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五、十六世紀中國與朝鮮的青花瓷交流
第一節 明初的東亞政經情勢與中朝關係
西元 1368 年大明帝國代元而立，其於立國之初隨即面臨到蒙元帝國瓦解之 後，亞洲地區強權勢力真空的局面。當時中國周邊區域因為面臨元朝崩解的震 盪，正密切關注未來東亞局勢的發展，而少數海外藩國甚因未知已改朝換代，仍 舊奉元正朔、遣使朝元73。面對此情況的大明帝國，如何實現傳統中國政治格局 中新宗藩關係的建立，以及肅清元代近百年統治後的影響，從而取代元朝在海外 諸藩中的宗主地位，實為其外交方面的首要目標。明太祖朱元璋於南京登基之 際，在明王朝的有效控制範圍以外，蒙古的殘餘勢力仍控制漠北與遼東等地，並 沿用元朝國號，史稱北元。當時，山西有故元河南王擴廓帖木兒部 10 萬之眾據 太原；遼東有故元丞相納哈出部 20 萬大軍屯金山（今遼寧開原縣東北）；西南則 屬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的勢力範圍74，而張士誠、陳友諒的殘餘勢力亦退居東 南沿海伺機而動。這幾支威脅明初政局穩定的軍事力量，構成了大明王朝與外藩 重新確立宗藩關係的障礙，而敗退漠北的殘元勢力則仍舊與周邊國家保持著一定 程度的外交關係，故此，明初的外交處境因而顯得艱難。
與元帝國藉由軍事征服以擴張勢力版圖的特質不同，明初，太祖即對周邊各 國標榜「不征」的理念，使得中國的對外關係發生重大轉折。明洪武四年（1371）， 明太祖即於臣僚面前鄭重闡述其外交政策：「海外蠻夷之國有為中國患者，不可 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75，而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所頒佈 的《皇明祖訓》中，更是在首章便將上述對外關係的理念，落實為明朝世代子孫 所必須遵行的基本國策：「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 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 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 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 練兵，時謹備之」，此外，還一一列出當時中國周邊的不征之國，計有朝鮮、日
73 如爪哇在元亡之前仍遣使於元，至福建始知元亡，因此只好順便轉使於明，見《明太祖實錄》
卷三十九，洪武二年二月辛未。
74 （清）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卷十〈故元遺兵〉，文中所載當時北元勢力為「引弓之士不 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杖，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轉引 自刁書仁，〈洪武時期高麗、李朝與明朝關係探析〉，《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1 期（2004.1），頁 58。
75 《明太祖實錄》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本、琉球等共 15 國76。終明太祖一代，從未發兵征外，而之後除明永樂年間曾征 安南，明朝於其他時期，都與上述國家維持和平關係77。或許出於地理距離的遠 近不同，也有可能是出於，對遼東與西南地區殘元勢力的防範，明太祖即位之初，
就首先遣使曉諭高麗與安南，接著才是日本與南洋諸國，目的即是儘快把海外原 先的奉元諸藩，納入新的奉明體制中，由此開始明初的國際關係格局。明朝向四 方遣使之後，琉球與南洋諸國紛紛遣使朝貢，甚至納繳元授印敕，表示與元斷絕 關係，轉而正式承認明朝正朔，至此舊的奉元體系便逐漸被奉明體系所取代。
由於明王朝「不征」理念的確立，使其得以憑藉自身的軍事與經濟力量，整 合了進入十五世紀之後，東亞的國際結構與區域合作秩序。其最具體的表現，即 是自明初開始，中國與東亞其他各國的外交往來，主要是建立在以「朝貢制度」
為基礎的宗藩關係上，此制度本身即包含了政治外交與經濟貿易的雙重意義。在 政治上，各國均可依舊保留自己完整的國家體制，內政一般也不會受到干預；而 在經濟方面，則為受惠於此穩定結構與秩序下所帶來的，以官方貿易為主導，並 由官方壟斷主要對外貿易商品的國際貿易。這是因為明王朝強化自宋、元以來，
由官方管理國際貿易的制度，把國際貿易限定在官方形式之下進行78，因而在國 際往來頻繁、貿易網絡拓展的情形之下，此種以朝貢為名所進行的國際貿易便發 展到極致。
具體來說，明初的朝貢貿易，主要分為官方的互惠交換，以及民間的市場交 易兩部分：
一、官方互惠交換
即朝貢賞賜，此類型又可分為二類：
（一）各國來朝獻上方物土產—「正貢」後，隨即由明朝皇帝頒給賞賜。實際上，
這是屬於一種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在明太祖的詔敕中，屢屢表達「薄來而情厚 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為不可」79的思想。這樣的交換對於明廷而言，由於 所賞賜的禮品價值，往往遠大於所接受之貢物的價值，因此政治外交的意義大於
76 （明）朱元璋，《皇明祖訓》，〈祖訓首章〉，轉引自萬明，〈明代初年中國與東亞關係新審視〉，
《學術月刊》第 41 卷（2009.8），頁 128。
77 有關明初東亞與東北亞的局勢變遷，以及中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所採取的對策，詳見王 劍，〈洪武初年東北亞國際格局的變遷與明代的對策〉，《黑龍江社會科學》2000 年第 3 期（2000）， 頁 29-33；以及萬明，〈明代初年中國與東亞關係新審視〉，《學術月刊》第 41 卷（2009.8），頁 127-134。
