戰場時，研究崛起國面臨此一挑戰時所能採取的 策略，期能豐富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的相關研究。
第二節 文獻檢閱
國際關係學者很早就討論到，科技創新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科技 創新對國際政治的重要性，源自於科技對於權力政治的影響和科技與全球互賴的 相互作用。8 科技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主要顯現在三方：強國間的權力競逐、政 治單元不斷擴大其地理面積、以及對和平的追求。9 學者 William Ogburn 早在 1949 年就首先提出科技流入大國會造成強權興起，對小國則較無影響，且科技演
8 左正東，「科技與國際關係」，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臺北：揚智，2003 年），頁
350。
9 William F. Ogburn, Introduction Ideas on Innovations and the States, in William F. Ogburn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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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能強化國家軍事能力，然而，也隨著新科技能大幅增加戰爭的毀滅能力，因而 迫使人類思考建立國際組織推動和平運動。
近來，開始有學者陸續嘗試將科技與國際政治的互動理論化。本文則試圖整 理相關文獻當中探討科技與強國權力競逐相關的文章，進一步歸納為「霸權穩定 與科技外交」以及「科技創新與權力移轉」兩種論點，以及自中美貿易戰之後出 現的第三種視角，也就是從崛起國角度為出發點的「追求科技創新為崛起國不得 不為的困境」論點，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有關「霸權穩定與科技外交」的論點
霸權穩定的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 Charles Kindleberger 於 1973 年提出，
他認為世界經濟秩序之穩定必須依靠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家來維持。之後由 Robert Keohane 賦予其完整的理論架構，Stephen Krasner 加以補充並奠定霸權穩 定理論的基礎，至1970 年代後 期，George Modelski 及 Robert Gilpin 將霸權穩 定理論拓展到軍事與國際安全等範疇。10
新現實主義學者 Kenneth Waltz 認為，有能力結合地理資源、人力資源、經 濟力量以及科技發展，從而建立其難以挑戰的國家，才能建立其超強地位。曾經 的一級強權，例如英、法、德、日等，現已降為第二級強權。11美國做為超級強國 的綜合國力，使其能擁有較其他國家更為雄厚的資金支持科研發展，第二級強權 僅能以模仿的方式追趕。隨著科技發展的速度加快，逐步擴大了第二級強權與美 國之間的科技鴻溝，也使美國能夠繼續維持其領先優勢。Waltz 認為，擁有最多 權力之國家，便能支配國際體系、管理國際事務，並從穩定的國際秩序中獲取利 益。12
10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03 年），頁 380。
1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76~177.
12 Id., pp.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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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obert Jervice、Jack Snyder，以及 Stephen Van Evera 補充強化的守勢現 實主義亦主張國際關係並不全然是權力的競爭，且尋求國家安全的方法不見得是 向外擴張，國家之間亦有合作轉圜的空間。13
若將霸權領導體系視為一個運作系統，近期學者Stephen Brooks 與 William Wohlforth 則分析如何衡量此系統中的權力分佈，並提出科技創新能力為國家的 三個核心「物質權力」之一，14即 （1） 軍事力量、（2）經濟力量與（3）科技 力量，且此三個能力產生交互作用、一種權力能造成另一種物質權力的加乘影響。
基於此，霸權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創造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動國家經濟發展，
此經濟實力進一步滿足霸權國進行科技創新所需之經費和資源，擴大與後發國家 的距離。此外，將科技創新之技術應用至軍事，不僅強化國防實力，同時也提升 該國剛性國力。
而新自由主義學者則補足柔性國力的論述。新自由主義以 Robert Keohane 和 Joseph Nye 為代表，Joseph Nye 認為，霸權國若欲維持強盛，除了剛性國力 之外，也須注重柔性國力（soft power）。柔性國力是一種間接的權力行使方式，
使其他國家對霸權國的文化價值產生欣羨之情，願意採取開放態度接受霸權國家 的文化價值，進而以其為模仿對象，並因而強化霸權國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15
承上，隨著物質權力相互提升，該國的剛性國力提升之後，由於霸權體系內 最強的國家通常會有意願來主持開放的貿易體系，霸權國會更有意願提供包括科 技或生產技術在內的公共財並主導國際合作，使體系內其他國家更為依賴霸權國，
霸權國從中獲得經濟利益，再進一步運用增強它的其他剛性國力。藉由剛性國力 與柔性國力的結合與運用，霸權國將建立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將更
1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19-21.
