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神聖空間：「文化展演」的對話與傳承
第二節 人物的殞落／地方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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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物的殞落／地方的消逝
（一）物換星移：館前路四十號
前面提過，神聖空間與凡俗空間的不同，在於前者往往藉由所謂「聖顯」
（hierophany）形成一個突破點，使得一個地方由「凡俗」轉變為「神聖」。在各 民族的神聖空間裡，這樣的突破點往往具有「世界中心」的象徵，用以連接天與 地，譬如對日本人來說，富士山就是他們的世界中心；而古代的中國皇帝倘若祭 天，則必定會登上泰山。
對邱坤良來說，有些地方也曾經是他個人的世界中心，是專屬於他的神聖空 間。它們所以在作家的生命中產生神聖意義，並非那個地方的本身多麼巍峨或多 麼雄偉壯觀，而是來自於「人」。段義孚曾說：
人是萬物的尺度，而人是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人以其身體及對待其他 人的親切經驗來組織空間，因此，空間組織一定配合和支持人的生物性和 社會的關係。50
照段義孚的說法，人與空間的關係至少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人體的姿勢與結構，
以及人與人的關係51。筆者認為，如果配合前述「空間」與「地方」的關係來談，
我們不妨說：人體的姿勢與結構產生了空間意義，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則產生了 地方意義。
對邱坤良來說，在他的人生歷程裡，我們也發現有些人物與人情，使得這些 地方對他也產生了某種特殊價值，於是在作家的筆下，有了一篇篇令人印象深刻
50 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 年 3 月），
頁 31。
51 在《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書中，段義孚用了一整個章節在討論這個部份。人體的姿勢 與空間關係，主要是因為人類獨有的直立姿勢，直立姿勢使得人類擁有垂直與水平兩條空間軸，
進而延伸出上與下、前與後、左與右等空間關係；然後者的人際關係與空間關係，在本章並沒有 太多的論述。可參見 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北市：國立編譯館，
1998 年 3 月），頁 31～46。也就是第四章「人體、人際關係與空間價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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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故事：
我應該先好好研究用何種體例來寫「南方澳大戲院史」，學《徐霞客遊記》， 還是《東京夢華錄》？或是參考司馬遷的《史記》？不管採用什麼體例，
我的「南方澳大戲院史」人物部分一定占重要篇幅。52
儘管作家不時自承對空間命題的關懷，但他從未脫離「人」去談空間或地方，因 此在他的《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以及後來的《馬路游擊》、《跳舞男女》，甚至 是其它散見於報章雜誌的篇章，他其實都秉持著「人物部分一定占重要篇幅」的 初衷來書寫。邱坤良知道，「空間」其實只是一個純粹的座標位址，「地方」才有 時間的流動，才有經驗、回憶，與故事。
館前路，只要到過臺北的人大概都會對這路名有些印象，相對於「中正」、「忠 孝」、「仁愛」、「信義」等充滿著中國意識、八股教條的符號，「館前」一詞無疑 務實許多，因為它座落在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前面，所以稱為館前路。邱坤良如此 敘述：
在那個劇變的年代，「館前路」拜臺灣首座博物館之賜，有幸保留一個務 實、明確的路名，細細小小、竹竿般的身影站在龐大的博物館前面，看起 來像個自不量力，執意要捍衛這座百年歷史建築物的慘綠少年。53
不到五百公尺的館前路，在作家眼中就像是個「慘綠少年」。但其實這條路並不 年輕，最早可以追溯到清領時期，那時它被稱為府後街，因為它位於臺北府城的 後方，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一九二二年，日本政府將臺北市所轄的一百五十五個
52 邱坤良：《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北縣：印刻，2007 年 6 月），頁 66。
53 邱坤良：《跳舞男女：我的幸福學校》（北市：九歌，2007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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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庄重編為六十四町，這條府後街被劃入表町54的範圍，而被稱為表町通，一直 要到戰後，才被改稱為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館前路。
館前路是「城內」的重要道路，所謂的「城內」亦即「臺北府城城牆之內」，
與艋舺、大稻埕一起被稱為臺北發展史上的「三個市街」。邱坤良說：
從榮町（衡陽路）、本町（重慶南路）到表町（館前路）所建構的日治「城 內」、日本人町的街市意象，與艋舺、大稻埕這些臺灣人社區迥不相同。55
