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概念檢討

「認同（identity），一詞指的是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江 宜樺，1998:12)」…但這個「主體性(subjectivity)之證成必須透過其他主體對自己 的 承 認 及 肯 定 。 因 此 每 個 主 體 與 其 他 主 體 都 必 須 發 生 一 種 互 為 主 體 性 (intersubjectivity)的現象」，亦即「一個人要形成充分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 必須透過許多具有類似認同追求的他者來一起證立 (江宜樺，1998:13)。」

壹、中共的霸權治理與維吾爾族的認同危機

新疆的歷史變遷和地理位置造成了新疆成為衝突之地，特別是清代漢族勢力 的入侵、二十世紀初英國和蘇聯等帝國主義對新疆主權的插手、多民族的人口構 成造成之歧異，於是積累了長年的利益衝突和仇恨。中共建政之後雖建立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但自治區名不符實，其對少數民族的「霸權」治理，造成漢族和維 吾爾族經濟發展不均、壓制民族自決和宗教文化自主，亦使得維漢之間的矛盾日 益嚴重，最終造成 2009 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吳啟訥，2010：169；侍建宇、

傅仁坤，2010；張錦華、陳莞欣，2015：5），再逐漸演變成至今的高壓政策和再 教育營。

其中，對於中共的霸權治理，侍建宇、傅仁坤（2010:160）透過「霸權控制」

的理論分析中共的治疆政策，指出中共藉由高壓手段壓制不同的政治訴求，首先 以利益資源收編當地菁英階層以便控制日益多元的社會，並形成菁英階層的社會 共識和共同利益。再者鎮壓任何可能的民間反對聲浪，不允許人民挑戰政府威 信。第三，鞏固統治的手段便是透過警察和軍隊等武力機制來鎮壓不同的聲音。

更具體地說，就是廣泛地將「分離主義者」打為「暴力恐怖主義分子」，並採取 威嚇和嚴打手段顯示中共控制的決心（吳啟訥，2010：153；張錦華、陳莞欣，

2015：7）。

為了便於治理，新疆問題中的國家認同，經常因為政治因素而被過度簡化。

例如中共使用「疆獨」的字眼，將新疆這個地區偷換概念成「尋求獨立的群體」，

再把疆獨的概念簡化並等同於「暴力恐怖分子」和「境外恐怖主義」。然而，如 此以偏概全的做法，對於新疆的漢族和其他並無追求獨立的少數族群來說，其處 境便更加矛盾複雜並且尷尬，並造成新疆疏離和緊繃的族群關係（侍建宇、傅仁 坤，2010：151-152；張錦華、陳莞欣，2015：7）。

由於國家認同因政治因素而遭過度簡化，如此便容易將該區的各種活動泛政 治化，鎮壓「三股勢力」的政策已成為中共針對持不同政見者貼上標籤並打擊之 的工具，導致各種經濟、文化和社會問題的全面政治化，包括維吾爾族的文學、

語言、習俗，甚至健康、環境和社會保障問題都可能引發對「三股勢力」的懷疑。

而被壓抑的不滿情緒逐漸累積，有任何引爆點就會造成族際間的衝突。2009 年的 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就是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猛烈衝突的炸口（侍建宇、傅仁坤，

2010：179-180；張錦華、陳莞欣，2015：8）。

中共在國家安全方面採取新疆的日常生活皆可能受三股勢力影響的立場，不 僅增加裂解族群的風險，也使該區居民長期處在「被維穩」的壓力下，反而更無 法形成穩定的國家認同。以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為例，作為 體制內的溫和派知識份子，提出許多與中共友善溝通的政策建議，本可做為維吾 爾人與中共之間的橋樑，卻於 2014 年被捕入獄，遭以「分裂國家」罪提起公訴，

該案於同年 9 月一審宣判，新疆烏魯木齊法院對其判處無期徒刑，11 月上訴後二 審維持原判。儘管伊力哈木是以體制內學者的身分，對中共作出政策建議，他被 捕的例子卻顯示出中共認為新疆任何與黨有稍稍不同的聲音都必須噤聲，即便其 主張僅為在體制內尋求實質自治，也被視為對國土完整可能的威脅和反叛的濫 觴。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獄中服刑的伊力哈木獲頒歐盟薩哈羅夫人權獎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2020 年 7 月 25 日，在美國舉辦的「受 奴役民族週」（Captive Nations Week）會議中，伊力哈木亦獲頒「共產主義受害 者人權獎」。

再者，世維會於 2009 年呈報聯合國的報告中，指出新疆居民長期處在中共國 家暴力的陰影下（世維會，2009:18），²⁰然而由於在極權國家中佐證國家暴力的

20 標題為〈中國對維吾爾族違反《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報告〉（A Report of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ainst the Uyghur People）。報告中指出中共推動高壓嚴打三股勢力，將特權給予如下執