14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3 (Winter 2015/16), pp. 16~17.
15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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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維持，其他國家在國際體系內的運作也更依賴此霸權秩序的合法性，因而塑 造出霸權穩定體系。
Nye 也提到，20 世紀的領導國是美國，而美國主要的權力資源（power resources）包括經濟規模、科學技術領先優勢、軍事力量與聯盟、普世文化價值 以及國際建制等。邁入 21 世紀，美國亦將透過其科技領先優勢、軍事力量、經 濟規模、柔性國力，以及跨國資訊流動中心（hub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等權力資源，繼續扮演國際領導者的角色。科技外交即為此一理論的產物。16 科技外交是以主權國家元首、外交機構、科研部門與企業為主體，為促進科 技進步、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宗旨，以互惠互利與共同發展為原則而開展，與世界 其他國家或地區以及國際組織等多邊或雙邊科技合作與交流。172007 年初，美國 學者Kristin M. Lord 回顧，科學交流在冷戰時期美蘇兩敵對陣營之間，扮演重要 的聯繫角色，而三十年來中美之間的科學交流，為兩國關係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科技與衛生因素在美國國務院和其他國家包括印度、埃及甚至巴基斯坦等國的多 邊與雙邊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18
過去數十年之間，科技外交已成為許多國家在不影響競爭前提下的外交策略，
先進國家透過科技輸出做為進入或擴大某國市場的手段，而部分發展中國家則透 過外交手段以較低價格取得部分產業或軍事技術，彌補本國對高科技研發的不足。
二、有關「科技創新與權力移轉」的論點
國際關係學者就科技創新在大國之間權力轉換與國際政治上的角色有著廣 泛討論。權力移轉理論於1968 年由 Organski 提出時，用以解釋在國際體系之下 最強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原因，19此理論試圖探討何時崛起國開始對國際體系現狀
16 Joseph S. Nye, Jr.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7 no.4 (Winter 2002/2003), p. 555.
17 趙剛，科技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時事，2007 年），頁 15~25。
18 Kirstin M. Lord and Vaughan C. Turekian, “Time for a New Era of Science Diplomacy,” Science, Vol. 315, Issue 5813 (09 Feb 2007), pp. 769-770.
19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s York: Knopf, 1968); and A.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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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鋼鐵與能源等重工業發展指標。爾後，1975 年，學者 Robert Gilpin 提出，技 術的重大進步能使新興國家崛起並在政治上處於突出位置，20長週期理論學者進國際關係學者 Alexander Gerschenkron 提出科技後發優勢（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的概念，22認為大國必須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進行科學研究，而崛 起國可以用較低的代價搭便車（free riding）取得相關技術。由於科技發展同時也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 67.
21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Wav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lative Declin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0), pp. 201~233.
22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1962), pp. 5~30.
23 Emily O. Goldman and Richard B. Andres, “Systemic Effect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4 (Summer 1999), pp. 79– 125.
24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p. 36.
25 Emily O. Goldman and Richard B. Andres, “Systemic Effect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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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後發優勢，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獲得外國技術，近一步帶來軍事與科技等綜合 國力上升，26在此一觀點中經常被提起，但也有不少學者討論大國應如何通過各 種科技與投資管制措施以保持科技領先，或者將原本在商用或基礎科研上的優勢，
運用至開發尖端軍事技術。
（二）科技複雜性使美國仍維持霸主地位
自 1990 年之後中國崛起以來，因中國實力增強，許多學者開始提出各種不 同的權力測量概念，以觀察冷戰結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變化。
歐洲學者Andrea Gilli 與 Mauro Gilli 提出，必須觀察一國經濟能力、軍事能力與 科技能力的交互作用，僅強調任何一個要素而犧牲其他要素，即是錯過這些要素 之間至關重要的交互影響。尤其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帶動軍事技術的複 雜性呈指數級增長，這種驚人的增長改變了科技創新和能夠被後發者模仿的規模，
使後發優勢難以實施。27
中國大陸學者王逸之也曾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技使得作戰規模、作 戰方式以及作戰能力產生巨大變化，並以波灣戰爭為例，指出現代戰爭已是高科
中國大陸學者王逸之也曾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技使得作戰規模、作 戰方式以及作戰能力產生巨大變化，並以波灣戰爭為例，指出現代戰爭已是高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