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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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大國崛起是國際秩序重塑的驅動力，而如何解讀國家的綜合權力以及評估大 國是否崛起，一直是現實主義學者關注的焦點。傳統上學者傾向將廣義的權力解 構為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但隨著科技發展與經濟與軍事能力的相互 影響，本文探討將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權力之一，並討論其對國力發展 之影響。
近年來網路與電腦運算能力的突破，使得科技進入新一代革命，人工智慧在 運算能力與演算法的演進下已成為可能、5G 將使世界進入萬物互聯的世代、甚至 下一代量子運算將對基於傳統物理的現有運算方法與密碼學帶來革命性改變，科 技不僅很大程度成為一個國家經濟與財富的來源，更可能因為其科技兩用性而影 響一國軍事現代化的領先幅度，透過第二章對於科技權力各項指標的梳理與比較，
可以得出中國在成功發展經濟權力之後，科技權力的崛起與發展軌跡，並透過第 三章回顧中國近年來之科技政策，並分析中美在人工智慧、5G 通訊與量子電腦等 具有兩用性的戰略關鍵技術之專利取得、標準制定與市場現況，觀察當今中美兩 國戰略關鍵技術的發展比較，嘗試回答中國做為崛起國，究竟是否具備科技後發 優勢，以及其科技力量如何左右中美之間的國家戰略競爭態勢。最後，再透過第 四章分析中美貿易戰中科技戰的雙方攻防，了解科技創新的競爭如何具體體現在 大國戰略競爭之中。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合上述討論，本文首先探索「科技創新與權力移轉理論」當中的爭點，即 以當今科技的複雜度，是否仍能使崛起國能用較低的代價「搭便車」並獲得科技 後發優勢，抑或科技之複雜性使得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國能夠持續維持霸主地位，
結果發現儘管中國在科技綜合實力仍落後於美國，但是當中國集中政府力量發展 關鍵技術時，科技之後發優勢依照該項技術是否已發展為應用科技而有所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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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後發優勢較容易發生在應用科學領域
研究發現，科技的「搭便車」在中國的通訊發展應用上，已展現明顯效益。
通訊技術最初應用於二戰時國家級的航天與國防產業，但自從1980 年代 2G 通信 走向數位化以來，通訊技術廣泛為市場所應用。網路通訊技術的世代更新約以十 年為一個更迭，並隨著世代推進，市場標準的主導者也重新洗牌。1
中國的通訊技術發展以華為為首，華為在1990 年代的 2G 世代，透過複製其 他通訊公司的電信技術工程起家，藉由中國政府支持的開發銀行提供龐大的信貸 額度瞄準海外技術與市場，在4G 時代的 2012 年成為全球營業額最大的電信供應 商，同時其集團亦開始發展半導體技術等。現在正值 5G 標準制定階段，由於每 次通訊技術的更新都使得世界大國重新站在同一起跑點上制定戰略，從華為在5G 的專利申請量、通訊標準制定的積極參與並展現部分標準文稿的主導權，美國原 有的技術戰略優勢被弱化。2我們可以看出華為確有掌握自4G 到 5G 此一波技術 更新的優勢，並且在5G 有彎道超車的機會。
在人工智慧領域，人工智慧在2012 年 GPU（圖型處理器）商用問世之前，
因為受限於電腦的運算瓶頸，儘管人工智慧領域當中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的研究 已存在數十年之久，但一直無法跨出實驗室階段。直至近十年因為 GPU 帶來運 算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人工智慧才有真正爆炸性的發展，並且在近幾年被認為是 打造新一代軍事現代化武器之關鍵技術，其發展程度對於國家的科技權力與軍事 權力都有戰略性意義。
由於上述人工智慧發展的背景，美國在人工智慧的研發具有長期基礎科學的 累積，但大量發展則是從近十年的商業應用開始，私人企業在人工智慧相關專利 的貢獻較大，而中國則是透過政策指導，並憑藉其龐大的應用場域，在無人機、
自然語音識別和圖像識別等部分有所表現。然而，商業 AI 的應用程式必須進行
1「1G→2G→3G→4G→5G：一部波瀾壯闊的移動通信史」，每日頭條，2017 年 10 月 23 日。
https://kknews.cc/history/33kka5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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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修改之後才能用於軍事用途，且中美雙方在人工智慧的發展各有領先之處，
未來雙方在人工智慧領域的角逐仍待觀察。
在量子電腦部分，目前量子電腦仍在需要大量基於量子力學等非傳統物理學 的基礎科學研究階段，其科學難度以及極少數的研究人員使得中國在量子電腦的 發展上與美方差距仍大。美方在量子運算、量子電腦的發展上遙遙領先，且美國 發展量子電腦與人工智慧領域相同，由私人企業帶頭，然而，由於量子運算的應 用可預期將在資訊安全領域帶來革命性改變，中國選擇由學研機構研發量子密鑰 傳輸等著眼於通信安全相關的應用研究，意在打造未來量子時代通信安全的佈局。
