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職

「為人妻」走入婚姻是女人學習轉換角色的開始，「為人母」是女性角色翻 轉的重要歷程（潘淑滿，2005）；「母職是天生、母愛是天性」，則傳達為人母角 色中，蘊含生育與養育經驗的雙重意義，也指出社會對母親的期待。

一、關於母職發展與母職認同

母職（mothering）是環繞「母親角色」的社會身份指稱，是一種角色、功 能、職務，一組由社會建構的活動和關係；廣意而言，母職是成為和身為母親的 一切過程，包含女性在生育、養育過程中的生活經驗；而母親角色（motherhood）

則是母親在實踐親職責任時，所表現的態度、思想與行為，包含積極接納、導引 培育、照顧養育、期望成就、順從支配、管教紀律等信念（杜宜展、李鴻章，2008；

張瀞文，1997），以及在孩子出生後，母親所經歷角色轉變與對生活認知的改變，

引發情感的察覺與行為的調適過程（郭靜晃、薛慧平，2004）；而母親自孕期所 發展的母性角色與任務，則會延續到孩子的發展階段（陳金彌、毛新春、陳月枝、

黃棣棟，2010）。

早期傳統觀點普遍認為母職是女性的天職，理應由母親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

（俞彥娟，2005；陳惠娟、郭丁熒，1998；潘淑滿，2005）；Ann Oakley（1974）

指出，傳統母職迷思，包括：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母親是子女最佳照顧者、

所有母親都享受母親角色、只有全職母親對小孩最有利。Adrienne Rich 於（1976）

Of Woman Born（女人所生）一書中，將母職概念區分為｢母職經驗｣（experience of mothering），意指母親角色帶給女性的經驗；｢母職體制｣（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意指在社會制度對母親的建構，強調若無母職體制介入，母職將 會是獨特的生命經驗。Alison Jaggar（1983）將母職經驗區分為生物母職與社會

Carol Gilligan（1993）提出「關懷典範」（caring paradigm）一詞（俞彥娟，

2003），說明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會透過回應與關懷他人需求來建立自我認同 並緊密地釀嵌在文化脈絡中，意指女性較重視「關係」並會透過他人標準來形成 認同；其研究結果係對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理論進行檢視，指出其論點並未將 與人的關係納入道德發展的評估中，並說明女性照顧取向與男性正義取向的具有 差異性；Miller（1991）更提出女性透過關係成就自我，男性則是在成就中完成 自我的觀點，後續相關研究指出（邱珍琬，2004），女性的認同建立在女性如何 看待自己或自我對某些事件的解讀，種族認同對女性帶來集體意識的影響、性別 認同則建立於女性的個人角色期侍上，而母親會透過家庭成員、醫療專業人員與 媒體的論述形成對自身母職的認同（黃俐婷，2011）。

綜上可知，早期將母職視為女性天職的觀點已逐漸轉變，但母職與母職角色 的內涵與意義卻在世代潮流交迭與家庭結構轉變下，愈加顯得複雜多元；母親會 透過人與社會述論，逐漸形成對母職的認同，故研究者在理解身處華人社會中罕 病兒母職，應先理解華人文化脈絡與社會論述對母職的看法與觀點。

二、華人文化的母職觀點與社會的母職論述

母職概念是一個歷史建構的概念，提供所有女性一個性別化的行為，不論是 否生育孩子都會受到影響（陳婷玉，2010）；台灣社會的經濟結構與生活環境處 於快速變遷的世代，但我們的社會仍透過故事書、媒體和教育，傳遞華人傳統文 化中理想的父母職責原型，當中「傳統母親」的職責是照顧子女、負擔家務，使 先生無後顧之憂（王叢桂，2004；邱冠斌、黃小波，2011），這樣的原型無法符 合目前台灣社會多元化的親職角色行為，但仍紮實地建構出母職的文化形象，母 親是家庭支持和犠牲奉獻者，要實踐傳宗接代與養育子女的任務，以及成為善盡 孝道的模範，更是生病兒女的主要照顧者（李淑莉、高寶蓮、田月玄、許敏桃，

2010），上述概念不止影響華人母親的母職認同與體現母職的狀態，同時左右個 人或社會對母職的評價與觀感。

國外學者 Shaorn Hays（1996）以兒童為中心（child-centered）、信賴專家指

導（expert-guided）、高度情緒投入（emotionally absorbing），勞力密集（labor intensive）、高經濟花費（financially expensive）說明社會中密集性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 ）的最佳育兒意識型態（Medina & Magnuson, 2009；陳婷玉，2010）， 這樣的意識型態也逐漸逐步引導台灣社會的母職述論，建構出特定的育兒價值觀 並導引現代母親照顧子女的模式。身處於資訊發達的台灣，在華人文化脈絡的影 響與接收密集母職論述的育兒觀後，逐步發展出台灣社會期待的母職圖樣（圖 2-1），為「台灣好媽媽」添加更多的標準與期待。