臺北城的積極建設，要到日治時期才真正開始，邱坤良所謂的「日治城內」、「日 本人町的街市意象」便是來自於日治時期一共六次的臺北市街整備計畫，撇開前 兩次著重在公共衛生的建設不談，從第三次，於一九○○年八月廿三日公告實施 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將道路取直、增設九個新城門，而致街廓型態的出現，
才真正擁有了與清領時期臺北府城的不同風貌。56
位於城內的館前路，儘管不到五百公尺長，仍被邱坤良寫進〈走過館前路〉
一文裡。在文章中，作家表現一貫對空間的關注：「站在臺北車站或博物館的兩 端相互對看，短小的館前路好像一把銳利的小刀把臺北市中心切成兩半，一邊可 通西門町，一邊直達松山，也就是今日的東區一帶。」57火車站前，與館前路垂 直的忠孝西路，正是連貫東西區的重要道路：往西走便會通達西門町，沿著忠孝 西路，一直往東，走到忠孝東路，就會到達我們現在的東區。
臺北市的發展基本上是由西向東，早期的東區仍屬於臺北市的郊區，四處稻 田、荒地，一直要到七○年代忠孝東路沿線路段開通之後，才帶動了整個東區的 發展與繁榮。而館前路又是早期城內的重要道路，儘管短短不到五百公尺，但在
54 表町的範圍，大約等於今日許昌街、信陽街、漢口街一段、襄陽路、館前路一帶及部分的懷 寧街。
55 邱坤良：《跳舞男女：我的幸福學校》（北市：九歌，2007 年），頁 246。
56 相關論述可參考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第四章「穿透臺北的日治空間工程」（臺 北：群學，2010 年 9 月）。
57 邱坤良：《跳舞男女：我的幸福學校》（北市：九歌，2007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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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心中，隔開東西區的它其實正見證了臺北市的發展史。
至於做為臺北車站與臺灣博物館之間的中樞，小小的館前路更是許多到臺北 的人，心中的重要回憶：
從百年前闢建開始，它就是老臺北人生活中的重要記憶，以及許許多多頂 港人、下港人進京的第一印象。各地來的遊客下車後總是身不由己地，先 到館前路報到，然後才按圖索驥，繼續往各地景點「到此一遊」。我國小 時代跟隨家人來到這個繁華都市，走出火車站，就是順著館前路一直走到 新公園，然後才往碧潭、木柵仙公廟。館前路是我對臺北的初體驗，也是 首度臺北之旅的第一個記憶。58
對邱坤良這個成長於宜蘭南方澳的孩子來說，初來大臺北的他，與家人一同走出 火車站之後的第一個景點，就是位於博物館旁的新公園（現稱為二二八紀念公 園），所以走出火車站的他們，必定是直接過馬路，沿著館前路前行。
圖 13 館前路是臺北車站與博物館間的中樞要道。（蔡明男攝影）
58 邱坤良：《跳舞男女：我的幸福學校》（北市：九歌，2007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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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時的館前路，對作家而言只是一個初步的臺北印象，是一條連結臺 北火車站與臺灣博物館、新公園的道路，還不具什麼重要意義。他對邱坤良的特 殊意義，讓作家產生濃厚「地方感」之緣由，要到作家來臺北念書之後。邱坤良 說：「六○年代後期到七○年代初期，我到館前路如同俗諺所謂的行灶腳、進廚 房。不論上學、回鄉、採購、休閒，都要走這條路。」59尤其一九七一年，邱坤 良自文化大學史學系畢業，進入史學研究所就讀之後，他的論文指導老師：俞大 綱（1908—1977），就在館前路上的怡太旅行社掛名董事長，因此他走來這條路 的機會便更多了。
七○年代，怡太旅行社的辦公室可以說是臺北一個重要的文化沙龍，許多當 今藝文界知名的人士都曾聚集於這間辦公室，浸沐在俞大綱先生的春風化雨裡 頭。其中一人，便是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1947—），他後來寫了一本名 為《高處眼亮》的散文，記錄著他對自己一生舞蹈歲月的告白，在這本書的扉頁 上便寫著「獻給俞大綱先生」幾個斗大的字樣，裡頭一篇〈館前路四十號〉就是 紀念俞大綱先生當年對他的鼓勵：
大綱先生那時擔任怡太旅行社董事長，辦公室就在博物館一箭之隔的館前 路四十號。六七○年代出現在那十坪不到小辦公室的人士包括李翰祥、江 青、胡金銓……張曉風、施叔青、李昂、平劇界人士、文化戲劇系學生、
文教記者、各種各類的作家、詩人、藝術家，或請益，或聊天，或只坐在 那裡聽別人說話。人來人往，午餐時間到了，老師就叫排骨麵，請大家吃，
吃完再談下去。那是臺北最開放的沙龍與文化教室。60
邱坤良當時也是這文化沙龍的一份子，據他回憶，這個小小的辦公室已經不只是 作為公司業務的處理地點，它更是一間「教室」，是文化的集散地：
59 邱坤良：《跳舞男女：我的幸福學校》（北市：九歌，2007 年），頁 247。
60 林懷民：《高處眼亮：林懷民舞蹈歲月自白》（北市：遠流，2010 年 10 月 1 日），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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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的辦公空間不超過三十坪，董事長室更不到兩坪大。室不在大，有 俞先生則名。他在「斗室」一面抽菸、喝茶，一面上課，學生則邊聽邊抄 筆記，偶爾拿起他桌上的寶島牌香菸，對抽起來。在煙霧瀰漫中，師生無 拘無束地討論、聊天，再一起吃飯，一起看表演、展覽。這間辦公室不但 當教室，也是那個年代臺北著名的小文藝沙龍，經常高朋滿座，文化、藝 術界人士前來談文論藝、月旦人物者絡繹不絕。61
由此來看，這間怡太旅行社的董事長室不只對邱坤良來說別具意義，對當時的藝
由此來看，這間怡太旅行社的董事長室不只對邱坤良來說別具意義，對當時的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