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清黨後的藝文環境──書業與翻譯
第二節 新興 60 的追求和迻譯：現代美學與革命文學的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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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前，館藏經史子集、方志一類善本書、普通中文書，以及《京報》、《申報》、
《大公報》、《新民叢報》、《東方雜誌》等報章雜誌，還有西洋古籍、西方報刊(如 英國亞洲文會出版《學報》、香港出版《中國匯報》等)外國書籍，藏書 518,000 冊，圖表、照片 5000 餘種，館藏豐富，比當時藏書四十餘萬冊的北京圖書館、
中華書局圖書館還多，讀者制度也較寬鬆，沒有限定國族或會費。
一九二六年商務圖書館開放閱覽，此時劉吶鷗甫至上海，對他來說，在初學 中文、初識中國的階段，圖書館無疑提供諸多知識。一九三○年統計，一年約三 萬六千多人出入圖書館，58顯示出東方圖書館的重要位置。直待一二八事變後，
東方圖書館燼毀，中華書局圖書館才成為民間圖書館中藏書最多者。59同時，也 因立足於過往文化資產的基礎，展現上海在知識傳播畛域的開放與發達。
第二節 新興
60的追求和迻譯：現代美學與革命文學的引渡
一、三○年代中日文化圈的知識傳播
鄭伯奇(1895-1979)曾這樣描述一九二八年的中國文壇：「回顧我們的文壇，
依然是一團烏煙瘴氣的『藝術至上』、『自我表現』、『人道主義的傾向』、『自然主 義的手法』等等。」61揆諸裡頭被抨擊的流派主要趨於資產階級文藝，在左翼大 纛下免不了遭到批判。成仿吾解釋左翼至上的文藝觀，產生原因在於：一九二七 年以來階級對立的尖銳化，以及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62兩人的言論不約而
58 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被毀紀略〉，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一卷下冊，頁 45-49。
59 一九四九年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書達五十餘萬冊，包含主要圖書 131,500 冊，地方志 20,000 冊，
叢書 50,000 冊，金石書畫 3,000 冊，報紙合訂本 105,000 冊，雜誌合訂本 40,000 冊，工具書 2,000 冊，教科書 6,000 冊。陳仲獻、錢子惠，〈有關中華書局圖書館的情況〉，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 憶中華書局 1912-1987》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75。
60 新興文學一詞的指涉，在日本較為寬泛，統指所有新的文藝，包括歐美的現代主義和蘇聯的馬 克思主義，但在中國則指馬克思主義。本文乃採寬泛定義。
61 何大白(鄭伯奇)，〈文壇的五月──文藝時評〉，《創造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28 年 8 月)，後收 於《鄭伯奇文集》編委會，《鄭伯奇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 116。
62 石厚生(成仿吾)，〈革命文學的展望〉，《我們》創刊號(1928 年 5 月)，後收於《成仿吾文集》編 輯委員會編，《成仿吾文集》(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頁 26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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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沫書店是受了日本文壇左翼作品盛行的影響，成為左翼作家的大本營，左翼份 子常假借該書店樓上開會。」70劉吶鷗日記中也記錄閱讀俄國小說家庫普林 (Alexandre Kuprin, 1870-1938)《魔窟》的日譯本，均為示例。東亞的日語閱讀市場 的發展，其實也潛藏著日本文化殖民的現象。
一九三○年左聯成立大會上，成立「和日本普羅科學研究院發生關係」的決 議案。71會議還提出幾個工作方針：
(一)吸收國外新興文學經驗，及擴大我們的運動，要建立種種研究的組 織。
(二)幫助新作家之文學的訓練，及提拔工農作家。
(三)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
(四)出版機關雜誌及叢書小叢書等。
(五)從事生產新興街及文學作品。72
從工作方針，看見成員們雄心勃勃地投注相關翻譯活動，設立研究組織，同時大 量引入日俄無產階級文學和理論，使得一九三一年的譯著情況，無論是刊物或書 籍，均以俄國文學和文藝理論居冠。73不過，這些譯本不少屬於複譯，即以日譯 本為底本，再行中文翻譯。
其實，日本翻譯界的情況，從魯迅一封給唐弢(1913-1992)的信件已可清楚看 見：
70 見氏著，〈我所認識的劉吶鷗先生〉，《劉吶鷗全集‧增補集》，頁 251。
71 〈左翼作家聯盟的兩次大會記略〉，《新地月刊》第 6 期(1930 年 6 月)，後收於賈振勇編《左翼 十年》，頁 7。
72 〈中國左聯作家聯盟的成立〉，《拓荒者》第 1 卷第 3 期(1930 年 3 月)，收於賈振勇編，《左翼 十年》，頁 4。
73 蒲梢，〈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一九二九年三月止〉，收於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 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 271-323；及其另一篇〈中譯蘇俄小說編目──一九三○
年五月止〉，收於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頁 28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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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書，我是不看中國譯本的。但日文的學習書，過幾天可以往內 山書店去問來，再通知，……
