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臺開放異同及示範區可能發展
第二節 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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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套評估規範（林毅璋，2014）。惟因臺灣除 2014 年底的九項公職選舉外，2016 年 尚有總統及立委大選，凡具爭議性、可能影響選票的法案，恐將被迫停擺（高朗，2014）。 例如綠營立委堅持「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改名為「中華民國策略經濟發展區設 置管理特別條例」，臺灣示範區法制化工作，仍卡在立法院意識型態之爭，徒有示範 區的創新精神，但離順利運作踐行之變數仍多。
由中國內部經濟整合的發展中，可明顯看到臺灣先行，大陸隨行而青出於藍的情 形，例如臺灣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模式。反之，大陸首先推出的香港「前 店」和珠江三角「後廠」的優勢互補概念，臺灣亦運用在自由貿易港區及未來將設置 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中。另中國對政經改革有決心，習近平在 2013 年表示：「將深化改 革開放並且擴大創新，讓創新成為驅動國家發展力度」（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 會，2013：23）。中國採取建置各經濟新區以帶動大陸區域經濟發展，例如，國家級 新區有 1990 開始開發的上海浦東、2006 年的天津濱海、2010 年的重慶兩江、2011 年 的浙江舟山群島、2012 甘肅蘭州及廣州南沙；合作試驗區有 2013 年 2 月由國務院公 布批准設立的「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為強化兩岸在科技產業、高階人才、
金融業務等方面的合作交流的重要載體，及 2013 年 6 月正式實施規劃，以 2020 年實 現 GDP 達到 1,500 億元人民幣為目標的「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台灣區 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2013：71-80），乃至 2013 年上海自由貿易經濟區的創置。兩 岸皆以內部經濟整合之創新擴散，呼應世界區域整合之發展趨勢。
第二節 相異之處
一、臺灣為先經後政，中國為先政後經
在經濟誘因方面，依然體現於經濟政策的發展脈絡。臺灣經濟問題明顯已陷入政 治危機，而中國因由黨領政及先政後經，故無此項困擾。蕭萬長認為，能從制度上來 解決問題的，就是好的決策。他並緬懷汪彝定先生所傳授的智慧「一個好的決策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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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平衡的決策」，亦即好的決策，並不是從零度直接轉到一百八十度，而是循序 漸進地跨機關或跨領域地協調整合，既使面對「國家利益」及「個別利益」的拉鋸戰，
仍要依靠平衡的判斷，以達到衡平的原則（蕭萬長口述，劉秀珍、齊怡、蕭錦綿、陳 妙香採訪整理，2012：239）。尹啟銘指出，臺灣為確立自由化的基石，除應藉著和新 加坡、紐西蘭等貿易夥伴簽署經濟合作協定，逐步累積增強參與跨 太 平 洋 夥 伴 協 定
（ TPP） 和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 RCEP） 區域經濟整合的條件，以提升在全 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外，每年亦應依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經濟論壇
（WEF）競爭力報告等，由行政院國發會協調各主管機關，持續檢討修正不合時代 潮流、阻礙競爭力提升的法規（尹啟銘，2014）。
另就政治誘因而言，依民主政治的開放過程比較，民主開放程度相對深化的臺灣，
因行政上為雙首長偏總統制而究責（accountability）未明，易產生執政績效不彰時「對 誰究責」的問題。張家祝指出，臺灣示範區事業成效的評估，必須要與開放目的、審 查過程等要素連動考慮。意即對於想要達成的效果要有清楚的目標，才能對進入實體 園區或指定試點的廠商有嚴謹的審核條件，並用有效的評估機制來檢視日後的利弊得 失（林毅璋，2014）。而中國因採取中央極權式領導，仍以追求國家排他性利益為首 要目標，故不會發生類似臺灣的爭議。對岸以黨領軍、以黨領政、以政領經及先政後 經的態勢，從大陸各媒體以放大鏡檢視習近平 2014 年 5 月 23 日首度到訪上海自由貿 易區的言論，並將之與鄧小平 1984 年南巡深圳特區的表態力道相較等情形顯示（台 北中央社，2014），其由政治領導國家經濟之趨勢未變。但香港發生的占中事件後，
港民向大陸執政當局明確傳遞出「民主改革」步調應加快的訊息。
二、政經風險面向及程度各異
