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性戀親密關係中常見議題及相關研究

無論是否處於婚姻之中，親密關係都可能面臨不同的挑戰與危機。諮商學 者 Gladding（1995）在其所著的家族治療專書中提到婚姻問題包括外遇、婚姻暴 力、婚姻衝突與分居離婚等，且彼此可能互相關連。陳月靜（2001）回顧國內外 對大學生的分手研究，亦歸納出可能導致分手的因素，包括雙方的差異（如價值 觀不同、無法溝通）、環境的限制（如距離或父母反對），以及有其他的人選介入

（如第三者）。與這些研究相似，在本研究所分析的問答專欄中，最頻繁出現的 投書即為與劈腿或外遇相關的「多重情感關係」，其次為「關係經營困境」與「婆

媳問題」，此節將回顧相關研究對這些議題提出的見解。

一、親密關係經營困境

一般針對親密關係經營的研究多為量化研究，其中主要研究對象多為婚姻 關係，通常經由關係的穩定性、品質、滿意度、修復關係或處理關係本質內的相 對拉力，概述、評估關係經營的狀態，若拉力失衡即產生經營困境。因此，國內 不乏婚姻教育觀點的相關研究及期刊文獻，提供人們婚姻關係經營，解決關係衝 突等的實務建議。

影響夫妻親密關係的因素十分廣泛，生活中的各種事件都有可能引起關係 危機，如個人習慣、雙方社交圈、子女教養、姻親與婆媳問題、外遇、財物、性 生活等，並造成雙方的親密度降低，感情逐漸冷淡、流失。Olson 與 DeFrain（2000）

發現結婚年數的不同，引起婚姻衝突原因的順序也有所差異。結婚六個月時引起 衝突的原因依序是：家事衝突、金錢處理、時間及注意力；結婚一年時，家事衝 突仍是引起夫妻爭吵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時間及注意力，最後才是金錢處理；結 婚五年時家事問題以及時間和注意力並列引起衝突的第一名，但性的問題則由第 十三名上升至第三名。這可能是由於家庭生命週期的階段性任務不同，夫妻所著 重的部分也會不同，當然引起衝突的事件也就不同。而在國內則是以「子女教養 問題」為主，這可能受到國情文化不同之影響，就華人而言，婚姻非僅兩人結合 關係，而是家庭的婚姻。生了孩子後，父母的生活重心大多圍繞在子女身上（卓 依蒨，2012）。也就是說，親密關係的經營是動態歷程，特別是進入婚姻之後，

維繫力、吸引力、吸力與推力並非固定不變，因此良好的溝通常被視為進入穩定 的關係狀態中的重要途徑。

國內研究有許多以溝通品質來探討關係的滿意度，特別是針對婚姻關係。

謝銀沙（1992）提到溝通是一種交換訊息的歷程，婚姻溝通是夫妻間相互瞭解的 管道，夫妻藉由溝通傳送思想、情感、意見等訊息。在婚姻溝通中，雙方有互為 親密伴侶的感覺。多數研究立場亦強調溝通、凝聚力和彈性是決定婚姻和家庭的

最重要因素。凝聚力是指家庭成員間彼此關係的親密程度；彈性是指婚姻或家庭 系統改變的程度。好的溝通幫助家庭在凝聚力和彈性上維持平衡，使家庭系統健 全地運作（Olson, DeFrain＆Skogrand，2008），夫妻應該提高溝通的品質、好好 規劃婚姻生活、警覺人性的軟弱等，是每對夫妻經營婚姻生活時皆可以學習的原 則（王雅玲、李瓊雯，2011）。有效及互相滿足的溝通是幸福婚姻的先決條件，

但當婚姻出現難以修補的裂痕時，一般男性較不願意對外人傾吐，女性則會去找 朋友、家人吐吐苦水，卻也未必能提供建設性的問題解決方法，僅在支持性的功 能比較明顯，此時尋求婚姻與家庭諮商專業人員及機構的協助是可行的因應之道。

透過專家在「旁觀者清」的角度上，客觀地瞭解、診斷與評估，找出相處中的關 鍵問題和雙方各自在面對問題時阻礙識見的盲點（許瓊華，2009）。這些觀點使 實務工作者，在面對案主的關係困境議題時，常以改善溝通模式為首要方向，將 個體間的溝通問題視為根本原因。

由這些回顧發現，多數研究倡導正向溝通的重要性時，皆假設在一個平等 的關係中進行，配偶雙方都能接收到如何增進溝通的訊息，且雙方皆願意為溝通 進行改變。然而現實中配偶間的權力關係並不一定對等，甚至忽略在父權體制中，

女性容易處在弱勢區位，妻子的溝通、發聲需求不一定能獲得回應。以本研究的 問答專欄為例，多數提問者為妻子，明顯感覺其渴望改善目前的關係經營。在針 對關係經營及溝通，專欄回應者要如何將「雙方事務」以「單方解決」的方式回 應，以及其回應模式與內容若置於性別文化的結構中檢視，又可能有什麼樣的潛 藏問題，是我在研究中特別關注的議題。