圖 2-1 台灣社會的母職圖樣

國內母職研究（黃俐婷，2011；潘淑滿，2005）指出，社會位置差異會對母 職實踐歷程與內涵帶來影響，讓家庭結構與支持系統成為影響母職實踐策略的關 鍵因素，而台灣女性將母職視為個人責任，並把個人成就歸究於子女教養的結 果，可能會使母親受限在照顧子女的責任中，無法建構母職認同，為母親的親職 功能帶來限制；但國內近期研究（唐文慧，2011）發現，部份台灣母親在選擇照 顧子女離開職場後，會採取密集性母職方式養育兒女，同時以兼職工作或提供志 願服務的方式，達成符合社會期待的媽媽標準與迴避社會對傳統家庭主婦的負面 標籤，藉此建立對自我與母職的正向認同。

綜上可知，台灣社會變遷帶來教育普及與傳統角色分工的轉變，讓台灣女性 在就業市場開展出更寬闊的發展空間，也為台灣女性帶來不同的社會角色，但台 灣女性對母職觀點與認同仍建立在華人文化與社會主流的框架中，並影響台灣母

華人文化 母職形象

密集性 母職論述

社會期待母職圖樣 在不同社會位置的 母職樣貌（實虛線代 表不同的母職狀態）

貳、特殊兒母職與罕病兒母職

國內外針對「障礙者家庭」研究結果（陳怡如、周治蕙，2007）顯示，家有 障礙兒對整個家庭、父母與手足都會帶來影響，其中對母親的影響最大，母親在 得知孩子為特殊兒童後，心理仍需經歷接受病童母親角色的歷程，此轉折階段會 為母親調適與照護病童能力帶來影響。

一、家有特殊或身障子女之母親的母職

國內以特殊兒童或身心障礙之親職研究（林寶玉，2003；鍾燕宜、潘雨辰、

陳右振、郭煌宗，2010；羅鳳菊，2007），多以母親為研究對象、親職壓力為研 究主題，結果顯示特殊母職壓力高於一般母職、生活品質低於一般母職，主要壓 力來自病童狀態，學齡前照護以疾病病程與醫療照護為主要焦點，學齡後的照護 則受到病童發展與就學狀況影響，母職以照顧性與功能性角色為主，如照護病 童、照顧手足或管理家務；影響母親調適因素則包括母親教育程度、宗教信仰、

病童治療與預後、社會支持等。

其中，以「惡性腦瘤病童母親」為研究對象母職研究（陳金彌、毛新春、陳 月枝、黃棣棟，2010），將罪惡感視為特殊兒母職中具有建設性的因素，認為適 度的罪惡感能讓母親強化「病童母親」的角色功能，但過度的罪惡感則有礙母親 心理健康，其研究發現，特殊兒母親在面臨對未來不確定性因素帶來的影響時，

會透過1、自我修正，如調整個人生涯規劃調並降低對子女的期待，2、尋求支持，

以專業領域為主要諮詢與協助者，上述兩種方式穩定自我，以「維繫子女希望感」

來降低自己與孩子的不確定感，而歸疚病因的方式也會為母職調適帶來影響。

綜上可知，家有特殊兒會使母親在照護時，存在許多無法掌控的情境，家庭 外部因素，包括醫療、教育，家族成員或社會大眾的態度等；家庭內部因素，包 括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與經濟等；而對子女病程發展與未來適應的擔憂，成為母親 心頭無法卸下的掛慮，也突顯出家有特殊子女的母親與一般母親，在母職經驗上 最大的差異之處。

二、家有罕病兒之母親的母職

對罕見疾病家長而言（Goldberg, Garrett, Riper & Warzajm 2002; Wirgren &

Hansen, 2003），在醫療機構與專業人員與機構取得更多疾病資訊，可幫助家長發 展出明確的照護策略，當疾病對子女的行為與發展帶來影響時，會增加家長照護 壓力，而持續性的支持能幫助家長紓緩照護子女的壓力。下列研究透過訪談罕病 兒母親的生命經驗呈現罕病兒母職的樣貌：

「艱苦的航行--一個養育小胖威利症幼兒家庭的故事」（陳怡如、周治蕙，

2007），以一位小胖威利症病童的母親為受訪者，揭露家有罕病兒為家庭帶來的 影響，包括增加家庭適應與經濟負擔、縮小家庭社交圈；受訪母親經歷了夫家排 擠、不合理對待、攜子離家撫養，為了讓孩子順利就學而辦理離婚的過程；透過 上述研究可知，家族成員中無法接納與排擠母子的過程帶來的影響與傷害，而個 管員持續支持性的介入，如提供心理、經濟、衛教資訊與鼓勵母親參與病友團體 活動，也為罕病兒的母親帶來轉變。

「被疾病帶著跑—裘馨氏肌肉萎縮症兒童母親的生活經驗敘說」（李淑莉、

高寶蓮、田月玄、許敏桃，2010），邀請十一位在未知狀態下成為責任帶因者的 母親作為訪談對象，探討身為肌肉萎縮症患者母親的生活經驗，研究發現帶病子 女的發展與病程對母親帶來極大影響，研究者歸納如下：1、時空喪失：母親在 尋找病因、滿足病童生命維持與生長需要的過程中，除了日常生活起居的照護，

隨著孩子身體逐漸失能的病程，還需要加入生活失功能的專業照護，母親因而失 去屬於自己的時空感；2、身心與關係的損害：「責任帶因者」的角色讓母親出

隨著孩子身體逐漸失能的病程，還需要加入生活失功能的專業照護，母親因而失 去屬於自己的時空感；2、身心與關係的損害：「責任帶因者」的角色讓母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