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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工作者的認知、妥協與反抗

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

第四節 新聞工作者的認知、妥協與反抗

台灣電視媒體進入市場導向的競爭態勢已經是個難以迴避的事實,無論前人 的研究或本文訪談發現,都看不到這樣的情況在未來有大幅改善的可能性,依附 在結構中的個人,身處如此嚴峻的媒體環境,難免對自己從事新聞工作的意義與 專業角色認知感到迷惘惶惑,本研究發現,如今多數新聞工作者即使內心抗拒,

但面對強勢的外在環境與媒體組織,能積極認知自己的主體性發揮能動作用的情 形並不多,少有具體的反抗作為。

就本研究觀察與訪談發現,無論個人內心實際的想法為何,新聞工作者多數 時候還是會屈服於組織的決策,即使偶爾出現零星的反抗作為,也多是消極的敷 衍抵制,或者一些見縫插針、游擊式的反抗,唯一的發聲方式似乎是只能與同儕 相互埋怨發洩不滿情緒。

一、聽話的新聞工作者

(一)只有嘴巴但無力抵抗

當權勢消息來源向媒體組織施壓時,新聞工作者能仰賴的少數資源除了自己 挖掘到的事實證據,就是期待所屬組織能給予最大的支持,但現實狀況卻通常事 與願違。當然,媒體組織選擇如何回應權勢消息來源有其複雜深層的考量因素,

新聞工作者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是衝撞組織據理力爭,就只能說服自己「不 滿意但只好接受」,而現實的狀況是,多數人的選擇都是後者。這個自我說服的 過程難免產生心理上的衝擊,於是大家能做的就是私下一起抱怨老闆與主管,藉 由這種同仇敵慨的串連為負面情緒找出口,變成只有嘴巴但無力抵抗的雇員,更 加無奈的是,相同的情境似乎總是不斷在工作過程中輪迴出現。

「那件事情發生那一兩天,我們確實會基於生氣的感覺,想說好呀!那我們 就隨便亂做好了,長官也會有一種同仇敵慨的感覺說,那不然現在是要怎樣?…

可是我還是乖乖把那段 bite 拿掉,氣呼呼的去把 bite 拿掉,就是一個氣呼呼的 軟骨頭。」(記者 D)

「那種事情當然不爽啊!其實記者大概可以瞭解這個狀況,我們就站在同一 陣線罵一下,因為他們可能也覺得他們也要跑新聞啊!所以他覺得不爽,可是他 也說 ok,可以接受。」(新聞主管 B)

「反彈當然會,就是比如我們會跟編輯台主任一起在那邊 murmur,就說這

什麼啊!為什麼要……,但是沒有辦法,真的收視率有影響的話,長官說他要扛,

那就他扛啊!」(新聞主管 C)

(二) 消極作為與零星戰術

新聞工作者表面上逆來順受,除了態度之外也展現在工作執行層面,對於自 己覺得不以為然、不想做,卻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最常採取的策略就是敷衍了事,

只求完成,不問品質,快速草率在最不麻煩自己的情況下達成任務,交差了事,

以應付強勢消息來源和組織長官的要求,雖然個人可以對施壓的強勢行動者有所 交代,但往往犧牲的是新聞品質。

「反正大家都是在便宜行事,就把產品打馬賽克,馬得亂七八糟,業務部覺 得你有馬,表示我可以對客戶有交代了,相對之下,我們覺得我們能做的,就是 你看我有馬,我有保護客戶了喔!那你就去跟客戶講,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失敗 的策略。」(新聞主管 C)

「置入性行銷反正就是排播嘛!我覺得這個議題根本不會因為這樣就講得 清楚,但因為有錢,你要我做,我就去做,他會先給我題綱、題目,就大致上照 著這樣問,反正記者也是交差了事。」(新聞主管 B)

二、積極作為的重要性

(一)記者的自我認同

如今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僵硬的共舞,乃至探戈的瓦解,就本文訪談分析發 現,某個程度上與新聞工作者個人的意志缺席有關,當新聞工作者缺乏能動性的 意志與意識,便像是從控制與回應的對應過程中缺席(張文強,2009)。因此,

即使是面對有權有勢的消息來源,或受到媒體組織的牽絆制約,能否在各方權勢 夾擊的縫隙中,找到能動自主的空間,新聞工作者本身內心的專業角色認知與信 心是重要關鍵。例如本研究的受訪記者 C 就提到自己在面對權勢消息來源時,

如何做好心理建設與心態調整,讓自己面對高高在上的社會菁英與大老闆,內心 依然有專業自信成為可能出席的個體。

「我覺得你必須把自己的高度拉得跟他一樣,因為他不是一個高高在上,你 們應該是平等的,當你把自己的高度拉得跟他一樣的時候,你就不會去怕他,因 為我不靠你給我飯吃。…對我來講,大老闆跟一般賣臭豆腐的是一樣的,我都是 以相同的態度去面對他們,我會先想的是這則新聞報出去,我對他會有什麼樣的 衝擊。」(記者 C)

