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助人行為決策模式

幫助行為（helping behavior）、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以及利他行為

（altruistic behavior）其概念意義可說是同多於異，因此，經常被心理學家們交互 使用（李美枝，2002；蘇清守，1989），也容易使人混淆，區分此三種概念意涵，

有助於闡明本研究助人行為之內涵。

相對於攻擊行為，對於社會有正向影響結果的行為，社會心理學家稱為「利 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利社會行為包含：幫助（helping）、支援（aiding）、

分享（sharing）、捐贈（donating）或協助（assisting）等行為（Bar-Tal, 1976）。個 人從事「利社會行為」可能基於以下幾種動機：（1）基於利他的目的：利社會行 為本身即為目的，助人者試圖增進他人之福祉，並以此作為自身行為之目標

（Bar-Tal, 1976）。（2）基於互惠之動機：為了補償、報答（restitution）他人，因 而做出對他人有益的行為（Bar-Tal, 1976）。（3）基於自我中心主義：為獲得他人 讚賞、景仰，或可從中獲得其他利益因而做出的利社會行為（周海娟、郭盛哲、

黃信洋譯，2013）。簡而言之，個人出於自願，做出對他人有益的行為即為「利社 會行為」，至於行為動機屬於利己或利他則在所不論，惟「利社會行為」必須個人 需出於自願，自發性地從事對他人有益的行為，方屬於「利社會之行為」，因此不 包括基於職業責任所做的助人行為，例如：交通警察協助處理車禍現場。換言之，

個人因為執行自身職務，而協助他人之行為，乃屬於個人工作內容之事項，而非 出於自願所從事之助人行為，因此不屬於「利社會行為」之範疇，故依照公司、

組織要求所從事的助人行為並非「利社會行為」（周海娟、郭盛哲、黃信洋譯，2013）。 然而，慈善組織成立之目的乃促進人類之福祉，本身之目的及具有利社會之意涵，

故慈善組織團體所從事的助人行為例外屬於「利社會行為」之範疇中（周海娟、

郭盛哲、黃信洋譯，20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20

另外，「利他行為」（altruistic behavior），在助人動機中則被限縮為以嘉惠他人 為終極目標之利社會行為。Macaulay 和 Berkowitz 定義「利他行為」是指個人出於 自發性的意願，對他人做出有益且不求回報的行為（引自 Bar-Tal, 1976）。換句話 說，雖然「利社會行為」和「利他行為」均是自願性的，但從事「利社會行為」

的動機可能有互惠或利己因素，但「利他行為」的出發點則全然為「利他」，若個 體幫助他人的行為動機是基於他人期待，此種幫助行為是屬於「利社會行為」而 不屬於「利他行為」的範疇。舉例來說，個人協助他人，是基於先前接受過此人 之援助，或者由於自身行為造成他人傷害所做的補償行為等等，該種為了報答或 是補償受害者而做出的助人行為，雖屬於「利社會行為」的表現，但不屬於「利 他行為」之範圍。

綜上所述，「利社會行為」是個人在其職業、工作責任範圍外，自願做出有益 他人之行為，包括助人、分享、合作或交換等等。至於「利他行為」則是強調助 人動機的純粹性，必須以純粹的「利他」為行為目的本身。而「幫助行為」，則包 含利他行為、利社會行為以及基於職責所做協助他人之行為，其行為所涵蓋之範 圍最為廣泛（如下圖 2-2-1 所示）。

圖 2-2-1 幫助行為、利社會行為及利他行為概念關係圖

資料來源：周海娟、郭盛哲、黃信洋（譯）（2013），p.263。

本研究欲探討霸凌情境下，旁觀者協助受害者之行為。該助人行為，係指個 人非基於自身工作之責任，目擊他人正處危難之中，而嘗試協助、減輕某人痛苦

利他行為 (altrusim) 利社會行為

(prosocial behavior) 幫助行為

(helping)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21

之行為；惟其行為動機係基於個人情感、報答期望、服從命令、獲得報酬、補償 或利他（altruism）等之因素，並非本研究的研究方向，因此，本研究所稱之助人 行為，較符合「利社會行為」之定義內涵，本研究乃以此為後續之討論。

貳、 危急情境之助人決定歷程 一、 助人情境之分類

在一般日常生活中，雖然鮮少有人會做出犧牲自我，拯救他人的行為，但幫 助他人的行為其實經常出現。例如：攙扶摔倒的婦人、帶迷路的小孩去警察局等；

然而，有些受害者需要幫助的情況非日常生活經常所能遇見，且可能具有一定程 度之危險，此時，人們的助人意願以及助人行為表現可能會有所不同。

Latané 和 Darley（1970）將助人情境劃分為「一般日常情境」（non-emergency situation）以及「危急情境」（emergency situation）。「一般日常情境」泛指生活中 可見之情況，多數人有類似經驗，此情境包含四項特點：（1）情境對受害人或是 幫助者沒有生命及財產上的威脅或損害；（2）是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件；（3）

情境是明確，旁人容易了解；（4）事件的發生可以預知，且旁觀助人者無須立即 做出反應。

相對於一般情境，危急情況的助人情境則具有五項明顯的特徵：

1. 在危急情境中，不僅受害人的生命、財產可能受到傷害，旁觀者也可能受 到類似威脅。

2. 危急情境是不尋常、鮮少預見的情況。大部分的人很少有因應此種情境的 直接經驗。

3. 危急情境的發生通常是突然且無預警的，個人無法預知事件的發生，危急 情境經常令人措手不及。

4. 每一個危急情境，有其事件的特殊性，需要應用到不同的行為反應能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22