於組織文化及媒體誘因方面，臺灣因網路自由及時代蛻變，宅世代所發展出來的 網路自媒體文化，形成和傳統文化間的斷層，幸政府部門已發現政策溝通及巨量資料
（big data）運用及再開發的重要性，除透過各種媒體即時掌握情資，維持各機關間 資料相互分享的正常運作外，分別強化橫向及縱向的資料串接以利管理風險，未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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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尋求解決或避免類似目前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糾纏難解的困境，以防範衍生出國 家發展上不可預知的危機。
從政治誘因方面而論，中共政策頒布後，常面臨與各部委博弈、利益團體的公關，
及地方政府的製肘，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而束之高閣者，前有溫家寶，後有李克 強（林庭瑤，2014）。而臺灣的整體政治風險，為在野黨善用戰術癱瘓國會，阻撓埶 政黨推出之政策，志在奪回執政權。甚至將中國六四事件，和臺灣太陽花學運做不當 連結，解讀為兩岸年輕人用行動告訴執政者「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鄭宏斌，2014）。 反對政府重要施政，只會控拆（accuse），沒有解決方案（solution）（公孫策，2014）。 未能提出相對政策建議，政黨惡鬥致代議制度失靈（唐筱恬，2014），自由民主遭濫 用，街頭抗爭不斷，虛耗社會資源（邱奕寧，2014），一般民眾對政府的決策透明度 及施政信心薄弱（邱琮皓、吳江泉，2014）。
另在社會誘因方面，臺灣充分表現在公民意識對社會衝擊造成的現象上。社會因 經濟長期停滯，工資所得未隨物價上漲，工作不願低就的年輕人形成新貧族，分配不 均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年輕族群因感受到世代剝奪感而走上街頭。另因近年來和對岸 的交流，更加深年輕人的不安，恐中、反中情緒交錯，加之，臺灣政治民主開放，相 對造成政治認同困境，惟號稱公民運動的臺式民主已漸成無限上綱，非綠即藍或保守 對抗開放的意識形態之爭，使社會及政治問題難解難分益形複雜，已明顯阻礙臺灣的 經濟發展，重挫臺灣掌握經濟復甦的先機。而中國共產黨主張中國特色的社會資本主 義路線，仍為大多數民眾奉為圭臬，其黨意高於一般民意，貫徹國家民族主義。惟大 陸近年亦已發現 GDP 主導國家發展，已造成的各種社會隱憂，已普遍引起經濟建設 型政府的反思，逐漸重視農業支持與保護。
而在經濟誘因方面，業者將中國的經濟風險，分別歸納為總體經貿風險及個體經 濟風險，例如地方債務逐漸攀升、信貸氾濫、汙染加劇、產業泡沫、通貨膨脹、及影 子銀行恐致信用失控等；個體經濟則有存貨庫存巨大、企業衰退、產業斷鏈、人才流 失等風險（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2013：65-70）。而臺灣向以貿易立國，貿 易依存度（
139.8
）雖較香港（432.5
）、新加坡（366.2
）、馬來西亞（159.7
）、越南（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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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147.4
）低，但仍較韓國（103.2
）高，甚至大幅度領先於沙烏地阿拉伯（80.7
）、 墨西哥（64.6
）、印度（54.2
）、中國（51.9
）、印尼（48.6
）、澳洲（42.3
）、日本（33.6
） 及美國（30.1
）。在所有出口導向國家中，韓國為其中翹楚，臺灣和韓國的出口目的國 高達 71.4%重疊，且出口或進口皆由工業產品領軍創造企業盈餘，並貢獻國家的 GDP 國民生產毛額。相關數據請參閱表 5-1：2013 年 WTO 貿易統計表。自然資源相對不 足，又側身於亞洲「經濟長人陣」中，最大的資產是人力資本及創意，如何誠實面對 自身先天的劣勢，善用和大陸同文同種的文化優勢，精確掌握兩岸政經風險及脈動，將阻力化為助力，臺灣已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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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商品：指出口或進口主要商品類別（main commodity group），未以「/」區隔者，指該國主要之出口及進口商品類別相同。工，指工業產品（Manufactures）；
農，指農產品（Agricultural products）；礦，指燃料和礦物產品（Fuels and mining products）。
53 臺灣出口目的國第 6 順位為日本。2014 年 11 月 21 日取自財政部關務署 2013 年關務年報進出口貿易統計四、（臺灣）對主要貿易國家（地區）出口值 統計。頁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