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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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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痛擊」,但自殺事件之原因乃高度複雜性,非單一事件或原因可定奪3(Mishna, Antle, & Regehr, 2002),要專業體系全全背負這種「不能承受之重」之責任本屬 不易;Golding(1991)更提及社會工作者面臨的「掙扎」是來自於不良的公共 形象(不善於經營公共關係)、民眾對社會工作的認識不足、以及低專業聲望的 結果(引自沈慶鴻,2005)。筆者不禁進一步想像,僅靠社會工作人力擴編的政 策,能帶給多數第一線社會工作者多少的「喘息」呢?又能有效降低精神病患的 自殺率與提升其社區生活的福祉嗎?

當可預料精神疾病個案未來的自殺行為時,公共體系的強行介入是責無旁貸 的;但在臺灣,公共介入卻是小心翼翼地視狀況進行著,深怕破壞了「家庭關係」

內的保護機制,所以上至政府、下至執法人員與心理衛生人員對精神疾病個案處 遇的態度上有更多的觀望,仰賴著家庭與社區不甚完善的系統,所以先有曹小妹 案,後有九歲女童案,無論在自殺防治網絡通報或精神疾患強制就醫系統均又緩 又遲。若以這種「補救」心態做預防的工作,未來,這將不會是第一齣,也不會 是最後一齣的社會悲劇……。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 我對精神病友的見證

「這種人就像溺水的人,看到浮木就抓,所以請妳疏遠她吧,她只會不斷地 糾纏著妳、給妳帶來困擾……。」父親對我下了一道溫柔而堅定的命令,要我不 要再接小雪(化名)的電話了,手機嗡嗡的震動聲整晚都沒有停過,小雪就是這 種凡事鍥而不捨的人,所以活得很卓越,也很辛苦。

3自殺行為的成因包括社會壓力、烙印、精神疾病、慢性疾病與身體障礙等等,自殺可能產生於 種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非因單項因素而成立(湯華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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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是我一位很特別的朋友,認識六年的時光裡,她在我生命重要里程碑中 從未缺席,並且,我也見證著她與上帝的親近與追求復元歷程的顛簸。擁有纖細 骨感的身材與聰明自信的頭腦,是小雪給我的第一印象,同時她也是一位領有重 大傷病卡的躁鬱症(manic-depression/bipolar disorder),典型的邊緣性人格障礙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的疾患,夜夜需吞下十幾顆藥丸才能入眠,

但這些年來我依然陪伴他完成碩士論文,走過情感創傷的幽谷、求職與失業、反 覆自殺未遂等等的生活危機。在高考社會工作師放榜的前一天,小雪特地打電話 給我,她充滿自信地說:相信我必能考上,因為過去幾年的陪伴下來,她看見我 對一位連專業體系中都束手無策的精神病患的態度、溫暖與接納他人的特質、以 及永不放棄的希望,而放榜後我的成績也沒令她失望。我想,若沒有小雪對我專 業學習上的鼓勵與支持,恐怕自己也無法確立走向社會工作之路的決心。

小雪最後在內觀(mindfulness)練習中懂得調節情緒、尋找真正統合的自己,

學有所獲的興奮點燃了她對生之眷戀,縱使背負著過往情感的創傷,也能讓這份 沈重昇華成生命內涵的深度。小雪自出院後,不但靠著毅力找到一份工作,維持 至今,並且亦計畫朝著自己的興趣攻讀博士班。我與小雪的這段情誼裡,交織著 明朗與抑鬱的時刻,我們的生命因彼此而多姿多彩……。

貳、 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經歷的結構性阻礙

像小雪這一類病人,多到幾乎可以淹沒醫院精神科的門診與病房(Linehan,

1993),專業人員很無奈,實際上卻缺乏一套有效可行的對治方法。根據行政院 衛生署(2010)的統計資料,臺灣九十七年門、住診合計(包括急診)精神疾患 總人數共為 206 萬 4,276 人,最多為精神官能症(neurotic disorders)患者(57.55%,

N=1,188,059),其次為其他精神疾患(other mental disorders)(37.43%,N=772,615),

情感性精神疾患(affective psychoses)則排名第三位(9.83%,N=202,913)。其 中情感性精神疾患為女性的比例(66.22%,N=126,253)遠高於男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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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8%,N=76,660),且年齡層多集中於四十至四十九歲之間(22.14%,

N=44,934)。依此數據可見,精神病患充斥於每個人的生活周圍,幾乎每十位病 患中即有一人是精神病患,每十位精神病患中即有一人是情感性精神疾患,而此 數據仍不包含潛在精神病患的黑數。

這些精神病患終其一生有較高的機率出現自傷與自殺的行為,自殺個案中患 有精神疾病的盛行率至少為 80%以上,情感性精神疾病就佔了其中 50%,當這 類個案處於憂鬱狀態時的自殺風險則為 10%到 15%(Hughes & Weinstein, 2000), 憂鬱症患者甚至遠比一般人高出二十倍的自殺率(湯華盛,2007)。

