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憲政思想的萌芽

滿族以異族入主中國，經歷康雍乾三朝的盛世(1662-1795)後，國力逐漸走 下坡，1840 年代前後，中國開始面臨內外交迫的危機之中。內政上，乾嘉以來 人口激增產生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包括吏治敗壞、太平天國之役、以及邊境的 捻亂與回變等，無不困擾著中國。對外，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齟齬時生的貿易 糾紛與鴉片走私、白銀外流的情況日漸嚴重，終至爆發了鴉片戰爭。堂堂天朝上 國竟然在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陸續敗給英、法等國，並簽下綑綁中國主權近百 年的各項條約。這對於當時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而言，可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割地賠款不說，陸續開放的沿海口岸，允許洋人進入內地通商傳教，並讓外國人 享有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等，中外關係遂逐步陷入失控的局面。可以這麼說，

長久以來在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百姓處於一個極度封閉的環境，他們以為中國就是 世界主宰，往來的世界諸國，也不過就是前來朝貢的藩屬之一。從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間的馬加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覲見高宗爆發的禮儀問題；

嘉慶二十年(1815)，因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1773-1857)拒行跪拜禮，而被 清朝逐回事件中，可以感受到中國對於西方世界的認識是不足的。自詡堂堂天朝 上國，竟會敗給「英夷」，不難想見當時中國所受的挫折。然而，問題並非這麼 簡單，對外關係的衝突，也未曾停歇，相反的，卻是日盛一日。除了連續不絕的 戰爭之外，衝突的國家也從原來的英、法之外，擴大至更多歐美列強，甚至是一 直以來都臣服於中國的日本。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與西方並非完全沒有接觸。但是這樣的接觸可說是 斷斷續續，若隱若現的潛伏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早在十五、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 時代，就已經為東西方的交流埋下伏筆。隨著東西海道大通，明武宗正德九年

(1514)，葡萄牙人(佛郎機人)到達廣東，從此以後，中西的關係未再間斷，反而 漸趨密集。由於宗教改革在歐洲大陸掀起的波攔，促使原本定於一尊的羅馬公教 備受挑戰，傳教士們鑑於傳布福音的信念，也隨著探險者的腳步來到中國。這些 具備宗教熱誠的耶穌會士，以西方最新的科學知識作為手段，來吸引中國士大夫 的注意，以達到傳教為最終目的。經此輸入中國的天文、曆算、物理、化學、槍 砲科技、輿圖、藝術等。這些都是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自明萬曆十 年(1582)來華傳教，至清康熙末年(1722)以來，一百四十多年的成就。¹然而，隨 著傳教事業如火如荼的進行，卻也埋下了一絲火苗。由於來華傳教士深受皇帝與 士大夫的喜愛，交遊日廣，對於宮廷事物也涉入日深，終於引發雍正元年(1723) 的禁教，儘管不能說完全中斷中西文化交流，然而，經由傳教而傳入中國的西方 科學新知為之受阻，從而影響了往後二百多年的中國命運，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鴉片戰爭迫使中國人必須張開眼睛觀看世界。最早開始研究「夷情」的為 林則徐(1785-1850)。由於時代的限制，他的國際知識並不充分，了解有欠正確，

其對外觀念仍是傳統式。²解決鴉片問題所引發的軍事衝突是他當務之急的考 量，因此，林則徐多著眼於軍事的因素。儘管只是一個開始，想法也不夠成熟，

卻也是難能可貴了。鴉片戰爭伴隨著後來的兩次英法聯軍，激起了中國的自省與 圖強。魏源慨於中國備受英國侵擾，訂立屈辱條約，乃著《聖武記》，以喚醒國 人。³不過，魏源(1794-1856)更為人所注意的是他所撰寫的《海國圖志》。其內容 的由來，是林則徐委請通達西事的友人翻譯《四洲志》的內容，再加上若干翻譯 的西文進行彙整而來。《海國圖志》不僅影響到中國，而且影響到日本，陳灃歎 謂「奇書」，張之洞稱此書為中國西政之始。⁴稍後，則有徐繼畬(1795-1873)的《瀛

1 郭廷以，〈中國現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 社，1993 年)，頁 4-5。

2 郭廷以，〈中英鴉片戰爭問題及林則徐的措置〉，《近代中國的變局》，頁 159。

3 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編，王爾敏，〈中國近代之自強與求富〉，《中國近現代史論集 第六編：自 強運動(一)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2。

4 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近代中國的變局》，頁 53。

環志略》、粵東學者梁廷枏(1796-1861)有《海國四說》、《夷氛聞紀》，皆從世界各 地的歷史、地理角度出發，為當時的人們介紹了外面的新世界。

對中國以外廣大世界的認識，尚不能滿足於當時的人們。鴉片戰爭的挫敗，

讓更多知識分子興起救亡圖存的念頭。咸豐八年(1858)的英法聯軍攻破北京，火 燒圓明園的羞辱，不僅對清廷的打擊甚大，連一般的國人也深惡痛覺，挽救貧弱、

自強求富的呼聲也在此時出現。英法聯軍以來，朝野的知識分子已逐漸體認出船 堅炮利之興，可能是救亡圖存的方法之一，因而有自強運動，著重於器物層面之 改革。儘管在最後的甲午戰敗後，仍宣告改革失敗，但是同光以來的成果，仍舊 有其一定之歷史意義。但是，抵抗外力之衝擊，並不僅止於此，學習西方式的典 章制度，以達成富強之境的言論與想法，在民間仍有部分之聲音出現。儘管當時 只不過是潛伏於下，仍舊為晚清以來，制度層面的改革預留下伏筆，其中，對於 仿行西方式的政體、典章制度、法律文教等，正逐漸形成一股討論的氛圍。

