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中越關係

越南與中國具深厚且複雜的歷史淵源，從秦始皇到唐代近千年的時間，越南 北部地區一直處於中國封建王朝的郡縣制度之中。五代十國時期大唐帝國的安南 地區（今越南的中北部區域）才逐漸脫離中國統治，獨立建國。此後從宋代到清 末時期越南一直為中國的屬國，兩國在東亞天下秩序下維持宗藩關係。直到法國 人來到亞洲與中國開戰後中國戰敗，越南成為法國的殖民地，中越才正式結束近 千年的宗藩關係。由此可見越南是中國化很深的國家，雙方複雜的古代歷史關係 形塑了越南獨特的中國觀。

中越兩國親密的歷史情源可以從神話傳說中窺見，中國人稱自己為「龍的傳 人」，越南人常說自己為「龍子仙孫」。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自稱「炎黃子孫」，越 南也將其祖先鴻龐氏涇陽王視為有同樣中華血統的「炎帝神農氏」的後代。《大 越史記全書》曰：「我越之先，相傳始於涇陽，炎帝神農氏之裔。」越南自認為 與華夏民族一脈相承，有共同的血統淵源，且在歷代帝王廟中均供俸伏羲、神 農、黃帝、涇陽王牌位。因此，越南古史稱中國為北朝，自己為南朝(陳修和，

1957)。越南人保留中國傳統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更勝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土生的

南古代通行漢語，越南古書皆由漢字寫成，今日的越語中一半以上的詞彙來自漢 語(陳修和，1957:67)，相同的文字也加速了思想的傳遞。

中華文化的精神文明對越南有深刻的影響，越南如今重要的儒教和道教皆源 於中國，越南儒教的內容及表現形式源於中國的儒家思想。秦漢時期的孔孟之道 至宋明理學皆先後傳入越南並頗受推崇，古代越南認為只有受過正規孔門儒學教 育的知識份子才能成為士大夫。近現代影響越南的重要思想如抗法維新運動的領 袖潘佩珠⁷的理念，及作為越共的指導思想的胡志明思想，皆蘊含深厚的儒教思 想。越南學者潘玉說：「越南文化，無論是文學、政治、風俗、禮儀、藝術、信 仰，沒有哪一點是不帶儒教印記的(潘玉，2004:193)。」此外，由於處在特殊宗 藩關係，越南古代的政治制度幾乎與中國完全相同。近代的政經改革越南也是跟 隨中國的腳步，亦步亦趨。

古代中國人的目標是天下，中國對世界的認知決定了中越的互動關係。中國 思想史的經典與重要哲學家的理念，透露古代中國人對世界的想像。《詩經·小雅·

谷風之什·北山》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論語》

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天子代天牧民，中國哲學

「天人合一」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的大一統思想，皆顯示天子將維護天 下秩序視為己任(姜鵬宇，2018:63)。越南的中北部區域早期是中國天下體系的一 部分，因此為確保天下一統，昔日中國與越南產生不少恩怨。隸屬於中國郡縣統 治下的越南，與中國是內地與邊疆的關係，此時越南發生叛亂對中國而言屬於內 政問題，朝廷勢必派兵平反，例如東漢光武帝時交趾徵氏姐妹的叛亂，由伏波將 軍馬援率軍平亂，斬徵氏姐妹，立銅柱而返。中國歷史上將此認定為維護國家統 一的正義戰爭。反觀不屬於中國統治下的一千年，越南與中國維持宗主國與藩屬

7 推崇儒教思想，嚮往「大公無私，天下一家」的大同社會，並融合孫中山學說與馬克思的科學

的關係，各自確立在東亞天下秩序中的位置，維護天下秩序。

回顧中越歷史，古越南國昔日應對中國即採取兩面下注的廣義避險戰略，一 方面歷朝皆面對來自中國的邊境對抗，另一方面在戰勝後仍持續參與朝貢體系，

換取政治自主與經濟利益。唐末五代越南獨立建國後到清末，除了受明朝短暫佔 領20 年（1407-1427），越南與中國長期處在朝貢體系中。古代的朝貢體系由周邊 的朝貢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為單位，組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從中心向外圍擴展 的同心圓的圈層結構。費正清指出越南、朝鮮、琉球和一段時期的日本，皆為與 中國最鄰近且文化相同的屬國，處於此圈層結構的最內圈「漢字圈」(Fairbank，

1953)。朝貢體系中的屬國與中國之間是平等的國與國關係，然而規範封貢關係的 禮儀與規範是由中國單方面所制定，並得到朝貢國的承認與遵守。因此欲與中國 建立朝貢關係須接受由中國主導的朝貢制度，而背後的根基源於中國進步的文化 和經濟吸引力(王培培，2011)。朝貢體系中由屬國向中國定期納貢，中國則相應 採取冊封與回賜，維持朝貢體系對中國來說不具備充分的經濟動機，因為納貢的 經濟價值遠低於中國給予藩屬的回賜。背後更重要的意涵在於外國在只能接受中 國的條件下維持交往，藉此表示對中國的承認與被納入中國事務的管理制度，某 種程度上為中國降低在政治與安全層面的威脅性(Fairbank，1968:257-275)。朝貢 體系是作為內向型農耕文明的中國，得以消除邊患所採取的羈糜與懷柔手段。細 觀中越歷史，越南雖然長期以進貢、接受封賞表示順服，參與朝貢體系獲取經濟 與文化利益，避免與中國的全面戰爭，另一方面同時警戒中央王朝或地方勢力的 南侵。

