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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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莊吉發教授.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研究生：杜映臻撰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七月.

(2) 摘要晚清的中國面臨前所未有之變化與衝擊，因應內外的衝擊與挑戰，從諸多面向尋求政治上的改革與對外在世界的理解，其中清末的籌備立憲運動，可以說是清王朝滅亡以前，朝廷推行之最大規模的政治改革運動，光緒三十一年（1905）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政治，可說是清末立憲運動的改革中，以官方為首所跨出的第一步，當五大臣考察歸國以後，也隨即投入改革國家政治體制等工作。鑑於籌備立憲工程浩煩，亟需立憲大國經驗的傳承，朝廷又於光緒三十三年（1907），續派四位考察憲政大臣出訪，也為清末的籌備立憲正式揭開了序幕。然而，朝廷計畫九年的預備立憲時間，仍舊遭各方人士指為拖延之術，伴隨著革命派的加速行動，將清王朝逐步帶往滅亡的道路，但清末的預備立憲，其影響與貢獻，仍具有不容忽視的部分。本文擬從考察政治五大臣與四位考察憲政大臣的出使，觀察他們的出訪過程，期望能從中理解清末籌備立憲的進程，以及評估大臣出洋考察對於清末籌備立憲之貢獻與影響。. 關鍵詞：清末立憲運動，五大臣，政治考察、憲政考察. -1-.

(3) 謝辭終於寫完論文了！經過了五年的奮鬥，終於熬到了這一刻。回首這一路來的求學過程，除了辛苦之外，還有諸多的感謝。論文的完成，首先一定要特別感謝的是學生的指導老師莊吉發教授。莊老師不僅是一位學識淵博、治學嚴謹的學者，對於學生在論文寫作過程的指導，更是令學生感覺到自己的幸福。在論文寫作的最後幾個月的衝刺階段，學生僅能利用週六到故宮蒐集資料，以便進行論文寫作的工作。然而，莊老師永遠都比學生早到故宮，並在文獻圖書文獻館的一角，進行著述與研究的工作，而每當學生有任何的問題或者書籍找不到時，莊老師便立刻提供學生解惑，或者就帶著學生前去找書。令學生印象極為深刻的是，莊老師從來都是記住書在哪一個書櫃，書皮是哪一個顏色，然後就把書找出來給學生，可以想見，莊老師大概都把故宮的書翻遍了吧！. 論文口試時，承蒙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魏秀梅老師，以及師大歷史研究所的葉高樹老師的指正，讓學生獲益良多。魏老師非常仔細的閱讀了學生的論文，提供眾多名人的生卒年、小傳內容的勘誤，讓學生能夠把這些看似細微，然而卻極為重要的部分，進行修正；葉老師則是針對論文的章節架構，以及史料不足之處，提出了寶貴的意見。兩位老師分別從小細節與大範圍，協助學生修訂論文的錯誤之處，讓學生的論文增色不少。. 在師大求學的期間，經由眾多課程的研習，也讓學生體會到學術研究的酸甜苦辣。這當中，獲得不少老師的啟發。其中，李恩涵老師帶著學生到中研院近史所練習看微捲，並且不時鼓勵學生持續進行語言與史料的基本功夫訓練；呂芳上老師透過大量的書籍閱讀與討論，來擴充學生對不同題材的認識與了解；政大的唐啟華老師則是帶著學生走向中國近代研究的啟蒙恩師，如果沒有這些老師一路的協助，學生也不會有今日的小小的成就。. -2-.

(4) 除此之外，陪伴著我一同走過的研究所同學，包括凡逸學長、一銘學長、金生學長、文隆學長，以及在論文發表時被我拖下水，即時火線救援的峰源學長。研究所的好友幸儀與芝諺。還好有你們，才能讓我在孤獨的研究生歲月中，增加了一份精彩，也更有動力，能夠繼續撐到論文完成。生活當中，無論如何都不能忘記的大學好友韻如、欣怡、穎文、以及協助校稿的若喬，有你們陪伴與體諒，讓我可以時時跟你們吐露寫論文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姊妹們，有你們真好。. 研究生生涯的最後兩年，投入的教書工作的我，開始體會蠟燭兩頭燒的痛苦。感謝學校的體諒，讓我能夠順利的完成論文。感謝工作上的好伙伴季安、錦雯、怡君、瑜君老師以及愛能老師，在我最需要的時候，你們提供了最溫暖的幫助。此外，常常一起討論工作問題的家興，幸好有你熱心的與我調課，讓我得以順利地回師大口試，你可是我論文口試通過的幕後功臣呢！. 感謝我的媽媽與妹妹。尤其，在論文最後的衝刺階段，每天提供我最重要的生活需求-一頓豐盛的晚餐，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專心拼論文。謝謝媽媽的養育之恩，讓我能夠一路念到研究所畢業。感謝帶給我生命諸多啟發的 Troy，幸好有你的一直催促，讓我決定發憤寫完論文。最後，感謝曾經在我生命中給予我協助的人，沒有你們的支持與鼓勵，我無法走得這麼平穩而紮實。. 研究所的畢業，代表著我的學生生涯即將暫時告一段落，希望，這會是生命的另一個嶄新的開始！. 映臻書於盛夏 2009/7/11. -3-.

(5) 目次第一章緒論……………………………………………………………..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研究回顧與討論……………………………………………………….5 第三節史料運用與架構……………………………………………………...17. 第二章大臣出洋考察前的局勢………………………………………21 第一節清季憲政思想的萌芽……………………………………………......21 第二節日俄戰爭以來的立憲風潮………………………………………......46. 第三章五大臣與政治考察……………………………………………53 第一節五大臣出洋前的突發事件…………………………………………...53 第二節戴鴻慈、端方團的考察情形…………………………………………68 第三節載澤團的考察情形…………………………………………………101. 第四章憲政考察及其取向…………………………………………..133 第一節于式枚出使德國…………………………………………………....135 第二節達壽暨李家駒出使日本…………………………………………....157 第三節汪大燮出使英國……………………………………………………180. 第五章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之影響………………………………..187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政治制度的變革……………………………………………………187 憲政體制的推展…………………………………………………….211 文教制度的建置…………………………………………………....219 司法制度的更張及其他……………………………………………232. 第六章結論…………………………………………………………..241. 徵引書目………………………………………………………………249 附錄一附錄二附錄三附錄四. 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考察憲政奏摺目錄……………………….………259 考察政治大臣出使國書影本…………………………………………….260 端方奏省城創建圖書館由……………………………………………….261 論文口試口頭報告講稿………………………………………………….264. -4-.

(6) 表次表（一）戴鴻慈等參訪美國的行程…………………………………………………72 表（二）戴鴻慈等參訪英、法的行程……………………………………………...80 表（三）戴鴻慈等參訪德國的行程………………………………………………..84 表（四）戴鴻慈等參訪丹麥、瑞典與挪威的行程…………………………………91 表（五）戴鴻慈等參訪奧地利、匈牙利(奧匈帝國)的行程………………………95 表（六）戴鴻慈等參訪俄國的行程………………………………………………...98 表（七）戴鴻慈等參訪俄國、荷蘭、比利時與瑞士的行程………………………99 表（八）載澤等參訪日本的行程…………………………………………………..103 表（九）載澤等參訪美國的行程………………………………………………….109 表（十）載澤等參訪美、英的行程……………………………………………….111 表（十一）載澤等參訪法國的行程……………………………………………….121 表（十二）載澤等參訪比利時的行程…………………………………………….128 表（十三）普魯士憲法與日本憲法之比較…………………………...……………146 圖次圖（一）吳樾...............................................................................................................57 圖（二）戴鴻慈、端方及出洋考察諸隨員…………………………………………..60 圖（三）戴鴻慈……………………………………………………………………...63 圖（四）戴鴻慈、端方等人考察丹麥合影………………………………………...93 圖（五）載澤……………………………………………………………………….105. -5-.

