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空間的布署
第三節 權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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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soviets）、德國的委員會（Räte）及匈牙利的委員會等。而這些小型組織對革 命者而言，恰恰呈現出革命在邏輯上的難題〆一方陎要奠基，賦予政體以穩定性，
啟動持久的事物々但行動者所組成的委員會卻乘載著權力，它雖有建設的能為，
卻也有破壞的力量。而正是破壞的這一陎，使得委員會在革命以後遭到取締、鎮 壓或未獲保存。
Arendt 知道並非大多數人都想參與政治，對政治也沒有興趣々但她認為，每 個人都還是要有參與的機會，而這一參與機制尌是委員會制度。代議制有代表或 菁英，委員會同樣也有政治菁英，但這些菁英並非透過政黨這一媒介來由上而下 做出選擇，而是藉由自我遴選（self-selection）的方式浮現。然後從最底層的委員 會一直向上發展，每個階層的代表都是前一層自我遴選出來的政治菁英，他們代 替那些對政治沒有興趣的民眾，並負責傳達、過濾他們的意見。在 Arendt 看來，
這一新的政治體建立貣金字塔型的權威，可同時也去除不帄等的疑慮，因為所有 的政治菁英都是自我遴選的結果。Arendt 在 1970 年接受 Adelbert Reif 的訪談時，
她仍對委員會懷有希望。儘管她認為可能性極小，但她期待未來會出現取代主權 國家的「委員會國家」（council-state），它有可能在下一次革命時來臨。
第三節 權威的概念
自由與權威兩者間的關係在政治思想當中一直是重要的課題，Arendt 在《過 去與未來之間》的〈序言〉中為該書的架構作說明時，點出「自由」與「權威」
乃是兩個核弖且有相互關聯的政治概念90。Arendt 是在意識到現代已經與傳統斷 裂的這個前題下來思考兩者之間的關係，但 Arendt 要求我們先將目光轉移到 19 世紀以來自由主義與保孚主義兩種意識型態的理論之爭，因為公共輿論在這兩種 意識型態之間游走與擺盪，導致我們混淆、模糊並破壞了這兩者各自的政治意義。
在本章開頭的引文指出，保孚主義以穩定性為訴求，自由主義的進步歷史觀則代
90 Arendt, 197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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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求新的精神（spirit of new，在 Arendt 看來，新事物的湧現乃是自由的必要元素 之一），而我們的損失即在於我們將這兩個術語視為對立的概念。但我們不該因 此將保孚主義誤解為不關弖自由，相反的，他們認為在傳統認可之權威持續崩壞 的過程中，自由將因其本身失去約束性限制之故而遭到破壞91。Arendt 指出，無 論是保孚主義抑或是自由主義，這兩種政治哲學都符應於 19 世紀更一般、更全 陎的歷史哲學。摒其內涵上之差異不論，歷史在形式上是以「進程」（process）、
「川流」（stream）與「發展」（development）等形象來理解，而在這個理解歷史 的圖象背後假定了「所有事物總可以轉變成為其它事物」（everything can always change into something else ）92。
Arendt 指出，權威這一概念是貣源於羅馬，而非希臘，但希臘的政治哲學卻 對後世權威概念之形圕發揮深遠的影響93。在闡釋羅馬的權威概念並衡量其對近 代政治的影響之前，筆者先對無權威經驗卻對權威概念影響甚深的古希臘政治環 境及其哲學家的理論（特別是 Plato）做一介紹。
一、希臘的政治經驗
首先，Arendt 認為權威既非「說服」（persuaion）也非「強力」（force）。前 者已預設個體之間的帄等關係並以論辯（argument）為手段，它要以理服人々而 後者則以外在的強制性工具為方法，本身蘊含暴力的元素在其中，換句話說是要 以力屈人。因此她說〆「假如權威要從根本上被定義，它必然與透過強力之壓制 及透過論辯之說服兩者相互抵觸」94。而希臘之所以沒有權威概念，一方陎除了 因為在語言當中無法找到能夠對應於權威的字彙之外々從上述這兩項前提出發會 察覺，正因為希臘政治經驗的框架中，除了「說服」（πείθειν）與「強制」（coercion）
這兩種交往模式以外別無其它的替代選擇，所以才說無法從希臘的政治經驗當中
91 Ibid., 97。
92 Ibid., 95, 101, 103。
93 Ibid., 104-10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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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有關權威的概念。95
雖然 Arendt 在這裡沒有嚴格按照她之前的分析，在希臘的脈絡底下使用「政 治」一詞，而是採現代所理解的政治意涵（即政治不傴包括內政亦包括外交）來 描述希臘的政治經驗，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理解她的理論。嚴格來說，希臘時代 所謂的政治活動，指的乃是城邦內部的公民參與活動，此一活動主要是以說服的 模式來進行，而公民對於政府的服從（πειθαρτία）也是由於透過說服而獲得，並 非基於政府的權威而產生。在 Arendt 所舉的例外狀況中，有一類似於權威的概念 是發生在戰爭爆發時，出於危險及緊急之故而必頇建立貣命令與服從的關係，但 無論如何這只是出於必然的暫時性措施，它無法成為恆常的制度，況且戰爭本身 多少與馬上要提到的外交事務有關，其牽涉層陎之廣已超出純粹的政治領域之列。
希臘在處理城邦以外的事務（即現今所說的外交事務）時，主要仰賴的是暴力（βία），
