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與相關研究

第三節 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與相關研究

一、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之基本概念

無法忍受不確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被認為是一種認知上的偏 誤，這樣的認知偏誤會影響個體在不確定情境中的行為、認知以及情感上的理解能 力、詮釋能力及反應能力（Dugas, Schwartz, & Francis, 2004）。雖然無法忍受不確 定性尚未有被多數人所接受的操作型定義，但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被視為是一種認 知上的脆弱因子，通常和負向信念相關，也會挑起個體擔憂的情緒狀態（Koerner

& Dugas, 2007 ; Wright, Clark, Rock, & Coventry, 2017），Wright 等人在 2017 年整理 過去十年的文獻發現，無法忍受不確定性有以下特點：（一）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也 可被視為人們一種先天性的特質或氣質，具有可塑性，並非不能改變。（二）無法 忍受不確定性特質高者會提高情緒疾患發展的風險（三）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在情緒 疾患的病理學上扮演重要的相關因素，通常和「擔憂」類別的情緒疾患有直接相關，

如：廣泛型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 Dugas, Gagnon, Ladouceur

& Freeston, 1998)。在現實情境中，當人們碰上非預期性或模糊不確定的事物，原 始情緒本就會感到擔憂或焦慮，然而，無法忍受不確定此種特質較凸顯的人，則對 不確定性情境的忍受閾限較一般人低（Ladouceur, Gosselin, & Dugas, 2000）。

二、無法忍受不確定性構念釐清

在「無法忍受不確定性」此構念被提出之前五十年，Frenkel-Brunswik 在 1948 與 1949 年先行提出一個類似的構念稱為「無法忍受模糊性」（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IA）。根據以往研究指出，無法忍受模糊性指個體將模糊的情境詮釋為 威脅的來源，並對此詮釋過程有不舒適之感（Kirton, 1981; MacDonald, 1970; Majid

& Pragasam, 1997）。Bhushan 與 Amal 在 1986 年提出個體在無法忍受模糊性的臨 床表現有以下特點：（一）認知反應上個體傾向將模糊情境非理性地、嚴格地區分 為黑與白（二）情緒反應上個體傾向對模糊情境產生擔憂、不安、生氣、焦慮等情 緒（三）最後，行為反應上個體傾向拒絕、迴避模糊的情境。有許多學者更進一步 解釋「模糊的情境」：當個體面臨的情境在認知、情緒及行為上的體驗是前所未有、

複雜，加上個體運用以往經驗、反應尚不確定能解決所面臨之情境，稱為「模糊的 情境」（Budner, 1962 ; Bhushan & Amal, 1986 ; McLain, 1993）。

無法忍受不確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構念之起源，是由 Krohne 在1989 年所做關於人類因應壓力行為的研究，這個研究企圖解釋個人對於壓力情 境的反應，並聚焦在研究人們面臨有威脅性或是模糊情境的壓力因應反應。在 Grenier、Barrette 與 Ladouceur（2005）不確定性是情緒上被「模糊刺激物」所激發 的厭惡感受，其中包含兩個概念，一為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二為無法忍受情緒激發 性，這兩種無法忍受（Intolerance）的面向分別作用於人類不同內在因應壓力的警 報系統，如：「警戒因應」策略系統與「認知迴避」策略系統。無法忍受不確定性 會啟動警戒（Vigilance）系統，協助人們加強接收外在威脅資訊的強度，地毯式的 搜尋外界警告訊號，使威脅最小化。另一方面，無法忍受情緒激發性則和認知迴避

（Cognitive-Avoidance）策略相關，認知迴避系統協助個體避開外界有威脅的相關 資訊，企圖協助人們過濾掉無效的警告，將外界威脅訊息最小化，以避免人們浪費 內在資源（林孜嶸，2009）。

無法忍受模糊性（IA）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IU）的構念透過 Grenier 等人

（2005）才有較明確的區分性。Grenie 等人將無法忍受模糊性分解成：「無法忍受」

& Ladouceur, 2005 ; Koerner & Dugas, 2007; Koerner, 2014; Kaiser, Naved, & Arbaaz, 2017 ;Ladouceur, Gosselin, & Dugas, 2000）當增強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程度，擔憂 的程度也會隨之提高。

（一）臨床相關研究

在針對 GAD 患者的臨床研究中發現普遍 GAD 患者皆有：「即使目前每一件事 都很不錯，我仍然感到擔憂，因為我擔心事情可能將會有所變化。」的認知歷程，

Dugas 等人（1998）架構出 GDA 的認知行為模式，包含了四個重要的成分，分別 為無法忍受不確定性（IU）、負向問題定位（Negative Problem Orientation）、認知迴 避（Cognitive Avoidance）以及對憂慮的信念（Beliefs about Worry）。四項成分中IU 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影響因子，Dugas 等人認為日常生活事務中皆充滿不確定感，此 感受會引發個體「要是…又會…」的情緒，此擔憂的情緒又會受不確定感再影響，

維持了個體擔憂、焦慮的狀態。圖1 為 Dugas 等人 （1998）架構出 GDA 的認知 行為模式圖：

圖1 GAD 認知行為模式圖

（Dugas, Gagnon, Ladouceur, & Freeston, 1998，引自林孜嶸，2009，p.13）

臨床上，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除和擔憂、GAD 有高相關之外，近年有許多研究 在探討無法忍受不確性與憂鬱症、強迫性行為（Kaiser, Naved, & Arbaaz, 2017;

