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王弼詮釋的「宇宙論」定位爭議：源流與發展

「王弼在『宇宙論』方面的想法到底與他本體論的思想有沒有衝突矛盾？」

這個問題在1990 年代前後，曾備受關注與討論，然而在現今新出的研究當 中已經沉寂下來，伴隨著一種分流現象──許多研究者直接討論王弼的本體論，

忽略他所有牽涉宇宙論的語言，因認為那個部分不重要、也不影響其創見獨發的 特色理論核心；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不能接受這種忽視，就王弼宇宙論方面的言 論，宣稱王弼根本沒有脫離漢代的宇宙生成論模式，其本體論乃是奠基在氣化式 宇宙生成論上面的。這種分流現象，樂觀來看，或許可以說現今我們終於反省到

「本體論←→宇宙論」對立這種詮釋架構的限制與問題，而已經超越之、認為不 需再去討論這個問題？或者，應該悲觀來看，研究方向分流後的兩方，其實是失 去了相互討論的耐心，也失去了對話的平台？不論實際情況是前者還是後者，筆 者都認為這個問題有必要好好爬梳一番，重新把整個問題在學界中討論的來龍去 脈理清頭緒，藉此沉澱出一份面貌較為清澈的王弼原文理解，而不是悄悄地將這 個陳舊的問題放在一邊。

筆者認為，追根究底，這個問題在現在的研究中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消失，即 使相關詞語已經分從別的討論脈絡來改頭換面，但是正因這個問題沒有被釐清，

所以當代的王弼詮釋在很多時候還是會不慎繞進它陰魂不散的死胡同。

問題之肇始，乃自湯用彤先生確立一魏晉玄學詮釋典範（約1940 前後），區 分「本體論←→宇宙論」兩種相對型態，往後經過各方研究的發展，王弼思想中 宇宙論的相關爭議已經變成一連串的、複合的問題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想有系統地去把握這個問題，只是將學者們的研究 摘要作家具型錄式的陳列是沒有意義的，通常各家詮釋的重點偏好不同。假如我 們有心建立各家之間得以對話的平台，就必須要從同一問題的不同結論著手。因 為當代玄學研究成果之間原本就存在嚴重的對話不足的狀況，即使彼此說法經常 重複甚多，但呈現方式仍舊多半是各自另起詮釋，光是從各家百花齊放的詮釋成 果上看，我們沒有辦法從根本上瞭解這些歧異之發生的根本原因。當代研究之間 需要彼此對話，一方面，需要從詮釋方法論與詮釋方法上追究；另一方面，需要 反省某些當代詮釋流行的基本預設，而要能夠做到反省當代預設的程度，我們就 需要十分清晰而有所聚焦的問題。筆者以下的嘗試，就是在一定預設底下對各家 研究提出兩個無可逃避「非是即非」的問題，用此類具排中性的是非題來區分出 基本陣營，以期可能突顯各家真正針鋒相對之處。首先，在第一小節裡先介紹討 論這個「本體論←→宇宙論」相對立的當代詮釋流行預設的來由、基本意義與引 起後續模糊討論的問題原因。在「本體論←→宇宙論」對立預設底下，開始切入 區分各家王弼詮釋。在兩種理論型態的對立預設之下，第一個問題是：「是否應 將宇宙論方面的發言正式視為王弼思想理論結構的一部分？」在這個問題上持否 定意見者，即下面第二小節介紹的「生成論轉本體論」詮釋模型。第二個問題在 第一個問題之後展開，其前提是「同意將宇宙論文句視為王弼本人意見」，在這 種情況下，王弼本人思想也是有宇宙論成分的，於是問題是，「這些宇宙論思想 成分與本體論的理論形態是否相容？」依據答案的是與否，學者們又可以分為「兩 義相容」與「兩義矛盾」兩種不同的詮釋，分別是以下第三與第四小節所介紹者。

一、「宇宙論／本體論」的型態區分與對立

「宇宙論／本體論」兩種不同理論型態的區分，是湯用彤先生在〈魏晉玄學 流別略論〉（1940）提出來的，用以概括說明漢魏之際學術風氣的明顯轉變，可 以說，他是藉著這一區分顯出魏晉時期的學術特性，以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將魏

晉玄學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系統性地研究。二十世紀的三、四○年代，時值中國現 代學術意義下的魏晉玄學研究規模草創時期，湯先生在1938 至 1947 年間，先後 寫成、發表的九篇文章，於1957 年集結出版為《魏晉玄學論稿》一書，其中內 容，在玄學研究各方面都為直至今日的華文學術界開創了基本方向，為當代玄學 研究的典範之作。誠如許抗生先生在〈湯用彤先生對魏晉玄學研究的貢獻〉（1997）

文中所評：

該書闡述了魏晉玄學的產生及其發展的基本線索，探討了玄學的思想淵 源，玄學的本質特點，玄學的方法，玄學的派別，乃至玄學與佛學關係等 重大的倫理課題。……它是我們當代魏晉玄學研究的一部奠基著作。……

我們可以這樣說，從本世紀50 年代起，時至今日，我們學術界所開展的 魏晉玄學的研究，都是在湯先生的《論稿》一書的思想基礎之上展開的，

皆是在對《論稿》一書的思想加以這樣那樣的發揮而已。¹

此言並未溢美，目前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也正是肇始於湯先生開創性地區分 了漢代「宇宙論」與魏晉「本體論」之間的時代學術性質差異。這組區分一直就 此被沿用下來（湯氏在其他方面的許多創見顯然也有同樣影響力），然而可憂的 是，這一區分的精確定義一直沒有被建立起來，反而日漸模糊。即使如此，「宇 宙論／本體論」兩種不同的理論型態對比，目前還是常以一不可動搖的前提姿態 存在於當代王弼詮釋中。