危急情境的助人者需具備因應危機的知識能力。

5. 在危急情境下的旁觀助人者，經常無充足時間可思考，需要立即介入干預，

如稍一延誤，傷害即可能發生。

依據上述情境之特色，研究者進一步分析霸凌事件之助人情境：霸凌行為經 常透過肢體、言語等方式攻擊他人，或藉由社會關係的排擠，造成受害者身體、

心理上之傷害，如同危急情境的特性，校園霸凌行為不僅可能危害受害者之身體、

財產安全，也同樣威脅到旁觀者（Gini, 2006）。如同先前章節所討論之霸凌定義及 特性，霸凌行為多為同儕成員內所發生的故意性欺負行為，霸凌者出現霸凌行為 時，經常不牽涉情緒憤怒反應，因此霸凌情境類似於危急情境，具有無法預知的 特性，受害者以及旁觀者難以預料事件之發生。最後，霸凌行為經常持續且反覆 發生，霸凌者與受害者雙方雖為同儕關係，然而彼此間確有明顯權力、地位不對 等之情形，此為霸凌事件明顯之特殊性。基於上述霸凌之特性，本研究將霸凌事 件歸納為 Latané 與 Darley 所分類之危急情境。

二、 危急情境之助人決定歷程

在助人行為的討論中，何時人們會做出助人行為是社會心理學家們討論的 重點之一，在危急情境中影響助人行為的因素甚多，Latané 與 Darley（1970）

提出旁觀者決策歷程模式，分析危急事件中旁觀者助人行為的決策歷程，說明 個人在危急情境中助人決定的認知過程。雖然 Latané 與 Darley（1970）的助人 決定歷程清楚分析可能影響旁觀者危急情境之助人行為因素，然而 Latané 與 Darley 的研究多以研究室為場域，對受試者而言，在研究中所發生的事件，屬 於研究者的管理範圍中，因此，受試者易將處理的責任歸咎於研究人員。而在 Piliavin 與 Piliavin（1972）的研究中，旁觀者在真實的危急情境下之行為反應，

並無出現 Latané 與 Darley 所說之責任分散之現象－當目擊人數增加時，旁觀者 的助人行為亦隨之下降，由此推知，在研究室中之實驗結果，不可完全代表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23

實環境中危急情境的旁觀者助人行為，某些因素可能受到研究場域的干擾。為 了進一步分析旁觀者之助人行為，Piliavin 提出旁觀者兩階段行為反應模式，試 圖解釋在現實情境下旁觀者之助人行為決策歷程。

Piliavin 與 Piliavin（1972）以二階段模型分析旁觀者在危急情境中選擇干預 或不干預的決定歷程，在第一階段，個體需要先知覺（awareness）不尋常的特 殊事件，而特殊事件要能促發個體的生理反應（physiological arousal），Piliavin 與 Piliavin 假設當人們觀察經歷到危急情境，會出現一種類似焦慮和不愉快感覺 的生理反應，故旁觀者為消弱或消除不愉快的感受，會做出行為反應，因而進 入第二階段助人決定的判斷。

第二階段助人決定的判斷歷程，包含三個部分：第一，當有人發生危難時，

旁觀者需要先判斷是否為危急情境，以作為反應的基礎，此部分與 Latané 和 Darley 助人行為決定歷程的第二階段旁觀者如何詮釋情境相似，旁觀者皆須將 情境詮釋為危急情境，方有可能進行助人判斷。Yakimovich 和 Saltz（1971）研 究發現，如果當事人直接大聲求救，81%的受試者會幫忙，但如果受害者僅小聲 呻吟，則只有 29%出手援助（引自李美枝，2002），由於大聲呼救使旁觀者較容 易辨認當前情境的性質，因而使旁觀者出現較多助人的行為，由此可知，情境 的標記可能影響旁觀者的助人決定。然而，個人如何覺知情境及事件，與個人

「態度」有關，依據 Fazio 態度對行為的影響過程模式可知，當人們必須迅速決 定行為時，態度會以直接且自動的方式影響行為，換言之，危急事件發生時，

會激發個人對此事件的某種「態度」，當態度被激發後，將影響我們如何去感知 態度目標，同時，個體對於各種社會規範的知識也會被激發，進而形塑出個體 對該事件的定義（引自梁家瑜譯，2009）。

再者，旁觀者會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來推斷受害者發生危急事件的可歸 責性，Piliavin 等（1972）的研究發現，旁觀者傾向幫助非因自身因素而造成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24

由上圖 2-2-2 Piliavin 與 Piliavin 危急情境助人決定的模式可知，個人助人決定 的判斷過程，會受到旁觀者個人因素、情境因素、受害者特質以及文化因素所影 響，因此，在討論旁觀者危急情境的助人行為影響因素時，此四類因素須一同納

由上圖 2-2-2 Piliavin 與 Piliavin 危急情境助人決定的模式可知，個人助人決定 的判斷過程，會受到旁觀者個人因素、情境因素、受害者特質以及文化因素所影 響，因此，在討論旁觀者危急情境的助人行為影響因素時，此四類因素須一同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