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十六世紀朝鮮青花瓷紋飾中的外來元素

而進入十五世紀的朝鮮時期之後，在粉青沙器的紋飾上，可以見到部分紋 樣，如龍紋於器身分佈的情形，以及輔助紋樣在組合型態上的複雜度，均已不同 於高麗青瓷，而開始與朝鮮青花瓷中所見者有所相似。復以十五世紀後半開始出 現的朝鮮青花瓷中，如龍紋、植物人物紋、魚紋，以及松竹梅鳥紋的表現方式已 不同以往，而在粉青沙器中已經消失的葡萄紋、如意頭紋又再度出現，以及施紋 方式已日趨簡略的花唐草紋亦再次變得豐富，甚至開始出現組成更為複雜的蓮瓣 紋、連珠紋，以及新的天馬紋等情形，都顯示出此時期的粉青沙器與朝鮮青花瓷，

在紋飾種類的擷取來源上，除了原本來自高麗時期的傳統之外，亦應有其他不同 的外來刺激，以致於在裝飾紋樣上出現新的造型，或是原已消失一段時間者又再 度被使用，甚至是在既有的紋樣基礎上，呈現出結構更加複雜的情形。

如第四章所述，朝鮮官窯在燒造青花瓷之時，亦使用了與獲賜於明朝的青花 瓷相同種類的紋樣，此外，如第二章所提及，自朝鮮成宗時期開始，即可見到中 國民窯青花瓷大量透過私貿途徑進入朝鮮的紀錄，另在京畿道廣州郡各地的朝鮮 官窯遺址中，亦有中國的民窯青花瓷片出土。如此看來，朝鮮青花瓷於紋樣繪飾 之時的參考樣式中，除了來自高麗青瓷的傳統之外，亦應在某種程度上，擷取自 當時透過政治外交途徑，以及商業貿易管道進入朝鮮的明朝青花瓷。

第二節 十五、十六世紀朝鮮青花瓷紋飾中的外來元素

透過前述第二章對於文獻紀錄與考古資料的觀察，已經可以得知在十五世紀 前期的明宣德、正統年間，進入朝鮮王朝的明朝青花瓷多屬官窯產品，但後來由 於受到自宣德時期開始的外交緊縮政策，以及宣德時期之後官窯產量降低的影 響，使得明朝官窯青花瓷對於朝鮮的輸入，在正統時期之後中斷；而在朝鮮成宗 初期，朝鮮國內的官員豪紳透過私貿方式，取得中國民窯青花瓷使用的情形即已 相當普遍，顯示出至少在十五世紀的 70 年代，明朝民窯青花瓷即已大量流入朝

鮮。就上述情形來看，朝鮮青花瓷於紋樣繪飾之時，用以參考的明青花瓷，即應 包括了官窯與民窯青花瓷二個部分。

一、朝鮮青花瓷與明官窯、民窯青花瓷在雲龍紋上的關係

在前述第三章的討論中已可得知，做為朝鮮王權象徵的朝鮮官窯青花瓷，無 論是在紋飾種類或是風格的選用上，均能足以讓人明確分辨出其宮廷用器的身 份，甚至藉由使用與獲賜於明朝的青花瓷中相同種類的紋樣，來讓人直接聯想到 當時朝鮮王室在背後引為權力奧援的明朝政權，以此提高王室自身的統治威望。

故此，則當時在明朝國內，具有彰顯專制皇權意義的官窯產品，自是成為具有宮 廷用器身份的朝鮮官窯青花瓷所仿效的對象。如前所述，透過與現藏日本出光美 術館，燒成於明宣德時期的明青花雲龍紋壺（圖五）進行比較，可以得知朝鮮《世 宗實錄》的《五禮》，其〈嘉禮序列〉樽爵條中所載之「白磁青花酒海」，為明朝 傳入朝鮮的官窯青花瓷。

另外，圖八十二-1、2 的朝鮮青花雲龍紋瓶中，其瓶身所繪飾的龍紋，若與 圖五中的龍紋相較，無論是在眼睛與嘴部的描寫、龍鬚飄動的方向，或是龍爪前 伸的姿態，以及龍身盤據器身表面的分佈，除在細部的描繪上，圖八十二-1、2 要較圖五稍微簡略之外，其餘部分均十分相近，甚至在雲紋的造型上，亦均是由 一至三個如意頭紋，加上二至四條尾巴所組成的結構。雖然在明宣德時期的官窯 瓷器，亦可見到如藏於日本松岡美術館的明青花龍唐草紋碗（圖二三七），或是 出土自景德鎮的明青花夔龍紋壺（圖二三八）中，其龍紋張嘴吐舌的造型，但在 目前所見的朝鮮青花瓷，其龍紋的型態大致上均與圖五中所見者相同，由此可 知，朝鮮青花瓷中的龍紋造型，明顯受到明宣德官窯青花瓷的影響。

圖五 明 宣德 青花雲龍紋壺 日本 出光美術館

圖八十二-1 16 世紀中期 朝鮮青花雲龍紋瓶 韓國

湖巖美術館（局部）

圖二三七 明 宣德 青花龍唐草紋碗 日本 松岡美術館（局部）

二、朝鮮青花瓷與明官窯、民窯青花瓷在花唐草紋上的關係

在花唐草紋的部分，於圖八十六與圖八十七的朝鮮青花寶相花唐草紋盤中，

可以見到二者均在正面盤底，有六個一組、彼此以唐草藤蔓相連的花唐草紋組 合，同樣的組合形式亦可在景德鎮宣德官窯遺址出土的明青花纏枝寶相花紋菱口 盤（圖二三九），以及明青花纏枝寶相花紋窩盤（圖二四○）的正面盤底見到。