日本的翻譯界，是很豐富的，他們適宜的人才多，讀者也不少，所以著 名的作品，幾乎都找得到譯本，我想，除德國外，肯紹介別國作品的，恐 怕要算日本了。但對於蘇聯的文學理論的紹介，近來卻有一個大缺點，即 常有刪節，甚至於「戰爭」「革命」「殺」(無論誰殺誰)這些字，也都成為
××，看起來很不舒服。
所以，單靠日本文，是不夠的，倘要研究蘇聯文學，總要懂俄文才好。
但是，我想，你還是劃出三、四年工夫來(並且不要間斷)，先學日本文，
期間也帶學一點俄文，因為，一者，我們先就沒有一部叫好的華俄字典，
查生字只好用日本書；二者他們有專門研究俄文的雜誌，可供參考。74
引文道出日本翻譯人才、翻譯種類和數量蓬勃，外文字典的編纂和外文研究，均 顯示日本在歐化過程對翻譯文學的精進與專業。《宇宙風》第二十五期裡劉大杰
〈日本民族的健康〉也說：「中國的留學生有這麼多，我們不能在中國的書店裡 找到一部世界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的全集。但在日本則不然，第一流作家的全集的 翻譯，我們可以看到幾種不同樣的本子」，75同樣說明了日本對於翻譯的積極態度。
反觀日本的外文教育，高等學校裡，許多學生已能直接閱讀未經翻譯的外文原著，
而部份外國作品更經過任課老師或教科書的選擇或闡釋，76自然影響當時留日的 中國學生。日本翻譯文學的專精與全面，不僅為日本國民提供知識信息，無意間 因漢字之故，也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認識世界的橋樑。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不看 中譯本的原因，除翻譯水準良窳不齊，進一步參照許亦非在《俄國現代思潮及文
74 魯迅，〈致唐弢〉(1934 年 7 月 27 日)，收於張瀛玉、呂榮君編，《魯迅全集‧書信》第 12 卷(台 北：谷風出版社，1989)，頁 509。
75 劉大杰，〈日本民族的健康〉，《宇宙風》第 25 期(1936 年 9 月)，收於賈植芳、周立民選編，《我 的日本印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43。
76 藤井省三，〈中國語教室裡的魯迅──大正時期和昭和初期的漢語教育與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接 受〉，收於程光煒主編，《都市文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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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譯後記〉所述，許氏提及涉獵俄國文學史時，「感到我國出版界上幾乎 沒有一部可以供我從事涉獵的著作或譯本這苦痛，無已，我便祉好求之於他國的 出版界。」語畢，還悉心在文後列出英文、日文的俄國文學史及相關研究專書。77 突顯中國在翻譯發展和外文研究遠不如日本及歐美，更隱然若現左聯在翻譯實踐 上的不足。
不過，一九二八年日本也有檢察制度，證諸於《無軌列車》第三期裡一篇翻 譯自法國巴比塞〈高爾基訪問記〉，文末有一段小字附註：「這一篇是從『改造』
十月號重譯出來的。裡面有些空白都是被日本的檢閱官刪去的，我們只好等到原 文到手的時候再重新補上。」78此語正呼應魯迅抱怨翻譯文學遭刪節的問題，因 而日本雜誌雖為中國知識分子吸收世界文學的管道，但取得、理解原文仍舊必要。
特別三○年代日本政府的檢查制度越趨嚴格，大量取締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各項 活動及反戰作品，拘捕左派人士，實比國民黨施行的出版品檢閱制度、白色恐怖，
更為嚴厲。無獨有偶，一九三六年苗秀的一篇文章亦有相似的觀察，他從日本販 售外文書籍的三所書店──丸善、三越和三省堂的銷售情況，指出「外國語學的 書既有增加，而一般洋書也是暢銷的」，不僅是關於時事的洋書、文學書，無論 左翼右派均暢銷，日報、雜誌、消閒刊物也逐漸增加，唯獨「專賣俄文書籍的，
最近已被政府查封了。」79反映左派在日本面臨的困境，亦直接影響相關論著的 翻譯。
誠然，留日學生為中國新文學起了推波作用，上海本身的日本租界、日僑開 設的書店，也輾轉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如劉吶鷗記錄自己赴日租界的至誠堂購買 日文書，或委託居日本的親友代購；魯迅亦曾去信曹靖華：「日譯《鐵流》，已寫 信往日本去買兩本」，並透露譯者藏原惟人遭日本政府逮捕，「他們那裏也正興文
77 許亦非，〈譯後記〉，收於﹝日﹞昇曙夢著，許亦非譯，《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上海：現代書 局，1933)，頁 681-682。
78 ﹝法﹞巴比塞，〈高爾基訪問記〉，《無軌列車》第三期(1928 年 10 月)，頁 103。
79 苗秀，〈日本的洋書店〉，原刊於《香港工商日報‧市聲》(1936 年 12 月 6 日)，後收於樊善標 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散文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4)，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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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獄」的消息，80推想魯迅可能透過內山完造、日本友人或報刊新聞得知日本 新聞，掌握日本動向。而信末，要曹靖華將委託購買的蘇聯木刻、畫冊等寄到內 山書店，又可見魯迅對於俄國書畫的蒐集與認識，仍舊仰賴朋友，做為藝文傳播 的管道之一。兩者都說明當時文人汲取知識的情況。
李又曦在〈記憶中的日本友人〉念起山中寬太郎等人創辦的報紙，「上面刊 載白話詩和加上標點的小說」，介紹新文藝，且「這在家鄉裡是唯一的新聞紙了」， 山中還與他談起日本文學的發展、芥川龍之介自鎰的消息；這些程度上反映了書 店、書刊的知識補給，促發當時文人的思考。附帶一提的是，李又曦提及三田儀 四郎創辦的日文刊物《上海雜誌》曾翻譯蘇曼殊(1884-1918)的小說，81藤井省三 曾指出日本的中國語教育中編譯了五四以來中國作家作品，如神谷衡平一編刊的
《現代中華國語讀本》，收錄了蔡元培、梁啟超、胡適、郁達夫、冰心、郭沫若、
徐志摩等；還有田中慶太郎編輯出版《魯迅創作選集》，作為中國語教育的教科 書，82清楚表現了中日文藝圈非單向的收受，而是雙向傳播。相應的，中日作家
徐志摩等；還有田中慶太郎編輯出版《魯迅創作選集》，作為中國語教育的教科 書，82清楚表現了中日文藝圈非單向的收受，而是雙向傳播。相應的，中日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