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臣出洋考察前的局勢
第二節 日俄戰爭以來的立憲風潮
立憲乃清末政體改革的重大變化，並非隨意可行，日俄戰爭的爆發，恰巧 為立憲派向朝廷鼓吹實施立憲，提供了一個極為有利的時機。然而，政體改變並 非小事一樁，朝廷有所疑慮也是自然之事，因此，向朝廷建議派遣官員出使西方 各國考察政治，遂成為首要任務。然而，為了讓一切可以更為順利，在朝官員的 支持就顯的非常重要，唯有先令中央的重量級官員支持立憲，才能勸進朝廷支持 立憲，並派遣大臣出國考察。
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夕，署雲貴總督丁振鐸以及雲南巡撫林紹年就曾經電奏 朝廷，請求變法。及至日俄戰爭爆發，如張元濟、張美翊、趙鳳昌、張鶴齡以及 呂景端等主張立憲的人士，就曾針對「遣使分赴出國考察政治」的問題進行討論，
並積極運作。他們甚至還將此一想法，透過呂景端(任盛宣懷幕僚)，將此建議，
表達予盛宣懷、鄂督端方、以及協辦商約大臣呂海寰等人，並以其三人之名義，
電告朝廷。同時，為了要強化大臣們的集體意見，還順便拉了兩江總督魏光燾、
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徵得兩人同意之後，聯銜上奏朝廷，以為了避免日俄戰爭以
60 〈立憲私議〉，《東方雜誌》，光緒三十一年，10 期，頁 5015。
後，中國東三省的權力損失，應「儘速特簡大臣，以考求新政為名，歷聘歐美有 約諸邦，面遞國書，以為均之勢。」61由此可以發現，當時中國對日俄戰爭採取 中立之說，無法確保中國權益不被侵犯，為了避免朝廷有所疑慮，一開始出使的 名義是為了「考求政治」，不過實際的任務，是為了要「保衛主權」，盛宣懷與各 省督撫之聯名上奏要求朝廷，儘速簡派大臣出洋考察，是為了要讓列強知道中國 確實有心進行變法革新，才能確保中國權益之不受損。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尚 未觸及立憲的相關問題。不過，對於五位大臣的聯銜上奏，朝廷以為時機未到，
其摺留中不發，令前述推動該議論者，一時之間為之扼腕。光緒三十年(1904)四 月，駐法公使孫寶琦也曾上書奏請立憲，實際上，在孫寶琦正式出使法國以前，
其胞弟孫寶瑄也曾草擬立憲之議，請其兄代而上呈，當時孫寶琦仍「疑而不敢上」
62，然而，等到出使法國一年多以後，孫寶琦體認到西方國家之富強，皆在立憲 之法，心中的想法才逐漸有所改變，至此，贊成立憲之議，並條陳上書政務處，
謂略：變法所以未見成效，「以未立綱中之綱，而壅蔽之弊未除」。如欲革除壅蔽，
則以「各國之立憲政體洵可效法」。應「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 國。」同時飭令大臣採訪各國憲法，制訂憲法。還建議變通各國議院成例，定政 務處為上院，都察院為下院，各省府現設公議堂，議定國家和地方事務。63孫寶 琦的說法，無疑給了主張立憲者一劑強心針，也帶動了其他鼓吹立憲者之動作，
如張謇。前面已經說過，張謇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下半年在赴日考察以後，著 即與魏光燾、張之洞等人討論立憲相關事宜，擬立憲奏稿，刻印〈日本憲法〉、〈議 會史〉、〈日本憲法譯解〉等篇，除呈送政府官員外，也送往朝廷參閱，鼓吹立憲 之利。另外，還致書袁世凱，請求協贊立憲。不過當時尚未獲得袁世凱之支持。
除此之外，張謇、湯壽潛、張元濟、趙鳳昌、呂景端等人，又往另一個方向積極 運作。他們另外致書深獲慈禧太后信賴，時任軍機大臣兼外部尚書的瞿鴻禨，期 望透過瞿鴻禨重量級的地位，代為建請朝廷，派員調查各國憲法，並儘速頒布詔
61 盛宣懷，《愚齋存稿》(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4 年)，卷 10，頁 269。
62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不詳)，頁 1280。
63 〈出使法國大臣孫上政務處書〉，《東方雜誌》，光緒三十年，7 期，頁 1578-1583。
書，實施立憲，以維護中國主權。
隨著東三省事宜籌畫的腳步日近，朝廷於八月二日諭令各省疆臣各抒對 策。當時各省督撫意見紛雜，有主張聯俄制日，亦有主張聯德美以調停者。其中，
林紹年則是再度奏請改專制為立憲，署四川總督錫良則是請派遣重臣遊歷歐美各 國，算是再度呼應了之前盛宣懷、端方、呂海寰、魏光燾、岑春煊等五人上奏請 簡派大臣出國考察之說。由於清廷商請各國公使出面斡旋議和東三省事宜未果，
因此不得不開始慎重考慮大臣們的意見，即「議派欽使前往各國，調查各國政治，
歸而變法。」64同年九月，湯壽潛再度致書瞿鴻禨，除了鼓勵他勇敢站出來向朝 廷鼓吹立憲之外，另外說明遣使赴外可以藉此捍衛中國主權，瞿鴻禨也逐漸接受 了上述的說法。在此過程中，還有部分留學生或於報刊、或上請願書，提請慈禧 太后歸政，並請實施立憲。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在野的讀書人，或者各地方督 撫大員，甚至是朝中的重要官員，都已經逐漸接受中國實施立憲的作法，儘管實 施立憲的目的與說法不一；儘管官員多少也還有一些疑慮，但是，立憲派在當中 的運作，顯然已經發揮了積極的功效。
光緒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九日，出使日本的大臣楊樞上奏「變法大綱，