但此二件出土於景德鎮宣德官窯遺址的明青花大盤，其所繪飾的寶相花結構與圖 八十六、八十七中所見者並不相同，在圖八十六、八十七中的寶相花結構，是在 最內層有一圈青花線，線外則環繞一圈連珠紋，之後再加上一圈花瓣，並且在最 內層的青花線內加繪三個一組、形成三角形結構的連珠紋組合（圖二四一）。與 此結構相近者，可見於江西省博物館藏，燒成於明正統時期（1436-1449，朝鮮世 宗十八年至三十一年）的明青花纏枝蓮紋梅瓶（圖二四二），其於器身即帶有與 圖八十六、八十七中所見，相同結構的寶相花紋。二者不同之處僅在於，寶相花 紋的最內圈中，其連珠紋的有無而已，自該青花瓶的青花發色，呈現暈散的情形 判斷，應為出自民窯的產品。

圖二三九 明 宣德 青花纏枝寶 相花紋菱口盤 江西 景德鎮出土

圖二四一 圖八十六 青花寶相花 唐草紋盤（局部）

圖二四二 明 正統 青花纏枝蓮 紋梅瓶 江西省博物館（局部）

此外，在圖八十六的六朵寶相花中，以位居中央者，其所帶的花瓣大小較為 平均，其餘周邊五朵，均呈現靠近中央一側的花瓣所佔的面積，要較靠近外側者 所佔的面積來得大，而圖八十七中所見者，則恰好與圖八十六相反。此即代表該 二件朝鮮青花大盤於繪飾之時所參考的對象，除來自於明朝官窯的青花大盤中，

所見到的紋樣結構之外，亦應包括了其他器種。若其所參考的對象僅為大盤，則 其於盤底所繪飾的各個寶相花，其花瓣應與位居中央者相同，分佈面積均應相當 平均。故此，若考慮明朝官、民窯產品傳入朝鮮者，多屬碗盤杯碟的小型器種，

則很有可能此二件朝鮮青花大盤於繪飾之時，其所參考的對象，尚包括明青花碗 之類的小型器種，且圖八十六所參考者，應為以俯視角度，對於碗身外側帶有類

似紋樣的青花碗，將其碗底朝上所見的情形；而圖八十七所參考者，則亦可能為 採俯視角度，於碗底帶有類似紋樣的青花碗中，所見到的情形，復以前述圖八十 六、八十七中所見的寶相花紋樣，與燒自民窯的圖二四二中所見者相近，則此二 件朝鮮青花大盤，即有可能同時參考，來自明朝官窯與民窯的產品中，所帶有的 紋樣元素，並加以分解之後予以重新組合。

此處須注意的是，雖然目前所見存世的明正統官窯產品並不多，但以自正統 時期開始，民窯已開始承燒部分宮廷用器的情形來看，則圖二四二中所見的紋 樣，很有可能是原見於正統官窯產品之中，後亦為民窯青花瓷所使用。而在明景 泰元年（1450，朝鮮文宗即位年），由赴朝使臣進獻予朝鮮國王的明官窯瓷器中，

則亦有可能帶有類似紋樣，如此則圖八十六、八十七中的朝鮮青花大盤，其可能 的燒成時間應為十五世紀後半。

而在圖九十四的朝鮮青花寶相花唐草紋壺中，其寶相花的結構亦與圖二四二 中所見者相近，但其壺身上下兩列的花唐草紋結構，則可見於出土自北京朝陽區 的明宣德款青花纏枝蓮紋罐（圖二四三），不過由於該罐高達 35.5cm，則較有可 能成為參考對象者，應為帶有類似紋樣結構的小型器種。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明 宣德款青花纏枝蓮紋高足杯（圖二四四）中，即可見到其於杯身與杯足，分別繪 飾一列纏枝蓮紋，若就整體來看，則如同帶有上下兩列纏枝蓮紋一般，並且二者 在不同的蓮花所帶的藤蔓相會之處，均加繪一葉用以修飾，此外，上下列花紋於 排列之時，亦均彼此相間。由此看來，則圖九十四所參考者，亦是自明朝官窯、

民窯產品中，擷取紋樣予以組合使用。

圖二四三 明 宣德 青花纏枝 蓮紋罐 北京 朝陽區出土

圖九十四 15 世紀末期-16 世紀前半 朝鮮 青花寶相花唐草紋壺 日本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圖二四四 明 宣德 青花纏枝 蓮紋高足杯 北京故宮博物院

而在圖九十五的朝鮮青花寶相花唐草紋壺中，其於器身接近上方處，繪飾有 一列花唐草紋，其中的花紋結構，有如前述圖二四二中所見，亦有見於圖八十六、

八十七、九十四中者，並且也包含有蓮花紋的使用，而在器身接近下方處，則為

以帶有藤蔓與草葉的蓮唐草紋為單位，採一定的間隔距離施紋的飾帶。圖九十五

圖二四六 明 宣德 青 花轉枝四季 花卉紋水盛 台北故宮博 物院（局部）

圖七 1489 年 朝鮮 弘治二年 銘青花松竹紋 壺 韓國 東國 大學校博物館

（局部）

三、朝鮮青花瓷與明官窯、民窯青花瓷在天馬紋上的關係

三、朝鮮青花瓷與明官窯、民窯青花瓷在天馬紋上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