越南獨立的最初階段是透過與中國軍事對抗的結果。隨著唐朝9 世紀開始放 鬆對外圍的控制，交趾郡逐漸培養軍事勢力發展自治力量。五代十國時期(907-960)的越南名義上屬於南漢政權的管轄，然而 938 年南漢軍隊與越南武裝衝突戰

國。宋朝在鞏固南方的統治後，了解收復曾經抵抗南漢軍隊的領地的困難，也清 楚北方具備更強大的安全威脅，丁部領也不願與宋朝產生軍事衝突，973 年遣使 赴北宋開封進貢。975 年宋朝冊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其子為檢校太師。雙方一 來一往，丁部領藉此取得宋朝對其自治的承認。然而，封貢關係卻無法保證越南 的和平安全，981 年宋朝侵略越南試圖重新取得控制，最終以失敗收場。其後雙 方維持一段時間的和平，直到11 世紀初，由於邊境暴亂問題及越南入侵廣西南 寧，雙方大戰後宋朝戰敗，此後兩百年雙方未再起大爭端(吳本立、宋鷗，

2004)。

元朝時期越南與中國的關係，以軍事反抗為主軸並伴隨著外交順從。1257 年 蒙古人在南下進犯宋朝時，佔領並摧毀了升(今河內)，但仍敗給越南後撤軍。之 後河內陳姓君主以獨立王國統治者對待來訪的蒙古使者，忽必烈對此表示不滿，

然越南迴避聲稱獨立的意圖，主張此為越南接待外國使者的國家風俗(Wolters，

1979:69-70)。1279 年宋朝滅亡後，元朝決定任命出使北京的越南使團的其中一名 成員為國王，越南拒絕蒙古人指定的國王證實忽必烈對其抗命不恭的質疑。引發 後續蒙古對越南陳朝進行第二次、第三次入侵，但皆未攻下越南。戰勝第三次進 犯後，越南遣使赴中國請求按前例進貢，忽必烈便應允議和，雙方恢復宗藩關 係，往後因為時間倉促加上元帝辭世後其繼任者不願再戰，而未再度興兵侵越。

另一波的戰事出現在明朝，明成祖時應陳朝皇室要求，反對胡季犛(Hồ Quý Ly)篡權謀位而出兵越南胡朝，最終由張輔率軍收復越南。明代佔領越南 20 年 後，由黎利帶領的勢力在抗明十年戰爭(1418-1427)中擊敗明朝，建立黎朝。這段 歷史從中越學者的記載可見雙方看法大異其趣。從中國學者的紀錄得以觀察明朝 佔領越南的中國視角，「其父老民眾以安南自古以來為中國土地，陳氏子孫為黎 氏殺戮既盡，繼承無人，吁請如漢唐故事，內屬為郡縣。帝允其請，乃改偽『大 虞國』為『交趾』，立都、布、按三司以治之。於是四百余年之南方失地，始告

光復，而數百萬之安南同胞，亦歡欣鼓舞，復歸祖國懷抱。此英國公張輔之功，

所以高於馬伏波也(馬援，公元 45 年平定越南)(張秀民，1992:45)。」然而越南卻 抱持截然不同的想法，越南著名的歷史學家阮克員(Nguyen Khac Vien)如是說：

「接近14 世紀末，一場重大的危機動搖了國家。當時統治中國的明王朝利用這 一時機入侵大越，並強行直接統治越南20 年(1407—1427)。然而，侵略者自最初 起就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黎朝的奠基人黎利最終奮力奪回了國家獨立(Nguyêñ，

1987:64)。」由此可見，中國將重新收復越南視為恢復天下秩序，反觀越南並不 認為自己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而是將中國視為始終對其自主權產生威脅的存 在。關於雙方對占領看法的牴觸，越南歷史學家黎清奎(Le Thanh Khoi)承認胡朝 的激進改革未得民心，才讓明朝得以藉復興陳氏之主張收服反對派(Lê，

1955:203-205)，中國的看法仍有其依據。

然而在明朝的管理失去民意的情況下，黎利挫敗明朝佔領軍建立後黎朝，同 樣依往例遣使赴明，受明冊封為安南國王，象徵明朝承認其對越南的統治實權。

對此，越南重要的史學家及政治人物陳重金解釋：「因為我國與中國相較，大小 懸殊，且孤身隻影獨處南方，全無羽翼屏障，這樣一味敵對抗拒，不肯低下一 點，則永無寧日。雖表面上屈居中國之下，但其實內裡仍然保持自主，中國人並 不干涉我國內政。這也是一種機智巧妙的外交，可使國家獲得安定(陳重金，

1992:167-168)。」儘管在戰事上越南勝過中國後取得獨立，但越南始終遵循朝貢 制度以換取中國對其自主權的承認。此後到清末，越南與中國恢復朝貢關係。清 代越南仍是與中國維持最密切宗藩關係的周邊國家之一(李穀，2001)，儘管如

1992:167-168)。」儘管在戰事上越南勝過中國後取得獨立，但越南始終遵循朝貢 制度以換取中國對其自主權的承認。此後到清末，越南與中國恢復朝貢關係。清 代越南仍是與中國維持最密切宗藩關係的周邊國家之一(李穀，2001)，儘管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