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李鴻章(1823-1901)曾經形容他所生活的時代，為「千年未有之變局」，可見 晚清是中國社會面臨最劇烈變化的一個時代，卻也是社會環境變化最為活躍的 一段時間。走向世界，是近代歷史賦予中國的時代使命，然而中國「走向世界」
的歷程卻不是風平浪靜，而是一條極為漫長且曲折的道路。1筆者對於近代中國 走向世界的議題感到相當有趣，無論是早期的斌椿、志剛出使泰西，乃至於以 外交聞名的郭嵩燾(1818-1891)、曾紀澤(1839-1890)等，甚至於以發展洋務技藝、
思想為名的徐建寅(1845-1901)與薛福成(1838-1894)等人，他們的出使西方，都 為中國帶來無數技藝、制度、乃至於思想上的變化，是晚清歷史發展中相當重 要的一環。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透過時人留下的紀錄，讓人們得以看到他們 的考察歷程。
隨著晚清以來，中國所面臨之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 等，迫使中國必須以變法圖強來扭轉時局的變化，因此，從器物層面出發的自 強運動，至於戊戌變法，則已經是轉向制度層面的改革，卻僅有 103 天即宣告 腰斬，因此使中國的變法運動為之中斷。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俄戰爭日勝俄 敗的結果，至使國內全面檢討中國的政體。因此，主張中國應該仿效日本採行 君主立憲，達富國強兵的說法，也廣泛的在朝野之中流傳。人家常說，「他山之 石，可以攻錯」，要富強，則必須學習西方政體，但是，具體的作法應該是如何，
就必須要選派人員進行考察，以便評估實施的可能。十九世紀的中國人走向世 界，不僅僅是為了擴大視野，增進知識，更是為了學習先進，救國救民。2清末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的一件大事。
1 鐘淑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李 侃 序〉。
2 鐘淑河，《中國本身擁有的力量》（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4。
清廷推動預備立憲的工作，一開始雖「為時會所趨，非兩聖本意」3但是，
隨著政府著手進行簡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隨後再派達壽(1869-？)、汪大燮 (1860-1929)、于式枚(1859-1915)三位大臣分別就日、英、德三個重要的立憲國 家進行憲政考察，逐漸反映清廷推行立憲的態度，也使得晚清政治運作確實出 現巨變，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開端。4清末的籌備憲政運動中，官方與民間都扮 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若無民間有力人士的推動，則無法催促清廷加快立憲的 腳步。然而，憲政改革包羅萬象，工程不可謂不大，其推動的過程，必然需要 預先籌備的工作。清末籌備立憲運動，為清廷順應國內外局勢而相映促成，雖 然最後功虧一簣。然而，推動憲政的過程，反映了清朝並非全然的腐敗，只是，
憲政運動的推行並非一蹴可幾，加上國內尚有革命團體運動的推展，隨著辛亥 革命的爆發宣告清朝政權的覆滅，清末立憲運動的籌辦也隨之宣告終止。
臺灣方面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發展而言，可說是較早就已經有輝煌研 究成果的地區。但是多數對晚清歷史的研究受費正清的「衝擊與反應」理論框 架影響甚深。5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受制於國民黨統治之下的臺灣，各項研究的 環境與資源，多仰賴於政府的給予，因此，透過對清朝統治權的批判，進而讚 賞孫中山以辛亥革命肇建中華民國，顯現出對「革命」的推崇，多少壓抑了「立 憲」之主張，而在此論述之下，受到革命史觀的影響，對於晚清新政改革以及 立憲運動的推動，也多半呈現貶多於褒的說法。
3 《電寄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宣統元年春季號，頁 17，宣統二年三月十四日，至陝 甘總督升允電信。
4 侯宜杰，〈預備立憲是中國政治制度近代化的開端〉，《中國近代史月刊》，1992 年，2 期，(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2 年 3 月)，頁 10。
5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與華裔學者鄧嗣禹於 1954 年合著之《中國對西方的回 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中，提出了「衝擊與反應」的理論。該研究指出指出，十九 世紀以前，中國長久處於皇朝的循環，而顯得停滯不前。尤其鴉片戰爭以後，受到西方國家的
「衝擊」，使得中國做出「反應」，進而產生了改革。參見 John Fairbank ,Teng Shu-yu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論述中，除了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郭廷以的