(7) 第一章緒論. 第一章緒論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李鴻章(1823-1901)曾經形容他所生活的時代，為「千年未有之變局」，可見晚清是中國社會面臨最劇烈變化的一個時代，卻也是社會環境變化最為活躍的一段時間。走向世界，是近代歷史賦予中國的時代使命，然而中國「走向世界」的歷程卻不是風平浪靜，而是一條極為漫長且曲折的道路。1筆者對於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議題感到相當有趣，無論是早期的斌椿、志剛出使泰西，乃至於以外交聞名的郭嵩燾(1818-1891)、曾紀澤(1839-1890)等，甚至於以發展洋務技藝、思想為名的徐建寅(1845-1901)與薛福成(1838-1894)等人，他們的出使西方，都為中國帶來無數技藝、制度、乃至於思想上的變化，是晚清歷史發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透過時人留下的紀錄，讓人們得以看到他們的考察歷程。. 隨著晚清以來，中國所面臨之鴉片戰爭、英法聯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迫使中國必須以變法圖強來扭轉時局的變化，因此，從器物層面出發的自強運動，至於戊戌變法，則已經是轉向制度層面的改革，卻僅有 103 天即宣告腰斬，因此使中國的變法運動為之中斷。光緒三十一年(1905)日俄戰爭日勝俄敗的結果，至使國內全面檢討中國的政體。因此，主張中國應該仿效日本採行君主立憲，達富國強兵的說法，也廣泛的在朝野之中流傳。人家常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要富強，則必須學習西方政體，但是，具體的作法應該是如何，就必須要選派人員進行考察，以便評估實施的可能。十九世紀的中國人走向世界，不僅僅是為了擴大視野，增進知識，更是為了學習先進，救國救民。2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的一件大事。 1. 鐘淑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識份子考察西方的歷史》，(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李侃序〉。 2 鐘淑河，《中國本身擁有的力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年)，頁 4。 1.

(8)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清廷推動預備立憲的工作，一開始雖「為時會所趨，非兩聖本意」3但是，隨著政府著手進行簡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隨後再派達壽(1869-？)、汪大燮 (1860-1929)、于式枚(1859-1915)三位大臣分別就日、英、德三個重要的立憲國家進行憲政考察，逐漸反映清廷推行立憲的態度，也使得晚清政治運作確實出現巨變，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開端。4清末的籌備憲政運動中，官方與民間都扮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若無民間有力人士的推動，則無法催促清廷加快立憲的腳步。然而，憲政改革包羅萬象，工程不可謂不大，其推動的過程，必然需要預先籌備的工作。清末籌備立憲運動，為清廷順應國內外局勢而相映促成，雖然最後功虧一簣。然而，推動憲政的過程，反映了清朝並非全然的腐敗，只是，憲政運動的推行並非一蹴可幾，加上國內尚有革命團體運動的推展，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清朝政權的覆滅，清末立憲運動的籌辦也隨之宣告終止。. 臺灣方面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發展而言，可說是較早就已經有輝煌研究成果的地區。但是多數對晚清歷史的研究受費正清的「衝擊與反應」理論框架影響甚深。5另一方面，長期以來受制於國民黨統治之下的臺灣，各項研究的環境與資源，多仰賴於政府的給予，因此，透過對清朝統治權的批判，進而讚賞孫中山以辛亥革命肇建中華民國，顯現出對「革命」的推崇，多少壓抑了「立憲」之主張，而在此論述之下，受到革命史觀的影響，對於晚清新政改革以及立憲運動的推動，也多半呈現貶多於褒的說法。. 3. 《電寄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宣統元年春季號，頁 17，宣統二年三月十四日，至陝甘總督升允電信。 4 侯宜杰，〈預備立憲是中國政治制度近代化的開端〉，《中國近代史月刊》，1992 年，2 期，(北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料中心，1992 年 3 月)，頁 10。 5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與華裔學者鄧嗣禹於 1954 年合著之《中國對西方的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中，提出了「衝擊與反應」的理論。該研究指出指出，十九世紀以前，中國長久處於皇朝的循環，而顯得停滯不前。尤其鴉片戰爭以後，受到西方國家的「衝擊」，使得中國做出「反應」，進而產生了改革。參見 John Fairbank ,Teng Shu-yu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

(9) 第一章緒論.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論述中，除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綱》等最負盛名之外，李劍農所著《中國近百年政治史》在學術界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費正清還稱這本著作為「中國近代政治史之最清晰的、唯一的全面評述。」、「對於西方的研究學者來說，作為一種可靠的紀事史和重要的資料簡編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當筆者檢視李劍農的《中國近百年政治史》時，卻發現他對於清末立憲運動，乃至於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所扮演的角色，採取極負面的評價。李劍農不僅批判五大臣在海外的考察是為「走馬看花」，他更引用了考察政治大臣出使期間，法國報紙的批評，指出「清太后之欲立憲，實清太后愚民之術。」此外，對於出洋考察的滿人大臣提出的「實施立憲」議論，毫不留情的予以批判，認為這是滿人貴族的精神，不外「排漢的中央集權」。且暢行立憲，不過是假立憲之名，行中央集權之實，又假中央集權之名，以行排漢之實。6可見在當時的研究，一方面呈現出對清朝實施行立憲誠意的批判，指斥朝廷的「愚民之術」，另一方面，在滿漢民族議題上的討論，也多半呈現出滿人把持政權，不願將權力下放的論述，變法不過是清政府「遮羞」的論述。不可否認，這與長久以來強調孫中山的革命史觀，進而批判清朝是有部分關連的。. 除此之外，亓冰峰在《清末革命與君憲的論爭》中，也曾提到光緒三十一年(1905)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次年宣布預備立憲，三十四年(1908) 擬定憲法大綱，預定九年籌備期限。「詎知這正是清廷愚民的手段，用以遷延時日，達其中央集權的政策，以收排漢殖滿的陰謀，並轉移革命排滿的視線。」 7. 再度驗證了上述的說法。然而，民國建立以來，已經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國，卻. 不能因此而擺脫列強的控制，革命的成果是不是真的優於立憲政體，其實是一個再可以討論的問題。. 6 7.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6 年)，頁 250-252。丌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爭論》（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5 年)，頁 237。 3.

(10)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五大臣出洋以及四位大臣的憲政考察，並非晚清以來第一次的出使。變更一國的政治體制，絕對是一件大事。尤其中國自西元前二二一年以來，秦始皇實施皇帝制度至今，已經超過兩千年之久，要變更此一體制，絕對需要完整的評估與考量，五大臣的出使，乃是奉朝廷的旨意，專門為了實施立憲與否而出洋。然而他們的出使，以及後來建議朝廷仿行力憲，真如前面的研究所言，只是為了「排漢的中央集權」，以及「朝廷的拖延之術」嗎？. 關於晚清新政以及立憲運動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棟，專門針對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研究，相形之下卻顯得鳳毛麟角，對於後來的四位憲政考察大臣的研究更是付之闕如。從過去眾多探討清末新政及立憲運動的研究成果中不難發現，對於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的說明多半是蜻蜓點水，且無特定議題的討論，或者偏向某一個面向的研究。因此，也往往容易單純地將政治考察列為立憲運動下的必然結果，但是卻忽略了中國實施立憲的聲浪，其實應該上溯自之前的政治變化。因此本文以為，這實際上是簡化了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發生原因，同時，研究成果的不足，也輕忽了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貢獻。. 晚清以來，走向世界的中國人不可謂不多，其中的身分也頗多分歧，民間出洋的人士自是不可計數。然而，以官方身分出洋，又是與朝廷關係最密切的滿人親貴，奉朝廷之命出洋考察政治，以便為國內施行立憲與否進行評估的五大臣出使，也就顯得更具意義了。因此，從關懷晚清走向世界的角度出發，本文選擇以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作為研究的議題，企圖將兩項議題結合在一起討論，以便能夠將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關係作進一步的連結。五大臣出洋以及四位大臣的憲政考察，並非晚清以來第一次的出使，然而，令人好奇的是，此次的出洋考察在歷次出使西方的考察活動中，是否具有更積極的意義？他們的出洋在清末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究竟扮演什麼樣的角色？要瞭解這 4.

