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行為學理論的演進

在聯合國不斷以國際會議與宣言傳遞環境教育重要性的同時，學術領域的研 究也不停在邁進。一開始的假說集中在藉由知識的教育產生態度，進而發展為負 責任的環境，其架構如圖 1 所示之傳統環境行為結構理論。不過在眾多研究中可 以發現，這樣的單純線性結構幾乎沒有辦法形成(Hungerford & Volk, 1990)。

圖 1. 傳統環境行為結構理論(Hungerford & Volk,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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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Hungerford & Volk 的研究，Jensen & Schnack(1997)也同樣指出環境知識 與環境問題的覺知並不是環境行動形成的原因，也沒有辦法因為環境問題的覺知 與環境問題的知識轉變為環境行動。在 Pettus & Giles(1987)的研究中更顯示出知 識、態度、行為之間並沒有明確的關係。

於是 Hines 等人於 1987 年提出了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型(Model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B)，認為負責任環境行為需具備行動技能、對行動策略 的知識、對議題的知識，並與個性因子產生行動意圖，最終與情境因素共同促成 負責任環境行為，其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負責任環境行動模型(Hines et al., 1987)。

然而此一模型雖然廣為環境教育研究中被使用，但其仍為一結合多條路徑的 概略架構模型。研究者認為，此一模型介於一個簡單又不太簡單，複雜卻又尚未 完善的中間地帶。因此環境教育研究領域或許應該建基在此類模型基礎上，向下 研究簡單之路徑，向上以簡單路徑的結果繼續拼湊完整之行為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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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環境教育為主的行為學研究，社會學的研究也常被使用在預測環境行 為上；最常見的例子就是麻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Ajzen(1985)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 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此行為理論常被使用於解析消費行為與健康 行為，並認為行為的產生是由於態度(attitude)、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與感知行 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所控制。態度為行為者本身的是非概念，而主 觀規範則來自於周圍環境出現之他人規範，最後的感知行為規範則是行為者在本 身與他人觀念外，對於行為限制的感受。

此行為理論擁有嚴謹的計算方式，在各類行銷市場及健康促進政策等要求嚴 密數據的使用上頗具優勢。曾經因為未考量信念因素而受批評(Chao, 2012)。後 Ajzen(1991)又逐步修改其模型。在態度前增加行為信念(Behavioral Beliefs)、主觀 規範前增加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s)、感知行為控制前增加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其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Ajzen 計畫行為理論模型 (Ajzen, 1991)。

而研究者則認為，環境教育理念所講求的並不只是結果與行為之預測，而在 於應更著重於價值觀與選擇方式之養成與改變；與 Hines 的 REB 模型相比 TPB 模 型則顯得較為消極，可能較適用於著重在控制群眾行為的政策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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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Stern et al.(1999)又以環保運動為研究對象，提出了價值-信念-規範理論 (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模型。其理論認為各類價值觀所塑造的新環境典範 (New Ecological Paradigm)會產生對後果的認知(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而透 過責任的歸屬(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產生親環境的個人規範(Pro-environment Personal Norm)，進而產生各類環境行動，其結構如圖 4 所示。與前述兩模型相比，

其對於價值觀相對重視許多。

圖 4. 價值-信念-規範理論模型(Stern et al., 1999)。

VBN 模型巧妙地解釋了環境運動人士行動產生的路徑，並且歸納出各項影響 環境運動者的因素，然而這些因素是否能夠成功透過教育傳達呢？到底是怎麼與 受教育者產生關係，在此模型中也未能說明。

隨著學術界不斷的研究產生，對各種模型進行討論、改良或是批判的研究也 不斷推陳出新。Hungerford & Volk (1990)在 Hines 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新的模型，

以進入階段變項(Entry-level variables)、所有權變項(Ownership variables)和賦權變 項(Empowerment variables)，闡述行為過程由進入的初步瞭解，並隨著掌握越來越 多，最後隨著權力意識產生環境行動的過程(如圖 5)。然而問題依舊，這麼多的理 論基礎圍繞著行為的產生，但卻未曾針對路徑作用的族群進行研究；也不清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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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為的造成，是不是與個人本身的特質有關，以至於多數的教育方式只能以消 極的方式進行，而不能準確地激發出行為。

圖 5. 行為流程圖：環境參與的主要與次要變項(Hungerford & Volk, 1990)。

而 Chao ( 2012)年則在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發表一篇以結構方程 式分析 Hines 與 Ajzen 的 REB 與 TPB 的論文。最後發現 REB 模型在環境教育領 域的預測性比 TPB 模型還顯著；並指出在環境教育的領域中 REB 模型的預測性也 不高，但在環境教育領域的研究中還是值得作為基礎架構來研究。

因此研究者認為，雖然環境行為研究在這些年的發展中已有很多的論文產 出，但基本上仍圍繞著基礎的行為理論前進。然而，這些模型大多考量可以改變 之因素，而少見針對較難改變之人格特質進行研究；可能因為人格特質的難以改 變性讓其他研究者認為沒有研究價值，但如果可改變的行為模式加諸在難以改變 的特質上，並瞭解其中相互作用，也許可以更明確的知道環境行為如何在人的本 質上運作，同時也可能讓環境教育推動者更快的找尋出合適的教育方式。

研究者決定進一步根據 Chao (2012)之理論，選用 Hines 之模式，並依據 Chao 指出，個性因子具最高推導性，將其擷取出並找尋更多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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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態度因素上，REB 模型中顯示態度和行為之間有適度的正相關關係 (Hines et al., 1987)。而態度通常被定義為人對於其他對象或問題具持久性正面或負 面的感覺。而態度與信念相關且兩者無法明確分開，而態度被認為是對行為的最 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Newhouse, 1990)。依據此論述，信念可在 REB 中之態度放於 同一因子。Shwartz（1978）也發現，如果人們制訂具體的態度，這些特定的態度 可以更好預測人們的行為。

根據文獻研究者提出假設 1：態度對影響環境行為意向有正向影響。

而控制觀則是指會加強一個人的信念的運作模式。一個人的人格特質中如有

「內控傾向」告訴他加強某種行為，則較可能產生該種行為；而這種行為會繼續 加強他（她）的內控觀。而另一方面若一個人有一個「外控傾向」不相信他的作 為能造成影響，因此他可能就根本不會去做。在 REB 中控制觀與行動策略的認知 技能相比，其實並沒有良好的預測能力，但是同樣重要的它可能與其他變量有協 同作用(Hungerford & Volk, 1990)。過去有許多的研究已經證明控制觀及環境行為 之間有所連結(Hines et al., 1987; Hwang et al., 2000; McCarty & Shrum, 2001)。

Newhouse (1990)同樣也認為控制觀是影響環境行為的因素。而控制觀同是預測環 境行動的主要變項，這個重要的情意變項是如何形成的，國內幾乎沒有文獻去探 討(許世璋，2003)。

根據文獻研究者提出假設 2：控制觀會對環境行為意向有正向影響。

最後關鍵的因素則是個人責任感，大多的文獻也認為個人責任感會促使親環 境的行動的產生(Fransson & Gärling, 1999; Kaiser & Shimoda, 1999; Newhouse, 1990)。而控制觀與態度、價值觀共同影響人類的行為；而同常會優先考慮其責任 (Stern et al., 1993)。而許世璋(2003)也同樣環境責任感是預測環境行動的主要變項 並需要被討論。

根據文獻研究者提出假設 3：個人責任感會對環境行為意向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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