綜上，儘管中國是全球科技產業的製造重鎮，但在高科技的研究領域如半導 體、生物技術、量子電腦等尖端技術美國仍大幅度領先，且越需要基礎科學投入 的領域，美國領先的幅度越大。中國政策發展的戰略關鍵技術中，5G 通信技術因 網路通訊技術的世代更新而趁勢而起，其他則重點選定應用領域發展，亦應已考 量科技的戰略競爭選擇。
二、中美貿易戰場在科技競爭
了解中國的科技權力發展現況之後，本文歸納出中國科技創新對其國家權力 的影響因素，分別為：（1）國家安全、（2）兩用科技與軍民融合與（3）經濟利 益等三大方向。在國家安全的部分，以5G 發展為例，5G 通訊作為未來全球各國 的關鍵基礎設施，以目前中國企業在 5G 設備的市佔率，有可能構成複合式的資 訊威脅；在兩用科技與軍民融合的部分， 5G 通訊、人工智慧、量子電腦、通訊 都涉及軍事用途，可提高個別武器的作戰能力，亦可大幅增加通訊、戰場覺知 (situation awareness) 等整體系統戰的能力，而科技與資金的投入將對中美兩國的 軍備競賽造成衝擊，並進而可能影響未來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在經濟利益的部 分，由於科技發展與數位經濟成為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中美雙方任何一方在此 部分能佔有絕對主導權，則能成為世界主導國。3
3 閻學通，「數字時代的中美戰略競爭」，世界政治研究，第2 期（2019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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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瞭解中國與美國的科技競爭現況之後，本研究以中美貿易戰作為觀察科 技創新對於國力競逐影響的案例，進一步發現，儘管中美貿易戰以「貿易」作為 發動的始點，但中美貿易談判已不再侷限於貿易赤字問題，其內涵更側重在壓制 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競爭的方向轉變為戰略關鍵技術、資金與科技人才與的優 勢爭奪戰，同時亦緊扣國家安全、兩用科技與軍民融合與經濟利益等三大重點。
美方至少採用以下幾種策略限制中國的科技崛起：（1）嚴格限制與監控，以 使國內科技創新知識免於被競爭對手獲取。包括從政策面透過強化「外國在美投 資審查會」（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功 能並推動「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改善保護國內的核心技術不被中資所買；針對中國 千人計劃中涉及竊取或輸出美國技術至中國的中國公民與個人採取司法行動 ；並 透過 301 談判要求中方在外資進入中國時的強制技術轉讓等部分有所讓步；（2）
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與戰略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包括多次發佈實體清單，
意使福建晉華與華為等公司無法獲得部分仍然依賴美國之關鍵零組件或軟體及 服務，對 AI 等新興技術採取出口管制，以阻止中國發展特定與人工智慧相關之 技術、禁止美國聯邦政府及企業採購華為等企業之設備；以及（3）聯合其他國際 盟友與安全夥伴，以國家安全為由抵制中國特定廠商之5G 技術與電信設備。
在上述手段當中，除了減緩中國發展新興科技等未來可能產生之威脅以外，
最多仍是針對中美現在已經白熱化的 5G 競爭。美國政府以國安為由，使用各種 法案與行政命令圍堵中國 5G 設備進入美國，禁止美國政府機關與企業使用中國 5G 設備；再積極遊說盟國與安全夥伴以國家安全為由抵制中國特定廠商之 5G 技 術與電信設備，亦即阻止華為在全球 5G 市場的成長與競爭力道；同時，美國司 法部也對華為與福建晉華以營業秘密竊取為由，進行一連串的司法行動。
因此，中美貿易戰當中的科技戰，可視為美國為捍衛現有的技術優勢，針對 關鍵技術領域阻擋現在與未來的威脅，同時拉大雙方差距的手段，因著科技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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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的交織影響，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遏止中國的崛起。
三、崛起國面臨創新「不得不為」的困境
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當中，討論權力移轉理論的學者多試圖解釋在何種情況 下，崛起國會挑戰原本具有領先地位的大國，然而，若以中美貿易戰做為案例分 析會發現，崛起國並不必然主動挑戰原霸主國。
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無可避免地為了克服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結構性挑 戰，而必須發展科技創新以促成其經濟再發展和國家利益，然而，此「不得不為」
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無可避免地為了克服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結構性挑 戰，而必須發展科技創新以促成其經濟再發展和國家利益，然而，此「不得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