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溫州利率市場化改革背景介紹
第一節 溫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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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溫州利率市場化改革背景介紹
溫州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背景與溫州經濟發展模式有關，因利率改革最先是要 解決當地民間金融活動過盛，影響正規金融機構經營績效的問題，故透過利率浮 動增加農信社吸引資金的能力。而溫州非正規金融的興盛與其經濟發展特色極為 相關，亦即以個體戶、零售商、中小企業等私營經濟體，因產權私有與規模較小 的緣故，正規金融機構較不願借貸予缺少擔保證明的私營企業主，在缺少資金來 源的情況下，企業主遂轉向非正規金融機構借貸。因此，溫州私營經濟的興盛，
亦帶來非正規金融活動的迅速發展，私營經濟與非正規金融活動成為溫州模式的 主要特色。本章首先介紹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特色與興起之因。再次，討論溫州 非正規金融活動與機制的發展，並說明 2002 年之前溫州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歷 程。
第一節 溫州模式
一、 溫州模式下的經濟發展
溫州，位於中國大陸東南部，為浙江省地級市之一，亦是該省人口最多的城 市，常住人口數為 912.21 萬。行政區劃下轄鹿城、龍灣、甌海三市轄區，瑞安 與樂清兩縣級市，以及永嘉、洞頭、平陽、蒼南、文成與泰順六縣。溫州經濟發 展以二級產業為主，2012 年三級產業比重分別為 3.1：50.5：46.4，全省工業產 值為 6839.36 億元。六大行業為其重點產業，分別為電力機械與器材製造業、皮 革及其製品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通用設備製造業、紡織服裝服飾業與 橡膠塑膠製品業，其中機電類與鞋類出口更為其出口貿易總額的前兩大行業，溫 州更被稱為中國鞋都，許多城市亦被賦予國家級工業產業基地的地位（中國溫州 2013；溫州市統計局 2013）。私營經濟為溫州主要的發展部門，2011 年私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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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數有 82801 家，佔全市企業總數的 99.5％，私營經濟產值佔全市總產值 95.5
％，貢獻之稅收佔上繳稅收總額的 80％（溫州年鑑 2012）。
由上述討論可知，溫州為私營經濟發展相當興盛之處，更被認為是中國大陸 私營經濟的起源地，歷年來多次成為全國經濟與金融改革試驗區，其發展道路更 被冠以「溫州模式」之名。改革開放後至 1990 年代，溫州取得驚人的經濟成長，
1998 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為 677.19 億元，較 1978 年多了 4.3 倍。平均增長率為 每年 16％，不僅高於全省的 13.7％，亦高於全國平均 9.8％的增長速度。全市經 濟總量佔全省比例從 1978 年的 10.7％上升至 13.6％，為全省第三（溫州市統計 局 1999，9）。
溫州亮眼的經濟表現，主要來自農村工業化的發展。20改革開放至 1980 年 代中期，以農村家戶為基本單位，並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如家庭工廠、聯合企業 與個體工商業等，投入至生產活動中，使全市產值與平均收入的快速增加。1980 年代中期，溫州農村工業化發展更為迅速。1984 年，溫州農村總產值中家庭工 業佔比達 60％。農村工業產值亦自 1980 年代的 4.03 億，增加至 1985 年的 22.7 億。1985 年溫州工、農業總產值達 25.3 億，農業、工業與第三級產業比例分別 為 25.4％、61.4％、13.2％。農村勞動力結構亦有明顯變化，1980 年農村勞動力 從事農業、工業、商業與服務業比例分別為 78.32％、17.68％、4.2％。到了 1985 年，三者比重變為 62.71％、21.81％、15.48％，其中單純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比重 僅達 28.5％。農村總產值的變化更為明顯，1980 年，種植業產值佔總產值比例 為 64.4％，於 1985 年僅剩 25.3％，工副業產值則從 17.4％上升至 65.3％。同時 期的溫州農村平均收入亦普遍增加，自 1980 年的 165 元增加至 1985 年的 447 元，高於全國平均的 335 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溫州農村調查組 1986，
6；鄭紅亮 1987，50-52; Li 1990, 108-09）。
溫州家庭工業的成長，伴隨而來的是國有部門佔總體經濟比重的下降。1980
20 原先家庭聯產承包制僅限於種植生產，但溫州卻將家庭經農業營擴展至二、三級產業，主要 生產小商品，如鈕扣、徽章與卡片等（何榮飛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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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有部門與家庭部門，兩者佔零售業比例分別為 38.6％與 2.1％。但到了 1985 年，兩者比例均為 27.5％，顯見溫州家庭零售業於此時的成長快速（鄭紅亮 1987;
Bramall 1990, 44）。當時城市中以國有與大集體企業為主的發展，其經濟增長速 度較慢。集體企業工業產值比例自 1980 年代的 55.96％，於 1985 年下降至 54.1
％。但個體企業（包含村以下的聯戶與家庭工業）比例，則自 12.6％上升至 27.47
％。全市經濟結構變化，亦自 1980 年代以國有與集體企業為主的發展，轉變為 以個體經濟為主的所有制經濟。1998 年，溫州工業總產值結構，國有企業與非 國有企業比重分別為 30.7％與 69.3％（溫州統計局 1999）。溫州以私營與個體 經濟的發展，讓許多中央領導人至溫州考察，探究溫州如何得以迅速發展？當時 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副總理萬里與人行行長陳慕華等中央領導人，皆至溫州訪 問，1986 年溫州更成為全國第一個商品經濟的試驗區（陳宣崇 1987）。