除了面對外在的權勢消息來源,如前述分析,媒體組織是另一個宰制新聞工 作者個人的強勢力量,電視新聞的集體特性賦予個人的自主權力本就遜於組織,

尤其在商業化新聞的生產模式中,更可以看到新聞工作者的行動嚴重受到其他人 的牽制,絕非個人可以隨心所欲的(McManus, 1994),然而英國知名社會學者 Giddens(1984)認為,人的行為具有主動性和反思性,並非行動者自身無法控制 也無法理解的力量的產物(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

以上的論點,或許可以帶給經常在工作中深感無力的新聞工作者一點正面激 勵,即使在力量強大的結構與制度下,個人還是有機會發揮能動性,為自己爭取 一些工作自主空間,本文受訪者記者 B 則自陳一段反抗主管,爭取新聞正確報 導的過程,即可凸顯個別新聞工作者願意出席的重要性。

「採訪中心主管跟我長官說,XXX 發言人打電話來抗議說,我們報導不是事 實,沒有這件事情,要求我放他們的訪問進去,但我沒有辦法,因為他講得不是 事實。…這件事情我問了當事人也看到現場,查證的非常清楚,於是我再去查證,

打電話給 XXX,他也覺得理虧,我就把訊息回報給主管,主管就開始比較釋懷。…

後來主管在採訪會議公開稱讚這個記者,說這個新聞事件,我們不用去改,而且 我們找到了事實真相,總之他就說,這樣做很好,就是有記者願意去反抗長官,

爭取所謂的新聞真相,於是之後我們就趁勝追擊,就做了另一則獨家。」(記者 B)

這起事件在新聞實務界算是極為罕見而正面的例子,顯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 自信與自我認知在強勢的環境中,依舊是非常重要而關鍵的力量。雖然產業結 構、組織與老闆的確具有的強大影響力,共同造成台灣媒體向下沈淪與工作自主 空間緊縮(張文強,2009),但是新聞工作者所扮演的主動性角色不容忽視,記 者如果能有意識、有自覺的涉入,並在清楚目的為何的情況下參與新聞內容的製 作與生產(Cottle, 2003,陳筠臻譯,2009),還是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動力,突破結 構困境。

(二)主動尋找迴旋空間

以上關於記者的個人特質與認知分析,本文也發現在當前的媒介環境中,新 聞工作者面對整個產業結構的轉變,縱使常有身不由己而且人微言輕的感慨,然 而身為結構中的一環,新聞工作者並非必然地完全受制於人,本身仍有選擇主體 的能動性出席或缺席的機會,。

面對產業結構無法回復黃金年代的專業樣貌,恢復精緻探戈很可能已經是一 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不過以下受訪者記者 B 的建議,或許是在目前的現實狀況

下,相對積極的思維,讓記者與媒體組織在廣告主的金權壓力下,還是可能爭取 一些利己空間。

「為什麼每一次廣告主來跟我們施壓的時候,我們要嘛就改稿,要嘛就抽 稿,我們有沒有辦法又做新聞,又讓他們對我們下更多廣告,我們這樣就成功了,

他會覺得他對我們廣告下得不夠多,於是他們要下更多廣告,讓他們講話更有影 響力,這件事情後來就是…他馬上對我們下更多廣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記 者 B)

在本研究訪談中,其他兩位電視台主管也有類似這種化被動為主動的想法,

既然個人無法撼動結構,媒體組織不可能放棄營利,廣告主的壓力必然勢不可 擋,媒體從業人員不妨由此轉換思考與行為模式,在原本不平等的互動關係中加 強自身重量,更積極地爭取主導地位。

「客戶花錢給業務部,他完全可以掌握,那是合約關係,所以我覺得這是個 非常不好的狀況,而且我不預見這狀況會有改善空間,只有靠我們這種,我們因 為在乎形象,不想賣新聞賣得很嚴重,就是說大家都需要錢,所以我們就來合作 專題,就是企業贊助我這個專題,…這是唯一我覺得我們應該努力的,怎樣讓他 不違背新聞,然後靠著創意去爭取業務這一塊。…我覺得新聞判斷很主觀,我可 以自圓其說有新聞價值,如果在沒有任何利益考量的情況下,他都可以過得了 關,我們機制裡面每一個人都覺得有新聞價值,那我覺得他就是有新聞價值,我 們用這樣的心就比較對得起良心,我們記者沒有要那麼去宣傳什麼東西。」(新 聞主管 D)

「我跟客戶坐下來談,你不要這樣操作新聞,你可以怎麼操作嘛!比方說砷 油的那一次,我跟他的代理商談,你趕快叫客戶全省固定時間換油,然後打廣告,

因為我也為了我的利益啊!我說你就試試一天換兩次油,廣告趕快打出來,說我 們保證,每天在您用餐之前,十一點跟下午五點一定換油,各分店沒有例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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