資料不易定義和取得，若我們能逐一檢視可以限制國家暴力的工具，便得以經由 反推的方式檢驗國家暴力是否可能在新疆存在，學者亦分析道：恐怖主義本身是 對人權的嚴重侵犯。然而，人權理論家亦指出，政府的反恐措施必須在合法的範 圍內。即使該國需要在必要時採取更大的裁量權保護人民，國際人權法院的判例 仍然表明，裁量權並不意味著該國在處理恐怖活動時可以任意使用違反比例原則 的軍事和警察手段。例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和《歐洲人權公 約》都規定，只有在以下條件下，各國才能停止對人民生命和身體安全的保障、

法律程序的保障，和免受刑求的保障：國家處於「緊急」生存安全條件或處於戰 爭狀態。滿足「緊急狀態」的條件相當嚴格，以避免政權以反恐作為藉口使用不 正當和過度暴力的行為（林雍昇，2007：189-190；張錦華、陳莞欣，2015：13）。

然而，即便國際公約對緊急生存安全條件的定義嚴格，但由各國自行認定的 空間較廣，可能無法對中共產生強制性的規範。故中共的確有可能主張國內的暴 力事件對人民生存安全與國家安全具有威脅，或有引發進一步動亂之虞，而對新 疆居民採取不正當的國家暴力行為。

貳、國家認同與新疆問題

杭廷頓（2008：121）提到國家的脆弱性時提到：

「自十八世紀以來，國家與民族主義一直都是西方的主要特徵。到了二十世紀，

這些概念已成為世界上各地人民的核心部分。」「然而，對於國家的認同並非固 定或永久不變的，而民族主義也不是永遠凌駕於所有其他事物。國家只存在於當 有一群人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而他們怎麼看待自己可能具有高度的替代性。

而且任何民族國家對國家認同的突顯與強度也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

由此可知，國家認同的形成方式並非天生自然，很大部分仰賴於歷史的變 遷，亦即國家認同是受到外在環境形塑，而產生的內心活動。因此，這似乎暗示 國家認同是可以透過例如教育等手段，經由操作或刻意形塑而改變的。

行者：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團、各層級黨政府組織，甚至小區幹部，針對疑似與三股勢力有關的 居民加以盤查舉報。這些組織被授權得以監控、威脅、騷擾、逮捕、虐待與懲罰被懷疑與三股勢 力有關，或有政治問題的維吾爾人。

江宜樺（1998：13）進一步分析：

「個別公民產生國家認同時，其所認同的標的大致可分三類：族群血緣關係、歷 史文化傳統及政治社會經濟體制」，以上簡化稱為「族群認同」、「文化認同」

及「制度認同」。

此三類國家認同的標的，套用在中共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治理上可大略看 出，針對該區的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中共主要透過漢化／中華文化認同的方式 達成；而該區的政治經濟制度認同來說，中共建立其認同的方式如下：政治面是 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面則是將生產方式由游牧式轉換為工商農等現代化 型態。

二、國家認同與新疆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大正對該三類認同標的在 新疆的狀況作出分析並相互連結如下：

「文化具有超時空的穩定性和極強的凝聚力，文化認同是物質力量無法替代的軟 實力，文化認同對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具有特殊的功能。這個特殊的功能表現為：

第一，它標誌著民族的特性，塑造了認同的心理。第二，規範著社會行為，培育 統一意識。第三，凝聚民族精神，強化統一意識。新疆地處祖國大西北的邊遠地 區，民族宗教的形勢非常複雜，又面對著「東突」思想理論體系歪理邪說的挑戰，

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和各族人民的團結，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是需要高超 的政治智慧和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更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堅持不懈地構 築對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這個工作特別值得認真總結，並且 要不斷創新。有一個命題值得重視，就是：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沒有牢 固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就是脆弱的。只有文化認同的基礎打扎實了，國家認同 就能經得起風浪的考驗。在文化認同的問題上，在面對各個民族有自己特點的前 提下，通過文化認同來強化我們的國家認同（馬大正，2014：14）。」

馬大正肯定了民族認同的功能，並認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認同是新疆應走的 方向，他近一步將國家認同的基礎專注在文化認同上，建議在保持各民族的特色 之下，透過文化認同來加強國家認同。馬大正進一步說明如何加強文化認同：

「新疆人是指生活在新疆這塊地域上的各族人民。在新疆各族人民中培育新疆人

意識，具有基礎性的文化意義，樹立新疆人意識，亦能夠潛移默化，形成中華一 家的思想觀念。培育新疆人意識，將現實生活中過強的民族區隔向地域認同轉 化，以一定程度的地域認同替代過強的族群認同，有利於樹立新疆各民族的國家 共同意識，有利於國家公民意識的樹立和鞏固，有利於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化

意識，具有基礎性的文化意義，樹立新疆人意識，亦能夠潛移默化，形成中華一 家的思想觀念。培育新疆人意識，將現實生活中過強的民族區隔向地域認同轉 化，以一定程度的地域認同替代過強的族群認同，有利於樹立新疆各民族的國家 共同意識，有利於國家公民意識的樹立和鞏固，有利於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