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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Beattie(1995)將共依附傾向定義為:「個體易受到某些特定人物的掌控,而 左右自己的行為,因而產生無法不控制他人的強迫性觀念」(引自廣梅芳譯,2003)。 共依附(codependency)概念源自 1940 早期酒癮問題家庭之中,在家庭治療中發 現,酒癮者與其家屬之間存有一種共生的病症,即家屬的行為滿足了酒癮者想要被 照顧的需要,而酒癮者的行為也反過來滿足家屬想控制、照顧對方的需要,即兩者 相互滿足彼此的需要,無形中也維持了此種功能性的失調行為和關係模式(引自楊 雪龍、童輝杰,2010)。因此由酒癮者身上與周遭他人的人際關係來看,此種一再 重覆上演的模式,顯示其身邊有繼續這種生活的他人存在,並維持相互依存的關係 模式,這種關係模式不僅存在於酒癮患者本身的上癮行為,更包涵其與照顧家屬之 間的行為模式,也形成了一種令人「上癮」的共依附關係。而直到 1970 年代後期

「共依附」一詞,才首度出現在醫學臨床用語中,對於此定義眾說紛紜,而除了對 酒精、藥物等上癮行為之外,近來研究將共依附延伸至個體對於「關係」的上癮,

共依附者會與其伴侶維持強烈的連結,即便處在充滿壓力、遭受虐待和缺乏補償報 酬的關係之下,也體認到應該放棄此一不健康的關係,卻仍會藉由否認問題和自我 欺騙的方式,相信能藉由改變對方而得到快樂,因而是種沉溺於失調關係的特徵描 述,表現出的行為例如:需要感到自己被需要、想當救贖者、無法棄之他人於不顧、

常將自己的問題擺至最後、無法認清事實等(楊雪龍、童輝杰,2010;廣梅芳譯,

2003;Wright & Wright, 1991;Noriega, Ramos, & Villa, 2008)。

共依附者似乎有和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困難,源自於失功能家庭的共依附者,

可能因未能發展自我認同感、信任感,而影響了人際親密能力,且當個體越把重心 放在對方身上,過度依附在關係中時,越無法獲得親密感受(陳秀菁、吳麗娟、林 世華,2004)。近年來對與共依附特質的描述,不再以病態症狀觀點來看,而將其 視為是個人在相互關係中顯現的一種特定的特質傾向,且存在於各種人際互動中,

意即新的共依附建構係將共依附者視為不僅出現在酒癮或虐待家庭裡,也不僅限於 臨床症候群的名詞,而是顯現於各種人際互動和親密中的特殊關係(蘇子堯、許妍 飛譯,2011;Cullen & Carr, 1999)。過去,Springer、Britt 與 Schlenker(1998)曾 以一般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共依附傾向者具有較低的自尊和人際控制感,以及 較高的社交焦慮和失能的依附型態。此外,一些研究也同樣指出,大學生進入新的 成長階段與生活方式,不同人際氛圍的改變、外務繁忙可能造成人際疏離、自我認 知偏差、期待過高並害怕被拒絕……等人際困擾問題,進而影響生活適應(江文慈,

2004)。目前國內、外針對大學生之共依附特質現狀的實徵研究為數不多,鑑於大 學生的人際關係是校園生活適應的重要一環,藉由人際互動滿足內在的人際心理需 求,也學習融入社會環境的人際技巧。是以,了解大學生在校園人際互動中的共依 附特質傾向程度為何,實有進一步探究之重要性。

二、共依附、情緒與正負向情感性之關係

在共依附傾向與個體健康因素方面,過去研究多關注於身體疾病、其他人格 疾患的共病性、心臟血管疾病、免疫系統的受損,以及與憂鬱的相關等(Collins, 1993),例如 Hughes-Hammer、Martsolf 與 Zeller(1998)指出共依附特質與憂鬱 之間具有極高相關性,在後續研究也得到類似之結果,並試圖納入了共依附與生 活品質、察覺自我健康程度、身體的機能、疾病預防行為等健康因素之關聯