(11) 第一章緒論. 個問題，必須針對大臣出洋的背景進行理解，從出洋考察大臣的身分籍貫、簡派背景出發。這當中必然涉及朝廷的意圖及想法，另外，朝中有力人士的運作，他們的支持與否，也都將會影響到大臣的出使。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人選確定以後，這些被選中的大臣，其本身背景，保守或者開明，也都將會影響到他們出洋以後的考察成果。考察過程中，歐、美、日本等國的接待與協助，都將影響到大臣考察的內容。此外，大臣們於考察過程中所受刺激，進而轉化成為新的意識與想法，對於清末新政以及立憲的推動，也都將產生部分的質變，這也是本文所關心的議題。最後，考察大臣在歸國以後，能否將他們的意見忠實的表達出來，建議朝廷並進行改革推動。這當中涉及考察大臣自己的理念與意見，而朝廷的接納與否，將更直接影響到此次出洋考察政治與憲政在清末所代表的意義。本文希望能深入研究這一個看似常常被提及，實際上卻缺乏深入研究的小主題，進而把視野擴大，從清末新政的發展歷程來檢視五大臣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進而將整個考察的歷程置入一個新的歷史定位。第二節研究回顧與討論檢視歷來清末改革的研究中，可知此一議題長久以來頗受關注，不過大體而言，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的多集中於臺灣，其成果也最為豐碩。以張朋園、張玉法、亓冰峰等人的研究為最佳。8至於在中國方面，由於過去受到不同程度的教條主義和「左」傾思潮的影響，對民族資產階級「立足于批」，因而對立憲運動一片罵倒聲，對清末新政一言以蔽之曰：「反動運動」。9除了早期胡繩武、金 8. 張朋園，《梁啟超與清季革命》(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1 年)；張朋園，《立憲派與辛亥革命》(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2 年)；張朋園，〈立憲派的階級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 期(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年 6 月)，頁 223-230；張朋園，〈知識份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自序〉，《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34 期，(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1 年 9 月)，頁 68-94；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4 年)；張玉法，《清季的立憲團體》(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年)；張玉法，〈學者對清季立憲運動的評估〉，《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十六編：清季立憲與改制》，民國 84 年，1 期，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主編，(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5 年)，頁 665-705；張玉法，《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臺北：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8 年)；亓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論爭》(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5 年)。 9 田筱丹，〈清末新政研究論述〉，《陝西師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0 卷，2001 年 9 月， 5.

(12)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沖及合著的《論清末的立憲運動》10可以算專書之外，並僅於中國近代史叢刊的《辛亥革命》與《辛亥革命前十年間時論選集》收錄了些微的資料，相關研究成果相當缺乏。然而，在 1990 年代以後，隨著中國進行改革開放，基於對中國內政改革聲浪的呼應，不僅大大的提升了對於清末改革的研究，在論點上更與以往大不相同。如韋慶遠、高放、劉文源合著《清末憲政史》；侯宜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立憲運動史》；張連起《清末新政史》；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殷嘯虎《近代中國憲政史》；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高旺《晚清中國的政治轉型：以清末憲政改革為中心》；卞修全《立憲思潮與清末法制改革》11；馬小泉《國家與社會：清末地方自治與憲政改革》。由此可知，中國大陸在近幾十年來，在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不僅已經由原先的落後，到逐步超越臺灣，隨著新政研究由冷轉熱，這一股頗具規模的研究成果也產生了與之前較不一樣的新觀點。為了全面檢視清末新政的成果，許多研究更進一步的將清末新政的時間下限往下延伸，即將立憲運動涵蓋其中，更將內容作橫向的擴大、加深清末新政的內涵，其中包括了政治與非政治領域內容的探討，並由此擴大至經濟、教育、軍事、法政等面向，除了中央政策的調整之外，改革的範圍還擴及至地方新政，也因此更豐富了清末新政的考察範疇。除了研究視角的擴大與延伸之外，對於清末新政的施行，也逐漸從原先的否定，轉而變成肯定。. 隨著清末改革的議題，逐漸成為學界重新關注的研究議題之一，這一股研. 10 11. 頁 146。胡繩、金沖及著，《論清末的立憲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年)。韋慶遠、高放與劉文源，《清末憲政史》(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年）；侯宜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立憲運動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 年）；張連起，《清末新政史》(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94 年）；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年）；殷嘯虎，《近代中國憲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年）；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上海：上海三聯書店，1999 年）；高旺，《晚清中國的政治轉型：以清末憲政改革為中心》(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卞修全，《立憲思潮與清末法制改革》(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馬小泉，《國家與社會：清末地方自治與憲政改革》(長沙：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年)。 6.

(13) 第一章緒論. 究熱潮，隨之帶來相關研究議題與新的成果。儘管一時之間分歧仍大，卻在學術研究上呈現百花齊放的效果，從而加深了研究的深度與廣度。邁入二十世紀的伊始，清廷展開了轟轟烈烈的新政改革，在此架構之下，清王朝為了適應國內眾多央求立憲的聲音，終於在光緒三十一年(1905)派五大臣出洋進行政治考察，這是本論文中所要探討的焦點之一，在此亦必須要就其相關的研究成果作一探討的工作。. 前面已經提到，1990 年代以來，中國方面對於清末新政的研究正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出現，除了一些針對清末立憲與新政研究的專書之外，因為視角的擴大，也帶動諸多小的子題的研究。大陸學者侯宜杰的專書與單篇論文等，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12憲政改革相關的研究，一直都未曾間斷過，於此相關的討論也涉及很多部分，如改革官制、清廷籌備立憲的年限與內容問題、資政院與諮議局、地方自治與清末立憲的總體評價等都是晚近以來逐漸累積出來的研究成果。13由於問題的討論多元，也產生了相當數量的新成果，對清末立憲 12. 侯宜杰，〈清末籌備立憲時期的楊度〉，《近代史研究》，1 期，1988 年，頁 88-114；侯宜杰，〈預備立憲是中國政治製度近代化的開端〉，《歷史檔案》，4 期，1991 年，頁 1-10；侯宜杰，〈預備立憲失敗的原因〉，《史學月刊》，4 期，1991 年，頁 51-55；侯宜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立憲運動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 年）。 13 關於憲政改革的研究成果，羅列如下：一、改革官制：徐軍，〈試論清末改革官制〉，《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 期，1992 年，頁 51-56；王貴文，〈淺析晚清中央統治機構的改革〉，《遼寧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 期，1993 年，頁 11-14；徐友春，〈晚清機構改革評述〉，《學海》，6 期，1993 年，頁 84-86；侯宜杰，〈評清末改革官制中趙炳麟與袁世凱的爭論〉，《天津社會科學》，1 期，1993 年，頁 64-69；沈振輝，〈清末政治體制改革與改革芻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期，1995 年，頁 58-63；袁業忠，〈丙午官制改革與清末政局〉，《山東社會科學》，2 期，1996 年，頁 60-63。二、籌備立憲年限與內容董方奎，〈論清末實行預備立憲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論中國近代民主化的起點〉，《安徽史學》，1 期，1990 年，頁 40-44；余林南、曹曉君，〈也談清末的所謂「假立憲」〉，《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3 期，1995 年，頁 99-124；劉永紅，〈欽定憲法大綱的歷史地位〉，《淮陽師專學報》，2 期，1996 年，頁 72-73；丁應通，〈試論清末預備立憲的必然性〉，《江西社會科學》，7 期（南昌：江西社會科學雜誌社，1998），頁 37-40；葉榮花，〈關於「預備立憲」的新思考〉，《商丘師範學院學報》，卷 18，1 期，2002 年，無頁碼。三、資政院與諮議局：陸建洪，〈袁世凱地方自治剖析〉，《史學月刊》，4 期，1991 年，頁 56-61；羅華慶，〈論 7.