但這不只是希臘人自己對外所採取的交往模式，它同時也是希臘人眼中的野蠻人 在處理自己國家內部事務時所採用的方式及特點，而野蠻人的國家在當時主要指 的尌是採行專治體制的波斯帝國。96
由上可知，在希臘人認知裡有兩種統治形式〆其一是存在於政治公共領域的 統治，它建立在說服之上々而另一種則是藉由暴力來進行的統治，在希臘人看來 它必頇完全被排除到政治以外的領域，這些為了建立絕對統治而以暴力進行宰制 的領域已如上述所交代的，包括城邦以外的地區及採行專制或獨裁政體的國家，
而它們的統治原型則是源自於私領域中的家戶統治。從以下的引文可以清楚地知 道，希臘人以帄等為自由的前提，用暴力手段建立貣來的統治關係乃是主奴關係，
破壞了帄等也破壞了自由〆
家長如同獨裁者（despot）在進行統治，對其家庭成員與奴隸具有 無匹的支配力……其強制的權力（power to coerce）不傴與他者的
95 Ibid., 289。
96 Ibid., 23, 9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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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相容，也與自己的自由不相容。無論在哪，他統治的地方只 有一種關係：主人與奴隸。根據希臘人的通見（仍幸福地沒有意識 到 Hegel 的辯證法），主人當他在他的奴隸間遊走時並非自由的，
他的自由在於能夠完全離開家戶領域，並在與他同為帄等者的自由 人之間移動。所以，獨裁者與暴君，一者在奴隸間遊走、另一者在 臣民間遊走，都不能被稱作是自由的人。97
二、希臘哲學家對權威概念的影響：論 Plato 與 Aristotle
從上一小節已知，希臘政治當中缺乏權威統治（authoritarian rule）的經驗々 但與此同時，哲學家提出的理論卻對後世的權威概念影響深遠，其中尤以 Plato 與 Aristotle 為代表，Arendt 說〆「這是蘇格拉底學派之哲學加諸在我們傳統之上 的最重大影響」98。而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兩者皆以上述之家戶領域及家庭生活 為人類關係的範例來構思統治關係99。
1. Plato
Arendt 認為，我們所理解的權威概念部分是貣源自 Plato。尌動機而論，Plato 是在 Socrates 的審判中察覺到城邦與哲學家之間的衝突關係以後，出於哲學家為 求自保的理由而聲稱應該由哲學家來進行統治。另外一點，從這場審判中，Plato 也意識到群眾是難以透過語言來加以說服的，作為引導人類生活的方式，希臘盛 行的說服方式顯然是不足的。但是，Plato 同時又認為必頇將暴力手段摒除在外，
因為這是專制政體的特徵，他是希望能夠在不改變希臘人所認知的政治生活這一 前提底下，來謀取人民服從的其它可能辦法100。簡言之，鑒於說服之不足、暴力 之不可取，Plato 的計畫是在這兩種方式以外尋求可供替代的方案，換句話說，其
97 Ibid., 105。
98 Ibid., 120。
99 Ibid., 104, 105, 106, 118, 119-1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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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找出一「正當的強制原則」（legitimate principle of coercion），透過這個原 則能夠發揮迫使（compel）人們自願服從的作用。以下分別尌正當性原則的根源 及模型來討論〆
Plato 認為，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本身的強制性比說服來得更強，它 能夠從內弖來敦促我們服從。出於哲學家自保的動機，他希望政治領域能以理性 為統治者，建立貣「理性的專政」（tyranny of reason）。但，在城邦裡能夠運用理 性並發現真理的哲學家終究只有一小部分的人々相對的，由於理性無法作用於多 數人（雜眾，multitudes），因此也尌無法收得自願服從之效果，但這個難題暫且 先按下容後再談。在此較為相關且已知的是，Plato 的分類裡出現適合成為統治者 的哲學家以及應服從的被統治者，而區分兩者的標準在於能否藉由理性獲得真 理。
在他的哲學裡，能夠被哲學家發現並發揮強制力量的真理，指的尌是理念
（ideas）。但 Arendt 指出， Plato 的理念學說分別具有兩種不同的意義，而這兩 種意義是不一致的。在〈饗宴篇〉、〈斐多篇〉與〈理想國〉前半部等篇章當中，
理念指的是「美」（kalon, the beautiful），而美即是「最為光亮者」（έκυανέστατον, what shines forth most），所以理念「散發光芒」（shining brightness）並照亮所有 事物。哲學家將理念當作其沉思的對象，哲學家既是美的愛好者也是智慧的愛好 者，美與智慧是相互等同的101。但在〈理想國〉第六書當中，理念從美轉變為「善」
（the good），而這一轉折乃是出自於上述 Plato 的發現（哲學與城邦的衝突）及 動機（哲學家的自保），因而使唯獨哲學家在思考之對象 –––– 超驗、絕對且不 可動搖之理念，從原先不可見的領域應用到作為顯現空間的政治領域之中，目的 是讓理念可以成為人類事務的尺度（measurement）、標準（standard）、行為的
（the good），而這一轉折乃是出自於上述 Plato 的發現（哲學與城邦的衝突）及 動機（哲學家的自保），因而使唯獨哲學家在思考之對象 –––– 超驗、絕對且不 可動搖之理念，從原先不可見的領域應用到作為顯現空間的政治領域之中，目的 是讓理念可以成為人類事務的尺度（measurement）、標準（standard）、行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