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待答問題、研究目的，並界定相關名詞解釋。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者之研究動機，第二節陳述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 節則為本研究之重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正值生理與心理發展從兒童邁向成人的青少年，在各種發展面向都將面臨急 遽的轉變，包含生理、心理、性、認知、道德及情緒。其中，「情緒」一直是教育 與輔導工作者十分關注的議題。青少年的情緒通常會經歷一段不穩定的變化期，美 國心理學家Hall 特別稱青少年時期為風暴期，說明青少年情緒表現強烈、不穩定、

具有暴起暴落的兩極特徵（王財印、吳百祿，2002）。根據《親子天下》（2014）公 布的臺灣中小學輔導敎師對中小學生情緒力之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96%的輔導 教師認為有情緒困擾的學生愈來愈多，而至輔導室求助或諮詢的學生有 58%的議 題與情緒困擾有關，且其中「人際困擾」與「課業壓力」是導致情緒議題的主因，

與徐嫚淳（2007）研究所發現國中生生活壓力主要來自學業、生理特徵改變、人際 關係困擾等結果是一致的。此外，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於2012 年進行大孩 子健康權調查，結果發現15 至 18 歲的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面臨情緒困擾，

其中 14.2%困擾程度是高至需要專業人士介入的（臺灣家扶基金會，2012）。情緒 是青少年的重要課題，而青少年的情緒困擾現象更是不容小覷。然而，現今臺灣青 少年大多是如何因應自己的情緒呢？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2016）調查研究顯示，當青少年面對生活失落事件時，有 70.2%青少年會自己或與他人一起做其他事情來轉移注意力，16.5%青少年會獨自 大哭、大喊來宣洩情緒，有 3.8%的青少年會有打自己、打他人或破壞物品等攻擊 行為，另3.8%青少年會尋求他人支持，僅 1.9%的青少年會透過轉念、重新詮釋自 身處境來找出解決策略。以上數據顯示當青少年面對失落情緒時，雖然在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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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決之道的部分仍有進步空間，但他們是能發展出自己的因應情緒策略的，無論 是間接轉移注意力，或直接將情緒發洩、與他人傾訴。

然而，學校的情緒教育內涵，大多是鼓勵學生盡量表達，並將不表達定義為不 健康的壓抑。林建福（2010）指出，情緒教育須培養適當抒發與表達習慣，隱藏而 不表達可能會扼殺情緒，應鼓勵學生適當抒發，譬如透過口語、肢體動作、詩詞、

書信、舞台表演等。黃靖茹（2012）對學校情緒教育之期許為教導青少年學生情緒 表達技巧。不可否認地，情緒表達有其重要性，過去有許多學者指出，不表達情緒 會導致身心的不健康，生理方面如造成支氣管炎、高血壓機率與死亡率的提升，心 理方面則是與憂鬱症呈正相關、並與記憶力受損及副交感神經促發有關（杜淑芬、

葉安華、王建雅，2014；陳皎眉、楊家雯，2009；顧代明，2006；Butler, Egloff, Wilhelm, Smith, Erickson, & Gross, 2003; Campbell-Sills, Barlow, Brown, & Hofmann, 2006a, 2006b; Gross & Muñoz, 1995; Pennebaker, Hughes, & O Heeron, 1987）。而在社會互 動方面，壓抑情緒會消耗個體的認知資源，使其社會互動反應降低，喜怒不形於色 使個體看起來較不友善、帶有敵意，不僅會引發他人的負面評價，更使得他人發展 進一步關係的意願降低（Butler et al., 2003）。情緒表達固然重要，但不表達情緒就 會導致身心不健康嗎？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情緒世界、不同調節情緒的方法，面對同 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背景脈絡下，有些人會直接將情緒感受表達出來、有些人可能 無法跳脫某個信念的漩渦而乾脆逃避面對、有些人則念頭轉個彎便海闊天空。在

「有表達即健康、不表達即不健康」的聲浪中，近代有許多學者認為情緒的表達性 與身心健康並非單純線性關係。Gupta 與 Bonanno（2011）指出，情緒的表達或抑 制，在不同的脈絡下是各有利弊的。因此，情緒的表達性對身心影響的好與壞恐怕 不是可以簡易被二分化的。許多研究發現情緒表達對表達者的生理狀態有正負向 的影響，正向影響如個體嶄露微笑對於活化其大腦有助益（Ekman & Davidson, 1993）、使用情緒表達與問題解決取向因應策略來面對接受長期治療的壓力的第一 型糖尿病患，擁有較佳的新陳代謝（Jaser & White, 2011）；反之，情緒表達較高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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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增加急性氣喘的發作機率（Lehrer, Isenberg, & Hochron, 1993）、表達憤怒則會 增加冠狀動脈失功能與心血管疾病的機率（Adler & Matthews, 1994; Rosenberg, Ekman, Jiang, Babyak, Coleman, Hanson, O'Connor, Waugh, & Blumenthal, 2005）。此 外，許多研究也發現情緒的表達性在不同的脈絡下對人際關係的正負向影響。在情 緒表達方面，Keltner（1995）發現窘迫與愧疚情緒表達中的許多非語言訊息能夠對 人際互動帶來安撫的調節效果（Keltner, 1995），而 Van Doorn、Van Kleef 與 Van der Pligt（2015）針對憤怒與失望情緒表達的研究顯示，當個體需要他人協助時，

表達失望比表達憤怒更容易使他人在關係中順服與關注，憤怒的表達會降低他人 伸出援手的意願、影響利社會行為的產生。同樣的，情緒的不表達對人際關係也各 有利弊。在負向影響的部分，Gross 與 John（2003）指出，較常抑制情緒的人會經 驗到多的負向情緒、較低的主觀幸福感，與較低的人際歸屬與認同。而在正向助益 的部分，研究顯示負面情緒的不表達對於長期關係的維持具有預測力（Bonanno &