擬宜仿效日本，定為立憲政體。」65無疑呼應了前面朝野立憲派人士的說法。而 此一說法，自然也激發了瞿鴻禨對於立憲的興趣，他甚至曾與戶部主事陳黼宸針 對國勢進行討論，並指出立憲可為內政外交基礎的說法。至此，幾乎可以確定，
瞿鴻禨大致上是認同立憲說法的。前面我們曾經提過，張謇等人曾與袁世凱聯 繫，鼓吹有關於立憲的事宜，當時袁世凱未置可否，也沒有言明贊成之意，然而，
善於觀察形勢的袁世凱，此時赫然發現立憲之說，已成為朝野之趨勢，或為了拉 攏立憲派，或為了避免將來歸政光緒皇帝以後的報復，此時的袁世凱突然也轉變
64 《大公報》，1904 年 9 月 4 日。
65 朱壽朋纂修，《光緒朝東華錄(九)》，光緒三十一年正月，頁 5286-5288。
想法，贊成立憲，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初，直隸總督袁世凱、張之洞、周馥 聯銜奏請於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66七月間，周馥再上奏，請實行「立法、行 法、執法」三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憲政體。67突然之間，朝野上下似乎對於立 憲大感興趣。針對東三省利權籌畫事宜，粵督岑春煊亦電請駐美大使梁誠協助籌 畫辦法，梁誠以「東三省可保無虞，應仿行東西政治，與民更始。」68回應，表 達他自身的立場。後來岑春煊則回應「欲圖自強，必先變法；欲變法，必先改革 政體。而今之計，唯有舉行立憲，方可救亡。」69至此，支持立憲的督撫大員又 增加了一位，這無疑增加了瞿鴻禨對於立憲的信心，他甚至有自請親赴歐、美考 察政治的想法出現。
根據前述統計，八位總督之中，包含雲貴總督丁振鐸、兩廣總督岑春煊、
兩江總督魏光燾、湖廣總督端方、直隸總督袁世凱等五位以及駐法公臣孫寶琦、
駐日大使李盛鐸的奏請立憲，四川總督錫良請派員遊歷各國，軍機大臣瞿鴻禨與 奕劻的支持，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也就成為無可避免的既定政策。七月初，各 樞府大員密集召開會議，討論籌開立憲之可能性，七月九日，便正式決定遣使出 洋考察政治之事。70隨後，又有袁世凱奏請「考求各國憲法，變通施行」71之說，
政府自然予以採納，接著，便開始進行大臣選派的工作。
一開始，朝廷對於人才的揀選頗傷腦筋，除了必須要深獲朝廷的信任之外，
也必須兼顧滿漢以及中央地方官員。朝廷最初選定的人選，為商部尚書載振(奕 劻之子)、軍機大臣榮慶(1859-1917)、戶部尚書張百熙(1847-1907)，以及湖南巡 撫端方，其人選兼有宗室子弟、軍機大臣、部院大臣、以及巡撫各一位。然而，
6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作者自印，1963 年)，冊 2，頁 1231。
67 《中外日報》，1905 年 8 月 10 日；《時報》，1905 年 7 月 18 日。
68 羅香林，《梁誠出使美國》，附錄二，(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8 年)，頁 293、296。
69 《中外日報》，1905 年 8 月 3 日。
70 榮慶著，謝興堯整理點校注釋，《榮慶日記 : 一個晚清重臣的生活實錄》(西安：西北大學出 版社，1986 年)，頁 84-85。
71 《時報》，1905 年 7 月 22 日。
榮慶不願前往，遂改為瞿鴻禨；張百熙以頭暈請辭，因此推薦戶部左侍郎戴鴻慈 (1853-1910)予以代替。後來載振又建議，瞿鴻禨為軍機重臣，又兼有外交事務，
對外交涉事務多委於其手，宜留在國內，慈禧太后深以為然，於是重新召見大臣，
商議人選，最後確定選派宗室鎮國公載澤(1876-1929)、初入軍機的徐世昌、以及 張百熙建議的戴鴻慈以及唯一一位沒有變更的人選端方。至此，考察人員大致選 定隨後，立刻於六月十四日，發出諭旨，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
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其擇善而從。72六月二十五日，准 軍機處片交面奉諭旨，著派商部右丞紹英隨同出洋考察各國政治，73並於隔日命 戶部籌給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隨員等經費銀五十萬兩。後經廷議指派載澤、徐世 昌、紹英赴日、英、法、比等國；戴鴻慈、端方赴美、德、義、奧等國，分途前 往，以期減省時日。74至七月十九日，五大臣入京請訓，兩宮諭以切實考求憲政，
為將來實施憲政之章本。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至此正式開跑。
檢視五大臣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可知出使的促成，兼有內外雙向的因素。
就外力因素而言，日俄戰爭爆發，所引發的民族危機感，以及列強環伺所造成的 壓迫、利權的喪失、以及國家孱弱的印象，對於立憲派鼓吹立憲，當有推波助瀾 之效，另一方面，新政推動的速度以及內容未能全面性的滿足國內外朝野人士，
也是加速立憲運動蓬勃發展的因素之一；對內而言，革命思想主張全盤推翻清 朝，無疑帶動了立憲派人士的危機意識，他們在幕後不斷的積極鼓吹，上至中樞
也是加速立憲運動蓬勃發展的因素之一；對內而言，革命思想主張全盤推翻清 朝，無疑帶動了立憲派人士的危機意識，他們在幕後不斷的積極鼓吹，上至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