(14)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的整體評價也從原來的批評走向肯定。. 在眾多探討清末新政及立憲運動的專書或論文中，提及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不可謂不多，但幾乎都是蜻蜓點水，輕輕略過，多半僅為介紹性質，少有特定議題的討論。因此專門以五大臣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成果，嚴格來說並不是太多。最早的研究應是國外的學者孫任以都於 1952 年發表在《近代史雜誌》上的〈1905-1906 年的中國憲政考察使團〉，該文所使用的《歐美政治要義》以及《出使九國日記》等豐富的史料，並得出結論：「1905 年至 1906 年的考察團為處於窘境的清政府提供了臨時的解藥，但是因此說它開啟了北京政府轉變為一個憲政帝國的鑰匙，對比歐洲國家，這種觀點則顯得有些片面。」14該文引證與敘述翔實，實為一篇相當具有學術貢獻的專文，對於往後五大臣的議題研究，影響頗深。. 在該文之後的三十年裡，兩岸三地皆沒有政治或憲政考察的專文研究，直到 1983 年以後，才陸續出現相關的研究。趙秉忠〈清末五大臣出洋〉與馬東玉〈五大臣出洋考察與清末立憲運動〉，將「五大臣」視為一個整體來研究，並認為五大臣基本上是較願意接受新事物的人，唯他們本身仍舊有其立場與侷限。15 清末資政院第二屆常年會〉，《河北學刊》，4 期，1991 年，頁 74-78；羅華慶，〈略論清末資政院議員〉，《歷史研究》，6 期，1992 年，頁 93-107。四、地方自治：陸建洪，〈清末地方自治剖析〉，《探索與爭鳴》，6 期，1991 年，頁 34-39；馬小泉，〈清末地方自治運動論綱〉，《史學月刊》，5 期，1993 年，頁 54-58；馬小泉，〈晚清政府對地方自治的操縱與控制〉，《歷史檔案》，4 期，1995 年，頁 112-119。五、清末立憲運動的總體評價：董方奎，〈論清末實行預備立憲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論中國近代民主化的起點〉，《安徽史學》，1 期，1990 年，頁 40-44；侯宜杰，〈預備立憲失敗的原因〉，《史學月刊》，4 期，1991 年，頁 51-55；李育民，〈試論清末的憲政改革〉，《近代中外關係與政治》(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頁 291-307；余林南、曹曉君，〈也談清末的所謂「假立憲」〉，《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3 期，1995 年，頁 99-124；楊小川，〈掉入陷井的清末憲政〉，《探索與爭鳴》，8 期，1996 年，頁 43-45。 14 孫任以都，〈1905-1906 年的中國憲政考察使團〉，《近代史雜誌》卷 42，3 期，1952 年 9 月，頁 251-268。 15 趙秉忠，〈清末五大臣出洋〉，《歷史教學》，6 期，1983 年，頁 50-52；馬東玉，〈五大臣出洋考察與清末立憲運動〉，《遼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期，1987 年，頁 68-72。 8.

(15) 第一章緒論. 朱金元的〈討論清末五大臣出洋〉，指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政府在二十世紀以來，從「變法維新」進入到「預備立憲」的銜接鈕帶，在清朝被迫呼應國內外立憲的訴求過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所以「五大臣」的出訪，對於晚清立憲的推動，具有相當意義。16持有同樣觀點的還有趙玉蓮。17另外，受到革命史觀的影響，唐寶林討論吳樾炸五大臣的策劃經過，認為此次計畫並非吳樾個人的行動，而是「軍國民教育會有計畫組織的革命行動。直接參與策劃的有著名的革命黨人，陳獨秀、楊篤生和趙聲等人。」更進一步的說明，吳樾的作為對於當時的革命行動，有其影響力。18在此期間，廖勝雄的博士論文《清末對立憲政體的尋求：初創階段》，將梁啟超、張謇、以及考察政治五大臣的端方、戴鴻慈進行比較，賦予晚清立憲政體一種新的眼光。作者透過不同階層的人士對於清末立憲的推動，及其所產生的影響，歸結出「雖然這些並沒有使得清朝政府成為一個真正的憲政國家，但是卻間接的促成共和國的產生。」19. 1990 年代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際，舉國之內也同步展開了對於過往歷史研究成果的重新評價與檢討，晚清的新政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討論議題，由此帶動重新評價清末新政的專書與文章自然不計其數。1990 年代至今近二十年的時間裡，透過對清末新政的全盤檢討，自然也帶動了部分學者對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研究興趣，因此，由此而湧現的單篇文章多達二、三十篇之多，其討論的內容，也不再僅限於介紹的性質，而是針對其中許多問題的討論。筆者將討論的議題分為四大類，以便分類進行討論。. 第一類：出使考察背景的探討. 16. 朱金元，〈討論清末五大臣出洋〉，《學術月刊》，5 期，1987 年，頁 68-75。趙玉蓮，〈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與清統治者對西方認識的深化〉，《外交評論》，4 期，1991 年，頁 67-72。 18 唐寶林，〈吳樾炸五大臣策劃經過〉，《安徽史學》，3 期，1984 年，頁 12-16。 19 Sheng - Hsiung Liao, The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Pioneering Phase,Thesis( Ph.D) ,1978,p17. 17. 9.

(16)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就清末大臣考察的原因與背景的探討上，有趙廣示的〈試分析清末五大臣對歐美、日本政治考察的原因〉。20作者根據當時國內外主觀與客觀形勢的考察，將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背景因素歸結為五點，除了一般對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的因素分析被視為是日俄戰爭的影響；清政府內部權貴們的一致呼籲；以及立憲派與人民的請願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兩點是，作者將整個大臣出洋的背景拉長，從中日甲午戰敗開始談起，此外作者更將五大臣政治考察視為清末新政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是因為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來，即以實施君主立憲作為改革的最大目標，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可視為實施君主立憲的日本與實施君主專制的中國實際改革成效的檢驗，戰敗的中國可謂接受一記當頭棒喝，這也才有後來的戊戌維新與庚子後新政。除此之外，一般的研究多半由日俄戰爭後的結果推演出中國對立憲的渴望，然而從後來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項目來看，其「政治」考察的項目種類繁多，亦不只有憲政一方而已，因此，作者將之視為清末新政的必然結果，可說是一種更為周延的解釋。. 沙培德則是從清末主張立憲的重量級人士梁啟超出發，該研究指出梁啟超早在光緒二十七年(1901)就已經撰成《立憲法議》一文，並詳細提出他自己對於立憲實施的想法，但是頗為弔詭的是，早期戊戌變法之際被朝廷視為叛黨亂臣的梁啟超，其主張包括派遣大使出洋考察等構想，卻幾乎都在後來預備立憲的過程中實施。另外，考察團草擬的考察報告，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由梁啟超所擬，可見梁啟超與出洋考察團的關係。21. 第二類：考察政治、憲政大臣與清末新政曾經參與出洋考察的諸位大臣，他們的出使對清末新政的貢獻，則是另一 20. 趙廣示，〈試分析清末五大臣對歐美、日本政治考察的原因〉，《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3，2 期，2005 年 5 月，頁 84-89。 21 Peter Zarrow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Late Q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tate ,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生活、知識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究會），2002 年，11 月 21-23 日。 10.