湯先生在《魏晉玄學論稿》裡的說法如下：

漢代寓天道於物理。魏晉黜天道而究本體，以寡御眾，而歸於玄極；忘象 得意，而遊於物外。於是脫離漢代宇宙之論（Cosmology or Cosmogony）

1 許抗生〈湯用彤先生對魏晉玄學研究的貢獻〉，收於《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張申府、梁漱溟、

湯用彤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71。

而留連於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舍物象，超時 空，而研究天地萬物之真際。以萬有為末，以虛無為本。夫虛無者，非物 也，非無形之元氣，在太初之時，而莫與之先也。本無末有，非謂此物與 彼物，亦非前形與後形。命萬有之本體曰虛無，則無物而非虛無，亦即物 未有時而非虛無也。²

從後學研究可以見出，湯氏的話語至少在以下幾個基本方向上提供重要啟發：

1. 從理論型態上區分「宇宙論」（Cosmology or Cosmogony）與「本體論」（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兩者，並使之相對。

2. 從時間、空間的「物理」「物象」角度界定漢代宇宙論所探討的內容；魏晉本 體論所探討者則是超時空、非形象的「體用」「本末」關係。

3. 魏晉本體論所論之「本末體用」關係，以虛無為萬有之本／體、以萬有為虛 無之末／用。

4. 魏晉本體論的開創者、代表型態，就是王弼的理論。

但是，因為湯先生沒有更長的篇幅再詳細去說明這個問題，所以這裡為王弼詮釋 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就筆者後文敘述的學界爭論之發展而言，也或者可謂他 在這裡就留下了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皆非湯先生本身的王弼詮釋有何錯 誤，而是從沿用其說的方法上才產生了各種問題，例如第三點「本末體用」說造 成很大的影響，但使用僵化的情形也特別嚴重。就上面第一、二點而言，這個區 分在此做得很簡短，並沒有進一步介紹具體的西學源流背景，因此後學如果願意 釐清所謂「宇宙論」或「本體論」的意義，那便往湯先生所引用的西文源頭上溯，

尤其是「本體論」（Ontology）意義的探源工作，由於「本體論」這個辭廣泛而 多歧地被使用而格外受到重視；不過通常的情況是在未經詳辨未經定義的情況下

2 湯用彤〈魏晉玄學流別略論〉，《魏晉玄學論稿》，頁 47-48。

直接使用「本體論」這個詞來討論王弼玄學，其意義大概只相當於「非宇宙論式 的道論」（在此預設底下顯然是循環定義）或「形上學」這類廣泛的意思，或者 就指王弼「體用本末」範疇展開的理論架構鋪陳（仍然沒有進行比湯氏更清晰的 界說）。在湯氏的區分下，顯然「存存本本之真」給予的啟發過於抽象，使人必 在有其清晰特徵的宇宙論作為對照組的具體說明之下，才能了解相對於漢代宇宙 論型態的魏晉本體論型態是怎麼回事。第三點所論，我們第三章「本體論」中將 討論。

湯氏的兩大理論型態之對立區分，對其後之玄學研究而言，乃樹立起了一基 本大前提，成為一代之典範。但是，筆者認為，這一種從大體型態上對理論加以 判分的工作，本質上仍是一種史觀，但如果以直面魏晉哲論，單純欲為之梳理出 一份服貼於其文字義理的「文本詮釋」目的而言，這個史觀式的認識框架本既不 能、也不應該起規範作用。因為這種概括應是文本詮釋最後得到的結論，它需要 被詮釋者從理解結果上去印證，而非作為詮釋的前提。然而，此乃就方法論論方 法論，在現實中典範的定錨作用就是如此發揮其影響力；而典範之所以成為典 範，也是因為從文本詮釋的實情大體上似乎符合這種認識框架的規範。問題在於 兩點，第一，出於史觀判斷而下定的辭彙，從本質上而言它是不能夠被簡單定義 的，此一特性使之用於哲學問題的分析上，相當不利；第二，湯先生詮釋王弼時 所使用的觀念，如今隨時代語言需求的變化，有些觀念本身已非理解討論的利

湯氏的兩大理論型態之對立區分，對其後之玄學研究而言，乃樹立起了一基 本大前提，成為一代之典範。但是，筆者認為，這一種從大體型態上對理論加以 判分的工作，本質上仍是一種史觀，但如果以直面魏晉哲論，單純欲為之梳理出 一份服貼於其文字義理的「文本詮釋」目的而言，這個史觀式的認識框架本既不 能、也不應該起規範作用。因為這種概括應是文本詮釋最後得到的結論，它需要 被詮釋者從理解結果上去印證，而非作為詮釋的前提。然而，此乃就方法論論方 法論，在現實中典範的定錨作用就是如此發揮其影響力；而典範之所以成為典 範，也是因為從文本詮釋的實情大體上似乎符合這種認識框架的規範。問題在於 兩點，第一，出於史觀判斷而下定的辭彙，從本質上而言它是不能夠被簡單定義 的，此一特性使之用於哲學問題的分析上，相當不利；第二，湯先生詮釋王弼時 所使用的觀念，如今隨時代語言需求的變化，有些觀念本身已非理解討論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