對於這群有高度自殺風險的情感性精神疾患而言,縱使「去日苦多」,卻也

「來日方長」,在社區與家庭環境中他們像是令人憂心的不定時炸彈,不堪承受 社會的高壓與競爭;若安排在溫室般的機構或醫院環境中,主要目標放在症狀穩 定,並不強求過多的激勵和成長,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種規律、安全、保護的環 境中存有慢性療養化的味道,對於功能良好的病人而言,只像是去到消磨時間的 處所,而非真正邁向復元的道路。國外因此而於 1965 年到 1980 年間興起「去機 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風潮(Mechanic,1989);但這股風潮吹進臺 灣後,在醫療院所建制不甚完全的狀況下,家庭與社區蒙受更高的照顧壓力。宋 麗玉(2004)指出社區精神復健資源不足、分佈也不均,不宜將社區精神復健視 作為醫院或機構照顧的延伸,應重視精障者社區生活之融入與提升其功能。

社會工作著重人與環境的交流與互動,Gordon Hamilton 認為人在情境中

(person-in-situation, PIS)是個案工作理論的核心,這是由個人、環境、以及兩 者互動所構成的三重結構,故情境或環境實則包含了個人、複雜的社會及生理環 境之壓力(引自 Hollis, & Woods, 2000)。而對於多數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而言,

他們重要依存的環境與體制結構並無法適切地回應他們的需求,這種無形的阻隔 就像筆者曾於社會工作實習中遇到一位憂鬱症個案的自白一樣:「我沒嚴重到需 要天天到醫院報到,卻因為健忘與嗜睡(藥物副作用)導致無法過著正常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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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我既高不成也低不就,卡在中間動彈不得。」另一位憂鬱症個案則生動地將 自身被限制的處境比喻為在「杜鵑窩」裡:

要把這些(團體中所學之溝通技巧)運用在生活上的話……我不知道耶,像 我們這樣子、這種人啊,要應用在生活上是很困難的,因為外面的社會觀我 不太清楚,我們只是關在裡面的,說難聽一點就是「杜鵑窩」……《飛越杜 鵑窩》4好幾十年了,記得他們拼命地想逃離那個杜鵑窩……我們在裡面的 話我們根本不用溝通,像杜鵑窩一樣的話如何去溝通啊,其他人翻臉像翻書 一樣。

這些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對於自我形象充滿著社會烙印(social stigma)與 對未來的無望感(hopelessness)和無助感(helplessness),他們在經歷結構性 的阻礙下,即使想過著和普通人一樣自由的生活,也僅僅只是個誘人的夢想。

Saleebey(2005a)指出,儘管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再如何努力地啟發社會大眾對於 心理疾病的認識,社會拒絕仍然無所不在,於是精神疾病個案被迫在空間與情感 上隔離,他們缺乏機會去應用所學,回饋他人,也缺乏離開環境結構的機會。故 社會工作者不可忽視「最直接、也最靠近個案」的生活環境,即個案日常賴以維 生的食、衣、住、行的社區(引自 Saleebey,2005a)。

參、 社會工作者面對精神疾病個案的誠惶誠恐

人與環境相互交流的影響固然重要,人與人之間、案主與社會工作者間的關 係也是不容忽視的。像病友小雪一樣被體制歸類為「難纏」的情感性精神疾病個 案,在社會工作界一樣會被認定為棘手的案主;而社會工作者身為「人」,一樣 俱備與社會脈動共感與脆弱之生命,在對外被要求溫暖、同理的專業態度與普遍

4《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是美國於 1975 年上映的經典電影,內容在描 述一群機構內的精神病患對於去人性化的環境的反動,以及對院外自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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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長主義(paternalistic)的思維下,社會工作者常將個案視為子女,給予個案 過深的保護、過高的期待、以及過多的不信任,每當個案一有狀況即過度之回應,

並視為自己該負擔的責任。

因此,社會工作者的心中難免出現典型的兩種聲音:責難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或是自我責難(self-criticism)(Bell, 2003)。前者的責難受害者中,社 會工作者以較高的道德批判位置,嘗試以排他與壟斷性質之專業與權威介入個案 生活,且標準化的科層福利體制更強化對個案「分類」與「去個人化」的權力(王 增勇,2006);後者的自我責難中,朱慧敏、呂佳霖(2010)描寫一位面臨案主 死亡的社工員心中自責著「是不是什麼沒做好?」(頁 336)甚至社工員的身心 狀況深受個案狀況影響,以致於平時無法安心休息、惡夢連連,在持續緊繃與隨 時待命的狀態下,「社工員都要用很謹慎的態度來面對每一次、每一句的自殺語 言,即使有時明知是一種情緒性的勒索,都要小心處理」(朱慧敏、呂佳霖,2010,

頁 331)。

筆者於社會工作實習的經驗中,亦曾感受到各種領域的社會工作者將精神疾 病個案視作燙手山芋般地誠惶誠恐,雙方帶著彼此的創傷與不滿在互動中磨合,

歷程是艱辛的、關係發展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且個案是在精神醫療與福利體系中 四處循環、難以結案的,「怎麼又來了!」是社會工作者共同出現的心聲;反之,

當筆者藉實習機會訪問這群情感性精神疾病個案時,亦發現他們對社會工作者同 樣也有許多隱而未言的心聲,其形容的字句包括:「太主觀」、「很嚴肅」、「冤枉 我的人」、「我覺得對她(社工)蠻灰心的」。

肆、 助人關係中的假設與鬆動

上述個案與社會工作者在關係中的內耗,令人不禁想像學理與實務上的假設

上述個案與社會工作者在關係中的內耗,令人不禁想像學理與實務上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