二、 溫州模式的特點
由改革開放後溫州的整體經濟發展可看出，1980 年代溫州經濟快速增長主 要源於，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農村工業化與個體經濟為主的經營方式，並伴隨著 國有與集體經濟比重的下降。此種以家庭工業與個體經濟為特色的發展，引起廣 泛關注，因為快速的經濟成長並非來自國有部門，而是來自非國有部門的投入。
1985 年解放日報的評論家，稱此種經濟發展道路為「溫州模式」（張也平、桑晉 泉 1985）。人民日報更將溫州此種不同於當時蘇南與浙北以鄉鎮企業為主的發 展，稱之為謎（吳長生 1985；盧聲亮 1986）。
費孝通（1986a; 1986b; 1986c）於 1986 年至溫州調查，並於《瞭望》雜誌發 表「溫州行」三篇文章，首先帶出對溫州此種特殊經濟發展道路的討論。其認為，
溫州由於自然環境條件上人多地少的限制，讓溫州人必須出外經商以維持生計。
但此種因自然條件限制，卻帶出溫州模式的「以商帶工」、小商品、大市場、的 特色。換言之，溫州人最先僅從事買賣，以農商結合維持生計，其後因資本逐漸 積累，開始自行生產商品，而產品以小商品為主，如鈕扣、徽章、小電器等。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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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吳象 1986; 1994；林白、金國文、周益林、胡方松 1987，119-130）。此種「一村一戶到一戶一片，一村一品到一鎮一品」的家庭工業化生產之群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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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出口貿易，故呈現「產權明晰、內源資本、區際貿易」的特點（趙偉 1999; 2002）。
1980 年代初期，溫州地方政府對經濟採取較為放任與不直接干涉的管理態度，
亦讓溫州的私營經濟得自主發展（張仁壽 1994，26；杜潤生 2000）。總體而 言，溫州模式可歸類為五大特點，（一）農村家庭為基本的生產單位。（二）生產 產品為勞動密集、技術層面較低的商品。（三）家戶之間呈現水平分工，市場專 業化取向。（四）遍布全國的銷購網絡。（五）倚賴非正規金融作為資金來源(Tsai 2006, 2-3)。
溫州模式雖有產權清晰、專業市場與充分利用剩餘勞動力等特點，但於發展 過程中仍有問題產生，如因競爭激烈，故常有假造、仿冒等商品品質低劣等問題。
而以私營經濟為主的發展，使企業的資金來源多以非正規金融為主，正規金融對 私營經濟的助益不大，23民間金融詐騙的問題一度盛行。1990 年代，溫州經濟開 始出現衰退現象，當地企業雖透過群集效應或產業升級等策略以強化競爭力 (Sonobe, Hu, and Otsuka 2004; Huang, Zhang, and Zhu 2008)。然而，當地自然資源 貧瘠，其他生產資本如勞力與土地，因面臨其他地區競爭以及當地企業快速擴張 快速而提高。因此，1990 年代後期，許多溫州企業開始外移至其他生產成本較 為低廉的地區，溫州經濟增長速度逐漸趨緩（劉雅靈 2011，72）。
溫州經濟雖逐漸面臨發展難題，但自家庭工業化、產權制度到市場經濟的討 論，皆可見溫州模式的特殊性。易言之，以私營經濟帶動整體地方發展的趨勢，
不同於其他地區以集體或國有企業為主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於改革開 放後仍對市場經濟有所爭辯，為何溫州私營經濟得在此種情況下持續發展？1982 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做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派遣浙 江省委工作組進駐溫州，將當時八名從事個體經營全數入罪。但 1984 年中共中 央又公佈一號文件《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允許農村進行商品生產。
23 1985 年溫州企業所需資金來源，自有資金比例為 30％，國有銀行與信用社佔比 34％，民間借 貸為 36％。有鑑於溫州企業面臨資金供不應求的問題，1986 年溫州成為全國金融體制改革試點 城市。實行利率雙軌制、增加信用社金融服務、擴大國有商業銀行基層分行經營自主權、以及農 信社實行利率浮動、並調降存款準備金（詹武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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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溫州甚至成為全國第一個商品經濟的試驗區，可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 濟與股份經濟（姜衛東 2011）。由當時中國大陸政策變化可看出，國家對於私 營經濟的態度不定，時而打壓、時而允許。溫州私營經濟是如何於此種國家政策 搖擺不定時發展？
三、 溫州私營經濟發展之成因
1980 年代溫州模式的發展，學者主張源於經濟與政治上的空間。經濟空間 方面，Bramall(1990)認為，1978 年後中國大陸宏觀經濟政策的改變，以及溫州 地理因素較不適合務農兩因素，雖能部分解釋溫州家庭工業的快速成長。但還有 一個關鍵因素在於，當時國企改革的失敗以及政策對鄉鎮企業的限制，反而讓地 方政府給予家庭部門有部份的經濟自主性。地方政府默許讓家戶除了務農之外得 以經營工業，給予個人與家庭利潤誘因，因而帶動經濟產值的快速成長。此外，
透過戴紅帽（wearing a red hat）與掛戶的方式，將私營企業註冊為集體企業。亦 即企業登記類型為地方政府所管理與經營，但實際上為私人運作的策略，以幫助 私營企業不被當時不確定的政策環境所懲罰。Allen Liu(1992)亦發現，溫州 1980
透過戴紅帽（wearing a red hat）與掛戶的方式，將私營企業註冊為集體企業。亦 即企業登記類型為地方政府所管理與經營，但實際上為私人運作的策略，以幫助 私營企業不被當時不確定的政策環境所懲罰。Allen Liu(1992)亦發現，溫州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