(17) 第一章緒論. 種研究的取向。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也多達十餘篇。從 1990 年代宮玉振〈載澤與清末預備立憲〉、劉高葆〈端方與清季預備立憲〉以及周秋光〈熊希齡與清末立憲〉。22上述研究直接從政治考察大臣出發，檢討他們在清末立憲運動中的得失。事實上，透過人物進行個案的研究，可以進一步的解釋清朝選擇出使大臣在人員上的考量，並對出洋大臣出使前後的心態進行探討，這對於解釋清末立憲的成敗得失，都能有更進一步的理解。其中特別值得的一提的是周秋光的〈熊希齡與清末立憲〉。一般研究清末立憲運動，幾乎甚少注意到熊希齡，實際上，他在之中扮演了極為特殊的身分，尤其他曾經跟隨端方、戴鴻慈出使政治考察，並擔任二等參贊官，且聘請楊度、梁啟超捉刀為之撰寫立憲文章，消弭了清朝大臣與流寓海外的立憲派人士之間的隔膜，使彼此產生一種祕而不宣的關係，這在晚清的立憲運動中，實際上是相當特別的一位人物。作者能注意到此一人物，足見其眼光。23除了著名的五大臣之外，還有一些相關參與考察的隨員，如施肇基等，都還未有單篇的研究成果，這方面的研究的確仍有加強探討的空間。. 至於後來在光緒末年與宣統初年出使英、日、德的考察憲政大臣之研究，則幾乎付之闕如，唯一的一篇研究為莊吉發的〈于式枚與德國憲政考察〉。該文最大的特色，在於作者長年在臺灣的國立故宮博物院擔任研究專員，因此對於故宮的檔案極為熟悉，文中大量採用故宮所典藏的《軍機處檔．月摺包》，還有于式枚在德國考察憲政以後所留下的一批最直接的一手史料《考察憲政檔》，方能有此篇研究成果之產生。24至於另外兩位考察憲政大臣汪大燮、達壽的研究，則目前並無相關的研究成果。. 22. 宮玉振，〈載澤與清末預備立憲〉，《北京檔案史料》，2 期，1994 年，頁 65-70；劉高葆，〈端方與清季預備立憲〉，《學術研究》，6 期，1996 年，頁 61-66；周秋光，〈熊希齡與清末立憲〉《湖南師大學報》，5 期，1996 年，頁 78-82。 23 周秋光，〈熊希齡與清末立憲〉，頁 78-82。 24 莊吉發，〈于式枚與德國憲政考察〉，《清史論集》，第五集，(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7 年），頁 253-282。 11.

(18)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受限於史料的因素，無論是政治考察大臣亦或是憲政考察大臣，幾乎都沒有留下太多的個人資料。因此，研究的成果自然受限，不過，政治考察大臣端方倒是其中的異數，關於端方個人的研究，多達十幾篇，除了前述劉高葆的〈端方與清季預備立憲〉，將端方置於清末立憲運動下的角色予以考察之外，還有夏泉〈論端方的教育思想〉、〈端方與暨南學堂〉；江慶柏〈端方與江南圖書館的建設〉；付金柱〈端方與江南圖書館〉；王建華、瞿海濤〈端方與清末教育現代化〉、劉高葆、李小蓉〈端方與我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易紅英〈試探清末「五大臣」出洋對教育的考察〉；元青、潘崇〈端方與清末女子教育〉。25上述文章針對端方在地方督撫的任內，以振興學務為要，參與了清末新政中廢除科舉，改革教育體系，發展學前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乃至於對女子教育的提倡，都扮演了重要的角色；並在出洋考察歸國以後，大力推動江南地區的圖書館、博物院等圖書、文物機構的建置，這一方面顯示了端方不僅在清末文教事業改革上的用心，另一方面也間接證實了清末政治考察的內容包羅萬象，不僅止於政治事務，也涉及了其他相關文化、教育、社會公共事業等面向，從而也擴大了政治考察的範圍。. 此外，身為滿人親貴的端方，充分體認到滿漢問題是清末改革的絆腳石，尤其在參與了政治考察後，更確立他對清末改革的支持與參與，而有後來的〈請平滿漢畛域密摺〉。不過，在瞿海濤、王建華〈端方與清末的滿漢政策〉一文中指出，端方對清末的滿漢之爭的實質已經有了清楚的認識，即這已不是簡單的 25. 夏泉，〈論端方的教育思想〉，《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卷 20，1 期，1998 年，頁 80-84；夏泉，〈端方與暨南學堂〉，《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卷 17，2 期，1995 年，頁 83-88；江慶柏，〈端方與江南圖書館的建設〉，《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1，3 期，2000 年 8 月，頁 153-155；付金柱〈端方與江南圖書館〉，《四川圖書館學報》，1 期，2004 年，頁 77-78；王建華、瞿海濤，〈端方與清末教育現代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 期， 2002 年 7 月，頁 114-118；劉高葆、李小蓉，〈端方與我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文史雜志》，4 期，1996 年，頁 18-19；易紅英〈試探親末「五大臣」出洋對教育的考察〉，《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卷 3，9 期，2003 年 12 月，頁 27-31；元青、潘崇〈端方與清末女子教育〉，《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 期，2008 年，頁 42-47。 12.

(19) 第一章緒論. 民族之爭，而是滿州貴族的統治是否能在革命的浪潮下持續維持下去的問題。但是從根本上來說，他的建議實質上只是以滿洲貴族部分的權益來換取暫時的統治安定，並不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滿漢矛盾。26另一篇瞿海濤、何英的〈端方與清末滿漢政策的演變〉27也幾乎持一樣的看法。而目前唯一一本討論端方與新政關係的研究專著，則是張海林發表於 2007 年的《端方與清末新政》。該書討論了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在海外考察的歷程，較為特殊的是他紀錄了國外媒體對於考察團的態度。作者並指出，經此考察過程，讓端方等大臣產生了八項的「思想衝擊力」；作者同時更肯定端方等人提出之《歐美政治要議》與《列國政要》考察報告。他以為以往的研究多將晚清立憲的功勞歸諸於民間人士或者留學生，卻忽視了端方、戴鴻慈等考察政治大臣的貢獻。28. 另外，關於戴鴻慈乃是僅次於端方，逐漸開始有人進行專門研究的大臣。不過關於戴鴻慈的研究也是在近十年來才開始受到重視。除了有俞勇嬪〈戴鴻慈與清末憲政運動的開端〉之外，另有張從容〈晚清司法中的戴鴻慈—兼論傳統司法官員的知識轉型〉。29前者主要以戴鴻慈為立論的重點，說明考察政治大臣在考察完畢，歸國以後所籌畫的立憲藍圖，基本上成為朝廷實施立憲的架構，藉此肯定戴鴻慈於清末立憲運動的貢獻。後者，則是從戴鴻慈回國以後，擔任法部尚書一職，帶動國內的司法改革談起。然而該文的研究指出，由於戴鴻慈對於憲政知識以及司法審判與司法行政分立概念認識不夠，後來竟深陷法部與大理院爭奪司法審判權的鬥爭之中。. 26. 瞿海濤、王建華〈端方與清末的滿漢政策〉，《江南社會學院學報》，5 卷，1 期，2003 年 3 月，頁 53-56。 27 瞿海濤、何英，〈端方與清末的滿漢政策的演變〉，《黑龍江民族叢刊》，5 期，2003 年，頁 72-76。 28 張海林，《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144、159。 29 俞勇嬪，〈戴鴻慈與清末憲政運動的開端〉，《歷史教學》，11 期，2005 年，頁 44-48；張從容，〈晚清司法中的戴鴻慈-兼論傳統司法官員的知識轉型〉，《學術研究》，2 期，2007 年，頁 18-23。 13.