大體而言，同光以來討論到中國仿行西方式的政治體制言論，多半以知識 分子為多。而這樣的概念與想法，經過了甲午戰爭、百日維新、義和團拳亂，尤 其在庚子年間前後，逐漸有比較清晰的輪廓，尤其日俄戰爭以後，關於實施立憲 的討論，更是成為國內輿論討論之重點，也使得清末最後十年新政的改革重心，

幾乎都鎖定於「立憲」這件事情上面。

從早期龔自珍(1792-1841)在《定盫全集文集補編》的〈上大學士書〉中提 出變法之呼籲，以及魏源在《聖武記》裡頭暢言變法，具體的提出所謂「師夷長 計以制夷」開始，就已經奠定了日後學習西方的基礎。隨著同光年間，列強侵略 的腳步益加的快速與兇狠，國內對於實施變法，破除貧弱的聲浪也持續的發酵 中。民間學者諸如馮桂芬(1809-1874)認為「君民不隔不如夷」，因此建議應當上 情下通，又如王韜(1828-1890)在《弢園文錄》中提到：「試觀泰西各國，……類

皆君民一心，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後舉行。……中國欲謀富強，故 不必別求他術也，能聽上下之情矣。」⁵、「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 響慕，責君民上下相互聯絡之效。」⁶較為可惜的是，儘管馮桂芬強調「采西學」，

但是其主張實則以清理吏治和人才培養做為內治整頓的根本方法。差不多在同時 期，還有洪仁玕(1822-1864)提出的〈資政新編〉。由於他久居香港，也認識了不 少外國傳教士，對西學多少也有一些理解，為了幫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制訂出一套 政治藍圖，〈資政新編〉的內容除了提及世界局勢之外，另有不少經濟、文化、

教育、外交制度的建議，可惜在政治上的建樹不多，也無法獲得有效的實踐。

另外，自英法聯軍以來，大量的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進入中國，無論是翻譯 西書或者介紹西學，也都提供給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個新的視野，其中，中國 自身前往西方世界遊歷或者出使外交公務的人，也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如光緒二 年(1876)，第一任奉派駐英大使郭嵩燾，在他出使西方期間，潛心研究西方政治 經濟發展的因素，遂得出「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議院為英 國立國之本。」⁷因此，中國所當學習者，不僅止於武器船炮，更在於文物與制 度；出使英法大臣的薛福成，也提到「……議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西 洋各國，立邦以議院為最良，然知美國則民權太重，法國則叫囂之氣過重，其斟 酌適中者，則德、英兩國之制，頗為盡善。」⁸；至於陳次亮，除了再度呼應前 人對議院的看法，更指出「泰西議院之法，……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

英美各邦，所以強兵富國，縱橫四海之根源也。」，他另外還針對如何選舉議院，

指出了如下說法：「……前倡鄉官之議，實與議院類同，必列薦紳，方能入選，

議選之達於府，府選之達於省，省保之達於朝，皆仿泰西投匭之法，以舉主多者

5 王韜，〈重民〉下，《弢園文錄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卷 1，頁 21-22。

6 王韜，〈達民情〉，《弢園文錄編》，卷 3，頁 7。

7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卷 3，頁 373。

8 薛福成，《出使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卷 3，頁 48-50。

為準。……」⁹；以及陳虬所言：「泰西富強之道，在有議政院以通上下之情，而 他皆所末。」¹⁰已經可以看到有關於「設置議會」的言論了。此外，對於西方政 治思想、議會設置本質，以及選舉議員之關係有較為深入認識的應屬何啟與胡禮 垣。遊學英國數十年的何啟，在取得醫學與法學雙學位後，自英歸國，貢獻所學，

並曾任香港議政局的議員，他與胡禮垣同為香港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的畢 業生，留英期間對英國的民主法治精神心嚮往之，兩人遂合著《新政真詮》，其 中指出，中國要治內必先得民意，而所謂民意則在於議院制度。其中還針對議院 份子之組成提出見解，以經有了較之前學者不同之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要求維新的知識分子，已經提出開設議院的訴求，但 是他們對於「開設議院」之理解，與西方式的議會政治、典章制度之精神，仍有 一段不小的差距。如馮桂芬主張恢復古代鄉亭之制；王韜則舉英國上情下通，而 有政治之美善，藉此希望中國於此進行改革。我們由此觀察早期主張設置議會的 馮桂芬、王韜等人主張，不難發現，這些知識分子對於「開議會」的作法，實際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要求維新的知識分子，已經提出開設議院的訴求，但 是他們對於「開設議院」之理解，與西方式的議會政治、典章制度之精神，仍有 一段不小的差距。如馮桂芬主張恢復古代鄉亭之制；王韜則舉英國上情下通，而 有政治之美善，藉此希望中國於此進行改革。我們由此觀察早期主張設置議會的 馮桂芬、王韜等人主張，不難發現，這些知識分子對於「開議會」的作法，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