Keltner，1997）且有助於拓展與維持社交網絡（Gottlieb, 1991）的，許多學者亦發 現，不表達性情緒中的忍讓，涵蓋了個體展現諒解、仁、同理心、避免衝突、維持 人我關係和諧等利己利人的內涵（McCullough, Fincham, & Tsang, 2003; Lin, 2015;

Paloutzian & Park, 2015）。

由以上文獻可知，情緒的表達與不表達對個體身心影響的好或壞是無法全然 被二分化的，迴避或抑制情緒不一定帶來負面效果，積極表達情緒也不一定全然奏 效，應考量個體本身的身心狀態、刺激事件的背景脈絡、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情緒 是如何被表達的。亦即，情緒調節的適應性與非適應性不應再以表達或不表達兩者 分類，研究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個體發展情緒的「彈性」，即在適合表達時表達、不 適合表達時不表達。許多研究也指出，個體若能考量不同情境脈絡，彈性運用不同 情緒策略，將更能幫助增進生活適應與心理健康（Aldao, 2013; Bonanno、Papa、

Lalande、Westphal, & Coifman, 2004）。探討情緒調節，應該考量個體背景（如性別、

文化、人格特質等)、在何種情況（如人際情境、工作、學業等）如何彈性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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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緒能力幫助自己因應刺激事件（蘇琳、陳畹蘭、謝穎慧、高可霓，2015）。因 此，研究者認為欲探討青少年的情緒議題，不應獨尊表達、貶抑抑制，而是更整合 的去端視青少年如何依照情境脈絡的需要與自己的狀態作判斷，進而彈性拿捏其 情緒表達策略，如同Westphal、Seivert 與 Bonanno（2010）所說，情緒彈性能力比 學習任何一種情緒表達策略還要來得重要。

當生活事件發生時，每個人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與表達方式，有人選擇說，有 人選擇不說，情緒表達與否的適切程度應因人而異，而影響個體使用不同情緒因應 方式的原因，則與生態系統及文化背景有關。個體是無法獨立於系統參考架構而存 在的（Bronfenbrenner, 2004），從生態系統中微系統的家庭與學校，至大系統的社 會與文化，都直接與間接地對一個人產生交互作用影響。此外，有愈來愈多研究發 現 情緒 表達是具 有文化 差 異的（Kitayama, Markus, & Kurokawa, 2000; Safdar, Friedlmeier, Matsumoto, Yoo, Kwantes, Kakai, & Shigemasu, 2009; Zhou & Bishop, 2012）。Kitayama 等人在一項探討文化、情緒與幸福感的研究中，邀請日本與美國 大學生填寫自陳問卷，結果日本學生的正向情緒大多與人際互動中的情緒相關（如 友善的感覺），而美國大學生則是與不涉入人際互動中的情緒相關（如自豪的感覺）。 Safdar 等人在跨文化情緒表達規則之研究中發現，日本人無論在正向情緒表達（如 愉悅、驚喜）或負向情緒表達（如憤怒、輕蔑、噁心）皆顯著低於美國與加拿大人。

Zhou 和 Bishop 在探討憤怒情緒調節與心血管反應的跨文化研究中，邀請華人及 白人女性者參與誘發憤怒的角色扮演實驗，結果發現情緒調節具跨文化差異，當白 人女性壓抑憤怒情緒時，其心血管反應強度是高於表達憤怒的，而華人女性則反之。

這些研究結果突顯了情緒表達的文化差異性，同樣的情緒表達方式在不同的文化 脈絡下，對個體的影響也不甚相同，凸顯將文化納入考量的重要。基於此觀點，研 究者決定以王麗斐（2012）發展的雙元情緒調節模型（Dual Management Regulation, 以下簡稱DER）為理論架構，不僅考量情緒的表達與否，也考慮文化脈絡的期待性。

所謂DER模型，是一雙維模型，納入「表達性策略」及「符合社會期待性」的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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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將表達情緒分成符合社會期待的「表達」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衝動」；不表 達情緒也區分為符合社會期待的「忍讓」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壓抑」，以此架構 去探討青少年的情緒彈性。

由於DER是基於台灣現況、兼顧西方與華人文化脈絡的情緒調節構念，研究者 好奇，此模型又與傳統西方的情緒調節有什麼樣的關聯呢？從1920年代佛洛伊德 提出焦慮的概念與焦慮情緒的調節，心理學界即展開了探究情緒調節之路，並於 1950年代正式出現在發展心理學領域中（智庫百科，2017；Gross, 1999），而一直 到現在，情緒調節仍是情緒相關研究領域中相當受重視的概念。目前西方研究情緒 調節最常使用的概念即為 Gross 所提出的認知再評估（cognitive reappraisal）與表 達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楊琳、李夢婷，2014），強調個體在情緒反應被觸

由於DER是基於台灣現況、兼顧西方與華人文化脈絡的情緒調節構念，研究者 好奇，此模型又與傳統西方的情緒調節有什麼樣的關聯呢？從1920年代佛洛伊德 提出焦慮的概念與焦慮情緒的調節，心理學界即展開了探究情緒調節之路，並於 1950年代正式出現在發展心理學領域中（智庫百科，2017；Gross, 1999），而一直 到現在，情緒調節仍是情緒相關研究領域中相當受重視的概念。目前西方研究情緒 調節最常使用的概念即為 Gross 所提出的認知再評估（cognitive reappraisal）與表 達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楊琳、李夢婷，2014），強調個體在情緒反應被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