《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綱》等最負盛名之外，李劍農所著《中國近百年 政治史》在學術界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費正清還稱這本著作為「中國近代政 治史之最清晰的、唯一的全面評述。」、「對於西方的研究學者來說，作為一種 可靠的紀事史和重要的資料簡編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當筆者檢視李劍農 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時，卻發現他對於清末立憲運動，乃至於出洋考察政 治五大臣所扮演的角色，採取極負面的評價。李劍農不僅批判五大臣在海外的 考察是為「走馬看花」，他更引用了考察政治大臣出使期間，法國報紙的批評，
指出「清太后之欲立憲，實清太后愚民之術。」此外，對於出洋考察的滿人大 臣提出的「實施立憲」議論，毫不留情的予以批判，認為這是滿人貴族的精神，
不外「排漢的中央集權」。且暢行立憲，不過是假立憲之名，行中央集權之實，
又假中央集權之名，以行排漢之實。6可見在當時的研究，一方面呈現出對清朝 實施行立憲誠意的批判，指斥朝廷的「愚民之術」，另一方面，在滿漢民族議題 上的討論，也多半呈現出滿人把持政權，不願將權力下放的論述，變法不過是 清政府「遮羞」的論述。不可否認，這與長久以來強調孫中山的革命史觀，進 而批判清朝是有部分關連的。
除此之外，亓冰峰在《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中，也曾提到光緒三十一 年(1905)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次年宣布預備立憲，三十四年(1908) 擬定憲法大綱，預定九年籌備期限。「詎知這正是清廷愚民的手段，用以遷延 時日，達其中央集權的政策，以收排漢殖滿的陰謀，並轉移革命排滿的視線。」
7再度驗證了上述的說法。然而，民國建立以來，已經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國，卻 不能因此而擺脫列強的控制，革命的成果是不是真的優於立憲政體，其實是一 個再可以討論的問題。
6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6 年)，頁 250-252。
7 丌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爭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5 年)，頁 237。
五大臣出洋以及四位大臣的憲政考察，並非晚清以來第一次的出使。變更 一國的政治體制，絕對是一件大事。尤其中國自西元前二二一年以來，秦始皇 實施皇帝制度至今，已經超過兩千年之久，要變更此一體制，絕對需要完整的 評估與考量，五大臣的出使，乃是奉朝廷的旨意，專門為了實施立憲與否而出 洋。然而他們的出使，以及後來建議朝廷仿行力憲，真如前面的研究所言，只 是為了「排漢的中央集權」，以及「朝廷的拖延之術」嗎？
關於晚清新政以及立憲運動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棟，專門針對五大臣政治考 察的研究，相形之下卻顯得鳳毛麟角，對於後來的四位憲政考察大臣的研究更 是付之闕如。從過去眾多探討清末新政及立憲運動的研究成果中不難發現，對 於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的說明多半是蜻蜓點水，且無特定議題的討論，或者偏 向某一個面向的研究。因此，也往往容易單純地將政治考察列為立憲運動下的 必然結果，但是卻忽略了中國實施立憲的聲浪，其實應該上溯自之前的政治變 化。因此本文以為，這實際上是簡化了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發生原因，
同時，研究成果的不足，也輕忽了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貢獻。
晚清以來，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不可謂不多，其中的身分也頗多分歧，民間 出洋的人士自是不可計數。然而，以官方身分出洋，又是與朝廷關係最密切的 滿人親貴，奉朝廷之命出洋考察政治，以便為國內施行立憲與否進行評估的五 大臣出使，也就顯得更具意義了。因此，從關懷晚清走向世界的角度出發，本 文選擇以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作為研究的議題，企圖將兩項議題結合在一 起討論，以便能夠將清末政治考察與憲政考察的關係作進一步的連結。五大臣 出洋以及四位大臣的憲政考察，並非晚清以來第一次的出使，然而，令人好奇 的是，此次的出洋考察在歷次出使西方的考察活動中，是否具有更積極的意義？
他們的出洋在清末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瞭解這
個問題，必須針對大臣出洋的背景進行理解，從出洋考察大臣的身分籍貫、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