78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京都市：中文出版社，1979），轉引自萬明，
〈明代初年中國與東亞關係新審視〉，《學術月刊》第 41 卷（2009.8），頁 131。其中有「貢舶者，
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 也」的記載，說明當時官方主導國際貿易的情形。
79 （明）朱元璋，《明太祖御製文集》，卷二〈諭高麗國王詔〉，轉引自萬明，〈明代初年中國與 東亞關係新審視〉，《學術月刊》第 41 卷（2009.8），頁 131。
實質上的經濟貿易利得，但對於朝貢的藩國卻是可從中牟取巨大利益80。故此往
明王朝在對外關係上，採取與各國友好交往、貿易通商的政策，並延續宋、
元以來，官方不斷加強海外貿易管理的趨勢，呈現有貢即有市、貢市相連的對外 貿易型態。但與宋、元時期民間興盛的海外貿易不同的是，明太祖於立國之初，
在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與君主專制的措施當中，對於海外貿易方面，卻是對中國 內部施行「海禁」政策86。海禁是明王朝出自於海上安全考量，旨在防禦元末即 已出現的倭寇，對於沿海地區的侵擾，以及防範國內外反對勢力的相互勾結，藉 此強化海防與鞏固政權。再者，為禁止中國商民私自出海，嚴禁海上走私貿易，
藉以壟斷對外貿易，並使之收歸國營，以達到強化海外貿易管理之目的。此與前 述有關外國貢使攜至中國的附搭貨物，必須透過官方所設立的牙行，方可進行買 賣的規定，均屬海外貿易國營化中的一環。海禁政策如同明朝延續宋、元以來，
由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政策一般，亦屬元代海禁的延續87，而朝貢貿易與海禁政 策並不相互違背，其共同目的，即在禁止民間走私貿易。由此看來，自明初開始 的朝貢貿易，雖然不能涵蓋明代對外貿易的全部，但的確包括了對外貿易的大部 分內容，是明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部分。
儘管在明初的朝貢制度下，明朝迅速與東亞各國建立起宗藩關係，但此時中 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關係發展，卻遠不如其他東南亞各國與明朝之間來得順利。
這是由於盤據遼東的北元勢力，為求東山再起而極力拉攏高麗，使得高麗內部親 元與親明兩派勢力僵持不下、紛爭不斷。歷經高麗恭愍王時期（1368-1374，明洪 武元年至七年）的明、元雙邊外交政策，以及高麗辛禑王時期（1375-1388，明洪 武八年至二十一年）的親元疏明方針，使得高麗的立場始終顯得搖擺不定。也因 此明與高麗的關係，亦由初時的互遣使節，經過一連串明使遭害、具親明傾向的 恭愍王被弒，以及高麗復投北元的事件之後，轉變為即使高麗遣使請貢，明朝亦 不予理睬的情形88。明洪武二十年（1387，高麗辛禑王十三年）明朝掃除遼東北
見丁厚雷，〈明代海禁政策下的中國海外貿易〉，《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4 期（2009.8），頁 80-83。
86 海禁政策於洪武初期開始實施，如洪武四年（1371）「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實錄》
卷七十；洪武二十三年（1390）「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國金銀、銅錢、段匹、兵器等 物，自前代以來不許出番，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貿貨物，故禁之」，《明 太祖實錄》卷二○五；洪武三十年（1397）「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明太祖實錄》
卷二五二，轉引自丁厚雷，前註引文，頁 80。從上述禁令中可看出，自明初開始嚴禁民間對外 貿易的強烈措施。
87 元朝實行過四次海禁：第一次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第二 次為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至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第三次為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至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第四次為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見萬明，
〈明代初年中國與東亞關係新審視〉，《學術月刊》第 41 卷（2009.8），頁 132。
88 有關於十四世紀末期，高麗與明、北元之間的關係，詳見特木勒，〈北元與高麗的外交：1368 年—1369 年〉，《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36 期（2000.6），頁 74-78；刁書仁，〈洪武時期高麗、李
元勢力，並告知高麗將於朝鮮半島東北部（今北韓咸鏡南道與江原道交界處）設 置鐵嶺衛，接收故元轄下的鐵嶺以北地區與當地的女真族，藉以確保其在遼東地
元勢力，並告知高麗將於朝鮮半島東北部（今北韓咸鏡南道與江原道交界處）設 置鐵嶺衛，接收故元轄下的鐵嶺以北地區與當地的女真族，藉以確保其在遼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