Reuman, Buchholz, Blakey, & Abramowitz, 2017）等情神疾患中扮演的角色。

（二）非臨床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研究

無法忍受不確定性（IU）是個人針對生命中不確定事物的感知、理解、詮釋以

及反應的方式，IU 作為人們一種天生的特質，除了病理學上的研究之外，近期開 始有學者將IU 作為潛在的調節變項，探討一般人日常壓力與焦慮的關係（Chen &

Hong, 2010；Zlomke & Jeter, 2014）。

Chen 與 Hong（2010）以特質－壓力假說（Diathesis-Stress Theories）為框架，

針對110 名學生以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為調節變項探討日常壓力（Daily Hassles）與 焦慮的關係。特質－壓力假說認為「生活事件」與「精神症狀」之間的關係可以藉 由個人特質來調節。其研究結果發現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對焦慮情境中的日常生活 壓力不具有調節效果。可能原因為該研究所使用測量日常壓力的量表太過局限於 某一生活領域（Zlomke & Jeter, 2014）。但此研究貢獻在：第一，支持特質－壓力 假說的概念並非僅能適用於精神疾患者，也可應用於一般民眾；第二，擴大對於無 法忍受不確定性的研究範圍，不再侷限於GAD。

Zlomke 與 Jeter（2014）針對 1092 名成年前期的對象進一步以無法忍受不確 定性（IU）為調節變項，探討日常壓力與擔憂之間的關係，並將日常壓力再細分為

「一般生活壓力」與「生活重要事件」。研究結果修正Chen 與 Hong（2010）的研 究，發現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對日常壓力與擔憂有強的調節效果，且無法忍受不確定 性對「一般生活壓力」與擔憂的調節力更勝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對「生活重大事件」

與擔憂的調節力。當個體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為高時，其日常壓力越高，擔憂則越高；

當個體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為低時，日常壓力幾乎與擔憂沒有關係。

Luhmann、Ishida 與 Hajcak（2011）發現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和做決策的獎勵機 制和主觀控制感有關，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傾向去選擇籌賞性較低且風險較大 的「立即性」獎勵，以避免和不確定情境相關的困境，這種反應的趨力來自個體想 躲避在不確定情境中的負向情緒。當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在一般日常的壓力情 境之下，可能會有衝動做出糟糕決策的傾向抑或直接迴避做出決定（Zlomke & Jeter, 2014）。衝動決策對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的回饋在於避免等待與不需經歷等待過 程中的負向情緒；而迴避做決策對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的回饋在於可以第一時

間有效減緩擔憂與焦慮，對問題解決情境變得較不敏感，某一程度上增進個體問題 解決的假性信心，當個體習慣使用迴避策略因應問題情境，此不行動的因應策略隨 著時間流逝使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內在維持高度的擔憂。擔憂與個人問題解決 能力在研究上並沒有直接的相關，但會和個人問題解決的信念有關。無法忍受不確 定性也會影響個體問題解決的信心，並和問題解決的定向感與控制感相關（Davey, 1993）。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高的個體對問題解決的過程會較容易感知到缺乏控制感，

並視問題情境為危機非轉機的機率較高。（Luhmann, Ishida, & Hajcak, 2011 ; Zlomke

& Jeter, 2014）。而在 Zlomke 與 Jeter（2014）的研究中有兩項非常有趣的發現：第 一，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在日常壓力最小的情況之下經歷了最高程度的擔憂，他 們推測會出現如此情形是因低水平的日常壓力不能提供充足的問題解決機會，讓 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有動力去向固有的威脅反應。第二，即使個人的無法忍受不 確定性程度低，但若個人同時感知到低的控制感則也會有較高程度的擔憂。

四、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之測量

無法忍受不確定量表（IUS）是由 Freeston 等人（1994）為評估個人的無法\忍 受不確定性所編制，為自陳式量表。王淳慧（2007）將 IUS 翻譯成中文版本，原始 內容包含27 題有關「對不明確刺激的情緒及行為的反應」之陳述題，以五點量表 為評量方式，分數越高代表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越高。王淳慧（2007）的研究中，顯 示中文化後的完整版量表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 (α= .89)。然，近年來許多研究支 持12 題的短版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量表便足以測得無法忍受不確定之構念（Boelen et al., 2010; Birrell et al., 2011）且在結構更單純的情況下，有更穩定且有效的評估 能力。

小結

總體而言，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和擔憂有很強的關聯性，並被視為一種認知偏誤，

會影響個體在不確定情境中的反應能力，使個體傾向對未來尚未發生之事做出負 向解讀，而較採取迴避或衝動決策的因應行為。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除和個體的問題

解決定向感相關，也和個體的控制感有關，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個體在問題解決 的歷程中較容易感到失控。目前較少研究以一般民眾之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為主對 人口結構之背景變項進行分析，如：探討性別、年齡、就業狀態等在無法忍受不確 定性上之差異。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直至近年才有研究應用於一般民眾，因此本研究 欲初探臺灣成年人人口結構之背景變項在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上之差異與相關情形，

解決定向感相關，也和個體的控制感有關，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個體在問題解決 的歷程中較容易感到失控。目前較少研究以一般民眾之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為主對 人口結構之背景變項進行分析，如：探討性別、年齡、就業狀態等在無法忍受不確 定性上之差異。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直至近年才有研究應用於一般民眾，因此本研究 欲初探臺灣成年人人口結構之背景變項在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上之差異與相關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