(20)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第三類：考察團出使成果分析以大臣出使個別國家進行政治考察的過程研究，除了前面提過孫任以都的研究之外，另有川島真的研究〈光緒新政下の出使大臣と立憲運動〉，該文大量運用《汪康年師友書札》，對於考察憲政五大臣以及後來的考察政治大臣進行初步的研究。30另外，孫安石的〈光緒新政時期政治考察大臣的日本訪問〉最大特點在於作者大量採用日本外務省外交史料館的電文與檔案資料作為研究的基礎，將五大臣出使日本的實況作一介紹，並試圖檢討載澤團到日訪問的目的與意義。31以此為基礎的研究，則有福田忠之，他透過研究載澤一行人在日本的考察過程，說明了日本一開始對中國的考察是有所疑慮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對於考察團的接待以及對於立憲整體的說明介紹，再加上大臣回國以後的建議，終至光緒三十二年(1906)年朝廷頒布上諭實施立憲的契機。32賀嘉則從法制的角度出發，他認為考察政治大臣透過對各國憲法的比較，提出了效法日本、德國的憲政體制的結論。並且，作者還指出考政大臣的出使，基本上反映出朝廷仍著重於富國強兵的前提，而非專意於實施立憲。33. 另外，夏白鴿《隱藏的宮廷檔案：1906 年光緒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紀實》，為近年來唯一一本以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為題出版的專書。該書是作者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攻讀博士學位時意外發現的一個命題，再加以整理而出版，作者利用自身在歐洲的便利性，更突破了語言的障礙，採用了德國國家檔案局以及德國國家圖書館等檔案資料，除此之外還訪遍英、法、丹麥、瑞典等國，進行資料的蒐集，同時也採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的資料。儘管作者坦承該書並不是 30. 川島真，〈光緒新政下の出使大臣と立憲運動〉，《東洋學報》，卷 75，3、4 期 1994 年 3 月，頁 327-355。 31 孫安石，〈清末の政治考察五大臣の派遣と立憲運動〉，《中國社會文化》，9 期，1994 年 6 月，頁 187-211；孫安石，〈光緒新政期，政治考察五大臣の日本訪問〉，《歷史學研究》，685 期，1996 年 6 月，頁 39-50。 32 福田忠之，〈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與明治日本〉，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思想文化研究委員會編：《日本思想文化研究》，9 期，2007 年。 33 賀嘉，〈近代中國法治變革的先聲-論五大臣出洋考察及其結論〉，《陝西理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4 期，1993 年，頁 68-73。 14.

(21) 第一章緒論. 嚴謹的學術著作，34但是作者大量引用了德國的官方檔案為研究主體，對於考察政治大臣的出使，提供了一個兩岸三地的研究較看不到的面向，展現非常豐富的內容以及圖片，相當具有貢獻。另外，筆名鴿子的夏白鴿，尚有單篇文章專文介紹大臣出使德國的情形。35. 第四類：出洋考察的歷史意義最後，研究出洋考察的成果與歷史意義上，較早期有陳榮勛〈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的歷史作用〉，該文從立憲運動的角度來審視五大臣的政治考察，認為清末五大臣出洋，是清朝以政府名義派遣重臣考察政治的第一次，其結果直接影響了清政府下定決心實行立憲，並促進了立憲派的形成與立憲運動的發展，同時也刺激了人民的民主覺醒。36羅華慶的研究則是指出「考察團所提出的仿行憲政的主張和措施，正是適應了這些政治傾向的結果。這在一貫閉關鎖國，妄自尊大的清朝統治集團中，不失為一種明智之舉，但是，他們的根本目的是為了封建王朝，起衰救危，力圖維持朝廷長治久安的統治。」37. 相隔十多年後，趙廣示的〈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積極成果〉則從另一個更開闊的角度來檢視，趙廣示認為，透過出洋考察，促使五大臣在思想觀念上有所轉變，透過五大臣等人的著述、譯著更為當時研究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的狀況提供了有利的條件；通過五大臣等人在海外的親身經歷和見聞，讓中國百姓開闊了眼界，增長了知識，並加深中國對於歐美、日本等各國人民的聯繫與認識。38上述研究對於清末五大臣的考察結果，提出了正反兩面不同的結果和結論，他們將政治考察放在不同的脈絡來解釋，尤其趙廣示的結 34. 夏白鴿，《隱藏的宮廷檔案：1906 年光緒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紀實》，頁 12。鴿子，〈尋找世紀的交接點－清末五大臣考察德國調查手記〉，《中國青年報》，1997 年 3 月 18 日；〈清末五大臣德國之旅〉《北京紀事》，1 期，2005 年，頁 72-73。 36 陳榮勛，〈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政治的歷史作用〉，《齊魯學刊》，4 期，1990 年，頁 99-103 。 37 羅華慶，〈論清末五大臣考政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4 期，1992 年，頁 29-35。 38 趙廣示，〈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積極成果〉，《貴州社會科學》，5 期，2005 年，頁 160-161。 35. 15.

(22)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論讓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結果不僅止於立憲之上，同時還涉及了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擴大了出洋考察五大臣的貢獻。至於王曉秋的研究，則是從歷史進程的角度出發，透過晚清三次集體出洋之比較，說明考察政治五大臣的出洋，揭示了「晚清中國官員走向世界的軌跡。」此反映了中國從泛泛調查異國風情，到重點考察外國政治，轉變為走向世界，認識世界，一步一步的融入國際社會，進而登上世界舞台。39事實上，這樣的說法，於晚近中國崛起，漸次從討論中國走向世界，並進一步的肯定中國自身力量的說法，可以說是互相呼應。另外，以往為人所忽視的一個重要的部分，在於考政大臣所著、所譯的書籍，事實上能為整個考察政治的活動帶來更豐富的史料基礎，也為後來的中國民間社會提供了彼此認識與理解的橋樑。此一解釋面的擴大，本文以為這是十多年來，學界對五大臣政治考察的實質內容有更進一步的理解所帶來的積極成果。.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晚清的新政改革與立憲運動研究，在臺灣地區的發展較早，大陸地區的研究，雖然在早期也有，但是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下，基本上多半抱持否定的態度，遲至 1990 年代開始，順應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才有比較積極的成果與重新評價的契機出現，而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在這樣的大環境背景之下，才重新為學界所注意。然而，雖然臺灣地區的有關於此議題研究開展較中國大陸為早，但是近十年來，中國大陸的研究卻突飛猛進，就專門以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專文而論，臺灣僅有莊吉發的〈于式枚與德國憲政考察〉，其餘的研究，幾乎多為中國大陸的研究。另外，相當有趣的一點是，西元 2005 年恰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一百週年，在此年份刊出的研究成果也特別多，另外在 1995 年、1996 年發表的單篇文章也有好幾篇，可見學界在這個特殊的年份裡，重新關注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這個議題。. 39. 王曉秋，〈三次集體出洋之比較：晚清官員走向世界的軌跡〉《學術月刊》，6 期，2007 年，頁 140-145。 16.