二、多重情感關係

多重情感關係包含「劈腿」、「外遇」、「婚外情」等行為，主要差別是發生 在交往中或婚姻中。若為交往中的劈腿，其問題焦點多關注於被劈腿者情感的維 繫與否。被劈腿者可能經歷：「分分合合情未了，一心通往婚姻路」；「愛人不忠 傷我心，理情並用求平衡」；「看清所託非良人，痛下決心斬情絲」的歷程（許淨，

2009）；也或者可能受原生家庭經驗、個性特質、社會文化、愛情關係的昇華等 脈絡因素影響，選擇繼續維繫關係（李宜蓉，2011）。然而在尚未進入婚姻前，

無法斷然分手的複雜考量，多被視為看不清、解不開的個人迷思，這類研究不僅 提供助人工作者的介入觀點，亦潛藏著「不維繫」的建議立場。

而外遇一般是指在婚姻關係中，配偶與自己以外的對象產生持久的婚外性 關係或情感關係，足以影響夫妻兩人之間的情緒及親密行為者。國內相關研究主 要分為兩類，其中一類屬於「個人取向」，著重在關係中的「問題解決」，由於婚 姻可能牽涉到小孩教養，亦有臨床經驗指出，「破碎的家庭」存在的時間越長，

對子女造成的傷害的時間也越長。子女經歷父母外遇事件，會產生很大的心理壓 力，對其人格產生破壞性影響，甚至影響到他們其後對婚姻的看法和在婚姻中的 互動（陳棟墀，2002）。這類論述使夫妻在處理感情不忠時，通常會有較複雜的 考量，因此常以維繫婚姻為前提，注重修復與寬恕，特別是女性可能以犧牲自己 的需求與感受，以解決外遇帶來的家庭問題。如王慧琦（2012）提出配偶外遇後 若完整走過「經歷傷害階段」、「追尋意義階段」、「決定寬恕階段」、「反覆掙扎階 段」及「展現寬恕階段」，各歷程中如能展現真實的寬恕，並了解信仰中無條件 永不改變的愛是力量的極致，將能帶來個人、他人及關係的益處。田瑞貞（2010）

研究發現，女性在面對丈夫外遇傷害之寬恕型態，同時包括了人際寬恕及自我寬 恕，把對傷害者之負向情緒和想法轉換為正向情緒及想法。經由「重架新框，認 知轉換」，例如想對方的好、為對方設想、發覺自己的連帶責任、勇敢承認面對 自我失敗、受苦中自我覺察、正面自我評價等，而能走向寬恕的歷程。

然上述的取向偏向個體或關係的問題解決，在較缺乏對於女性處於性別結 構的弱勢，婚姻中權力不利的覺察。另一類著重「結構取向」思考，妻子在父權 婚姻處於相對的弱勢，才會在丈夫外遇後產生許多困境；比較重視婚姻關係者為 保住婚姻，處境將更為艱辛（江程碧鴻，2008）。採女性主義立場的研究中處理 女性遭遇配偶外遇之經驗時，透過剖析社會性別文化及父權體制下的婚姻結構，

看見妻子的成就被定位在丈夫、子女的表現及家的幸福和諧上，這使她在面對丈

夫外遇時感受無比的無力及挫敗，因此進行諮商輔導的人員，一方面應協助妻子 了解家庭狀況並非其個人得以控制，另一方面必須先檢視自己的性別角色概念，

以及自己對婚姻中性別權力的觀點，社會文化對個人的影響有潛移默化之效，若 諮商人員對丈夫外遇的妻子存有偏頗的概念，不但沒有辦法幫助妻子重新正視、

照顧自己，反而令妻子更退縮、自責、自我壓抑（謝孟潔，2003），而從結構位 置切入的支持與協助，亦有助於影響案主將配偶外遇經驗轉化為對性別意識型態 的反抗能量。雜誌中的回應也可能產生類似的作用，成為讀者遇到相同情境時的 參考作法，因而產生助力或阻力。

三、婆媳相處問題

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結婚等同另組家庭，東方的嫁娶文化衍生出婆媳相處 的特有議題。以台灣本土研究指出，婚姻制度更能揭露女性的家人關係處境及其 潛藏的雙重受迫課題，及婆媳衝突的肇因。女性始自未婚時期起，即在男婚女嫁 的婚姻規範下，提前面臨潛在「外推」的家庭連結困境；已婚時期更面臨夫家成 員對嫁入女性鮮少建立「家人一體」的緊密連結，形成極具壓迫性的外推力量（蔡 文瑜，2008）。父權家庭裡，女性在原生家庭如同暫住的「外人」，唯藉以「出嫁」

的婚姻歷程，由另一個的男性個體賦予她姓氏，進入她真正隸屬其中的「本家」。 因此，針對婆媳相處問題，過往研究多著重於「自己人／外人」的探討，

孔祥明（2001）指出，中國家庭的婆媳糾紛，最根本的影響關鍵在於婆媳雙方是 否將對方視為「自己」。必須得打破刻意明顯區分婆家、娘家之別，以及強調兒 女、媳婦誰才是「自己人」的劃地自限心態，使原生家庭系統在面對系統變化時

（如新媳婦加入），能夠是彈性而開放的，家庭成員對變化的調適才會適應良好。

（如新媳婦加入），能夠是彈性而開放的，家庭成員對變化的調適才會適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