(23) 第一章緒論. 值得特別指出的一點是，以往五大臣與憲政考察大臣的出使，多半從立憲運動的觀點出發，因此在分析的出發點與結果論的推演上，多半限於憲政，然而近年來的研究中，已經擴大了對議題的解釋，從晚清以來中國所面臨歐美各國與日本的挑戰，進而以自強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新政改革的因應，在切入角度上，已經能夠對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關懷面，擴及到政治以外的部分，包括軍事、法律、經濟、教育、文化等等，同時也能涉及一些相關的議題。在可見的未來，相信隨著檔案資料的開放，研究視野的擴大，晚清的政治與憲政考察的研究，必然不再湮沒於史冊之中，而有更豐富的成果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三節史料運用與架構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還是以傳統歷史學的文獻分析為主，並試圖透過比較研究的方式，來剖析政治與憲政考察兩次考察在內容與性質的差異，並評述其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在史料的運用上，主要可以分為四大類，我們將以清代官方檔案、各類官書典籍、各種相關報刊雜誌、以及相關人物、文集作為分析的史料，並參考當代的研究成果來作為輔助，期望透過多樣的史料，多方採集，以便於在史料的爬梳過程中，蒐羅各層面的資料，使論文的內容能夠更全面性。. 在官方檔案的部分，包括國立故宮博物院所藏《軍機處檔．月摺包》、《考察憲政檔》、《史館檔》等，以及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所出版之《光緒朝硃批奏摺》、《清末籌備立憲檔案史料》。其中，國立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是本論文中最主要的史料來源。尤其是臺北故宮所典藏之《考察憲政檔》，該批檔案為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赴德國考察後所留下的檔案報告，也是目前一般研究中，極少使用到的檔案。另外，《軍機處檔．月摺包》、《史館檔》也是未經出版的檔案資料，本文利用地利之便，大量運用此一史料，作為考察政治與憲 17.

(24)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政大臣的身分及各章節研究的主體資料。值得一提的是，由北京第一歷史檔案館所編輯之《籌備立憲檔案史料》上、下兩冊，其內容大部分選自清宮檔案並予以出版，這對於研究清末預備立憲的籌備，具有極為重要的幫助。該史料彙編共分為兩編，都是上諭頒布或者是大臣上奏的內容，資料極為豐富。第一編為清末統治集團對預備立憲的策畫與議論，內含有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出訪報告、預備立憲的宣布與籌畫，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的議論。第二編則為籌備立憲中的各類活動實施，包含改革官制、議院與資政院、諮議局的籌設。另外還包括了法律與司法、滿漢關係、教育、以及財政以及官報籌辦情形等各類的奏摺。對於研究晚清的立憲籌備過程，具有相當重要的幫助。另一方面，由於本研究的重點人物，都是官方所派出的大臣。因此，我們輔以已出版的官書，諸如《清德宗實錄》、《光緒朝東華錄》、《光緒政要》、《宣統政紀》等，期望透過經整理出版的官書，來補充檔案無法看到的部分。當然，本論文的研究主體正是考察政治與憲政大臣，故而他們的出使過程，也是本論文最重要的架構，因此，我們透過考察政治大臣出訪期間，經隨員隨手記錄的《出使九國日記》與《考察政治日記》來作為架構的呈現，此可與前述的官方檔案作相互呼應。. 事實上，清廷派出五大臣出使到籌備立憲的過程，其背後最重要的推力，莫過於主張實施立憲的人士。這些主張立憲的人士，上至中央官員，下至地方督、撫，以及在野的留學生、以及知識分子，都是清末立憲的幕後推手，他們對於立憲的想法、建議，以及他們籌備立憲的具體施行方法，都可以透過他們的文集或者是筆記報告，來加以呈現。因此，本文也廣泛的蒐集了清朝官紳與人物文集、日記與回憶錄，如《端忠敏公奏稿》、《張文襄公(之洞)全集》、《張謇傳記》、《趙柏嚴集》、《榮慶日記》、《那桐日記》等，期望透過這些史料，幫助我們理解這些別具意義的的人物在籌備立憲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除此之外，為了預備立憲，朝廷特別籌辦《政治官報》，以及後來的《內 18.

(25) 第一章緒論. 閣官報》。在總共五十冊的官報之中，對於整個籌備立憲過程中，大小臣工所上奏摺，以及朝廷所宣布的上諭，甚至是大臣考察完畢所呈現的報告內容，還有此時所發生的大小記事，都可以在《政治官報附內閣官報》中搜尋得到。因此，也是一批極為重要的史料。最後，輿論對於清末籌備立憲，也產生的大小不一的影響。關於時論對於五大臣及憲政考察大臣的出使及評價，都可以從各類報刊雜誌中進行理解。民間的意見，或贊成、或反對，對於本文從另一個角度來檢視清末的籌備立憲，也有莫大的幫助。前述我們採用的檔案、官書，大多是站在官方的立場出發，而輿論界的報章雜誌正有這個彌補的作用，其中包含《東方雜誌》、《申報》、《時報》、《大公報》等，期望透過蒐羅官方與民間不同層面的史料，進而將來自輿論界的聲音也納入其中，透過朝野各界的聲音，並以互相比較的方式，加以綜合、理解整個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實際情形，期望能較為全面的建構出考察政治與憲政大臣在清末籌備立憲的歷史地位。. 本文共分為六個章節，除了首章的緒論與末章的結論之外，第二至五章為本文的正文部分。第二章將從晚清以來中國所遭遇的困境，進而產生改革的歷史背景出發，說明清季憲政思想的萌芽。第一節探討中國早期知識分子對於模仿西方政治體制有諸多的建議，他們的想法卻不一定真正符合西方式的立憲精神，然而，透過知識分子的提倡與建議，為清季立憲運動的開展，預留伏筆。第二節則從日俄戰爭以來立憲運動的風潮談起，當時朝野人士對於中國實施立憲，乃至於派員出使考察的建議，直接促成了五大臣的出洋考察。. 第三章將從考察政治的五位大臣的檢選背景開始說起。在此過程中，還曾經很戲劇性的發生了一件謀刺案件-「京車事件」，更因此造成考察人員的更換，這是第一節所談的內容。在第二至三節，將隨著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腳步出發，一窺兩個考察團出使過程。值得特別說明的是，本文的附錄二附有了大臣出使的國書，這份國書的正本目前收藏於臺灣的國立故宮博物院，本來是出洋 19.

(26)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考察大臣致英國的國書，然而，因為大臣出使遇炸，造成考察團更換了出使人員，才使得這份國書後來沒有送出國門，留下了珍貴的檔案，可供作參考。. 第四章是本研究的特點。一般而言，關於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相關研究成果中，通常只提到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然而，卻往往遺忘了後面的考察「憲政」大臣的出使。也因此，多數的研究，或多或少會將考察政治五大臣說為考察「憲政」五大臣，對於這樣的說法，儘管不能說有錯誤，但是卻顯得窄化了考察政治五大臣的出訪，同時，也遺忘了考察憲政大臣的貢獻。因此，本文將在第四章的內容當中，針對四位出使德國、日本以及英國的考察憲政大臣的出使，進行討論並分析其貢獻，以便能夠將考察政治五大臣與考察憲政大臣的的出使，透過出洋考察脈絡的延續，進行更有意義的分析。. 第五章的內容中，則透過兩次的出使，進而討論考察政治與憲政大臣的出使，對於清末政治以及憲政的影響為何。不同於第三至四章，從縱向、以國家為分類的討論，在第五章，將以橫向的主題，分為政治、憲政、教育、法律等四節，以檢視考察大臣出使的成果，進而定位他們在清末所扮演的角色。第六章的結論，則運用歸納法作一個綜合性的論述，說明清末出洋考察政治與憲政的得失與歷史意義。. 20.

(27) 第一章緒論. 第一章緒論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李鴻章(1823-1901)曾經形容他所生活的時代，為「千年未有之變局」，可見晚清是中國社會面臨最劇烈變化的一個時代，卻也是社會環境變化最為活躍的一段時間。走向世界，是近代歷史賦予中國的時代使命，然而中國「走向世界」的歷程卻不是風平浪靜，而是一條極為漫長且曲折的道路。1筆者對於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議題感到相當有趣，無論是早期的斌椿、志剛出使泰西，乃至於以外交聞名的郭嵩燾(1818-1891)、曾紀澤(1839-1890)等，甚至於以發展洋務技藝、思想為名的徐建寅(1845-1901)與薛福成(1838-1894)等人，他們的出使西方，都為中國帶來無數技藝、制度、乃至於思想上的變化，是晚清歷史發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透過時人留下的紀錄，讓人們得以看到他們的考察歷程。. 隨著晚清以來，中國所面臨之鴉片戰爭、英法聯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迫使中國必須以變法圖強來扭轉時局的變化，因此，從器物層面出發的自強運動，至於戊戌變法，則已經是轉向制度層面的改革，卻僅有 103 天即宣告腰斬，因此使中國的變法運動為之中斷。光緒三十一年(1905)日俄戰爭日勝俄敗的結果，至使國內全面檢討中國的政體。因此，主張中國應該仿效日本採行君主立憲，達富國強兵的說法，也廣泛的在朝野之中流傳。人家常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要富強，則必須學習西方政體，但是，具體的作法應該是如何，就必須要選派人員進行考察，以便評估實施的可能。十九世紀的中國人走向世界，不僅僅是為了擴大視野，增進知識，更是為了學習先進，救國救民。2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的一件大事。 1. 鐘淑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識份子考察西方的歷史》，(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李侃序〉。 2 鐘淑河，《中國本身擁有的力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年)，頁 4。 1.

(28)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清廷推動預備立憲的工作，一開始雖「為時會所趨，非兩聖本意」3但是，隨著政府著手進行簡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隨後再派達壽(1869-？)、汪大燮 (1860-1929)、于式枚(1859-1915)三位大臣分別就日、英、德三個重要的立憲國家進行憲政考察，逐漸反映清廷推行立憲的態度，也使得晚清政治運作確實出現巨變，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開端。4清末的籌備憲政運動中，官方與民間都扮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若無民間有力人士的推動，則無法催促清廷加快立憲的腳步。然而，憲政改革包羅萬象，工程不可謂不大，其推動的過程，必然需要預先籌備的工作。清末籌備立憲運動，為清廷順應國內外局勢而相映促成，雖然最後功虧一簣。然而，推動憲政的過程，反映了清朝並非全然的腐敗，只是，憲政運動的推行並非一蹴可幾，加上國內尚有革命團體運動的推展，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清朝政權的覆滅，清末立憲運動的籌辦也隨之宣告終止。. 臺灣方面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發展而言，可說是較早就已經有輝煌研究成果的地區。但是多數對晚清歷史的研究受費正清的「衝擊與反應」理論框架影響甚深。5另一方面，長期以來受制於國民黨統治之下的臺灣，各項研究的環境與資源，多仰賴於政府的給予，因此，透過對清朝統治權的批判，進而讚賞孫中山以辛亥革命肇建中華民國，顯現出對「革命」的推崇，多少壓抑了「立憲」之主張，而在此論述之下，受到革命史觀的影響，對於晚清新政改革以及立憲運動的推動，也多半呈現貶多於褒的說法。. 3. 《電寄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宣統元年春季號，頁 17，宣統二年三月十四日，至陝甘總督升允電信。 4 侯宜杰，〈預備立憲是中國政治制度近代化的開端〉，《中國近代史月刊》，1992 年，2 期，(北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料中心，1992 年 3 月)，頁 10。 5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與華裔學者鄧嗣禹於 1954 年合著之《中國對西方的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中，提出了「衝擊與反應」的理論。該研究指出指出，十九世紀以前，中國長久處於皇朝的循環，而顯得停滯不前。尤其鴉片戰爭以後，受到西方國家的「衝擊」，使得中國做出「反應」，進而產生了改革。參見 John Fairbank ,Teng Shu-yu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

(29) 第一章緒論.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論述中，除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綱》等最負盛名之外，李劍農所著《中國近百年政治史》在學術界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費正清還稱這本著作為「中國近代政治史之最清晰的、唯一的全面評述。」、「對於西方的研究學者來說，作為一種可靠的紀事史和重要的資料簡編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當筆者檢視李劍農的《中國近百年政治史》時，卻發現他對於清末立憲運動，乃至於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所扮演的角色，採取極負面的評價。李劍農不僅批判五大臣在海外的考察是為「走馬看花」，他更引用了考察政治大臣出使期間，法國報紙的批評，指出「清太后之欲立憲，實清太后愚民之術。」此外，對於出洋考察的滿人大臣提出的「實施立憲」議論，毫不留情的予以批判，認為這是滿人貴族的精神，不外「排漢的中央集權」。且暢行立憲，不過是假立憲之名，行中央集權之實，又假中央集權之名，以行排漢之實。6可見在當時的研究，一方面呈現出對清朝實施行立憲誠意的批判，指斥朝廷的「愚民之術」，另一方面，在滿漢民族議題上的討論，也多半呈現出滿人把持政權，不願將權力下放的論述，變法不過是清政府「遮羞」的論述。不可否認，這與長久以來強調孫中山的革命史觀，進而批判清朝是有部分關連的。. 除此之外，亓冰峰在《清末革命與君憲的論爭》中，也曾提到光緒三十一年(1905)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次年宣布預備立憲，三十四年(1908) 擬定憲法大綱，預定九年籌備期限。「詎知這正是清廷愚民的手段，用以遷延時日，達其中央集權的政策，以收排漢殖滿的陰謀，並轉移革命排滿的視線。」 7. 再度驗證了上述的說法。然而，民國建立以來，已經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國，卻. 不能因此而擺脫列強的控制，革命的成果是不是真的優於立憲政體，其實是一個再可以討論的問題。. 6 7.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6 年)，頁 250-252。丌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爭論》（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5 年)，頁 237。 3.

(30) 他山之石：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 五大臣出洋以及四位大臣的憲政考察，並非晚清以來第一次的出使。變更一國的政治體制，絕對是一件大事。尤其中國自西元前二二一年以來，秦始皇實施皇帝制度至今，已經超過兩千年之久，要變更此一體制，絕對需要完整的評估與考量，五大臣的出使，乃是奉朝廷的旨意，專門為了實施立憲與否而出洋。然而他們的出使，以及後來建議朝廷仿行力憲，真如前面的研究所言，只是為了「排漢的中央集權」，以及「朝廷的拖延之術」嗎？. 關於晚清新政以及立憲運動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棟，專門針對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研究，相形之下卻顯得鳳毛麟角，對於後來的四位憲政考察大臣的研究更是付之闕如。從過去眾多探討清末新政及立憲運動的研究成果中不難發現，對於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的說明多半是蜻蜓點水，且無特定議題的討論，或者偏向某一個面向的研究。因此，也往往容易單純地將政治考察列為立憲運動下的必然結果，但是卻忽略了中國實施立憲的聲浪，其實應該上溯自之前的政治變化。因此本文以為，這實際上是簡化了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發生原因，同時，研究成果的不足，也輕忽了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貢獻。. 晚清以來，走向世界的中國人不可謂不多，其中的身分也頗多分歧，民間出洋的人士自是不可計數。然而，以官方身分出洋，又是與朝廷關係最密切的滿人親貴，奉朝廷之命出洋考察政治，以便為國內施行立憲與否進行評估的五大臣出使，也就顯得更具意義了。因此，從關懷晚清走向世界的角度出發，本文選擇以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作為研究的議題，企圖將兩項議題結合在一起討論，以便能夠將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關係作進一步的連結。五大臣出洋以及四位大臣的憲政考察，並非晚清以來第一次的出使，然而，令人好奇的是，此次的出洋考察在歷次出使西方的考察活動中，是否具有更積極的意義？他們的出洋在清末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究竟扮演什麼樣的角色？要瞭解這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