(Martsolf, Sedlak, & Doheny, 2000)。程玲玲(2008)研究發現,個體長期處在壓 力家庭下更易發展出共依附特質,生理症狀、心理症狀、自我概念、恥感等能預

測其共依附情形。吳麗娟(1995)也提到共依附是個體獨立自主性發展不良的結 果,影響身心適應甚鉅。此外,Cullen 與 Carr(1999)比較不同程度的共依附組 別,發現高共依附組,其與酗酒或虐待之原生家庭因素不明顯,反而與人際失功 能和心理健康適應的相關更大,包括溝通和情感表達與情緒涉入的困難,與他人 維持關係的困難,以及較高的心理適應問題,這些心理適應問題涵括憂鬱、焦慮、

抱怨精神官能症狀、較低的自尊。即便高共依附者的原生家庭因素,與其他低共 依附者並無明顯差異,但其卻較無法向他人尋求協助,顯示與他人互動關係的失 能型態。另 Mellody 描述共依附者由於長期在乎周遭人的喜怒哀樂,將自己的成 就建築在別人的喜悅之上,以致情緒無法自主,破壞自身生活及人際關係的和諧

(邱紫穎譯,1996)如此,共依附特質者在關係中會產生許多負向情緒的聯結,

較少正向回饋帶來的負向情緒連結,其自我情緒應該長期偏向過高的負向情緒及 過低的正向情緒。

根據Watson、Clark 與 Tellegen(1988)的論點,個體生活經歷每日大小的事 物,同時也具備了不同程度的正向情感性和負向情感性,他們認為正、負向情感 性可視為呈現個體在不同情緒方面的感受程度,但若個體經常處於某種情感特 性,就可視作是一種人格特徵,許多研究證實正負、向情感性與憂鬱、焦慮、樂 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社會支持、社交畏懼等皆有關,而易演變成各種心理 適應問題(鄧閔鴻、張素凰,2006;Watson, 2002;Beck, et al., 2003;Sellbom, Ben-Porath & Bagby, 2008;Greenglass & Fiksenbaum, 2009)。另一方面,正向情感 性的呈現以及負向情感性的缺乏,被視為是一種情緒幸福感的反映,主觀幸福感 是一種個人對於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之認知性評價,其對快樂生活的建構,由生 活滿意,以及正、負向情感性的平衡所構成(Diener, 1984;Keyes & Magyar-More, 2003)。本研究欲假設個體之共依附特質與其正負向情緒之狀態有緊密關係,然而 因為現今尚無研究完整探究共依附者的情緒狀態,以及所呈現的正負向情感性之 向度和程度為何,亦是研究者關切的另一項問題。

三、共依附、情緒調節與正負向情感性之關係

共依附者在情緒表現性上是衝突的,一方面似乎易隱藏自我情緒,以滿足和 照顧他人需求為主,但又因需與重要他人之間有好的關係,情緒常過度涉入的,

易受對方影響而被控制情緒,而忽略自身需求,也無法表達自我真實情緒(新苗 編譯小組譯,2000)。情緒調節是個體調節正負向情感性的歷程,可界定為「個體 監控、評估與修正情緒之運作,以達成個人內在情緒平衡和社會互動目標的歷程」

(江文慈,2004),也反映在人際關係中的互動,Gross 與 John( 2003)指出個體 常藉由調節情緒,與他們的重要他人維持良好關係,壓抑者可能較少向他人分享 情緒經驗,包括正向或負向的情緒,因而失去較親近的互動,影響其獲得人際支 持與社會網絡。因此,情緒調節包含個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在人際互動中 越能適當表達自己情緒感受的人,越能信任及依賴好友,並感受到友誼的親密感,

而越能覺察自己的情緒狀態及引發情緒的原因,管理和掌握自身情緒反應的勝任 感越高;而越少使用不當的情緒表達方式者,與好友發生衝突和爭論的行為也越 少(林慧姿、程景琳,2006),顯示情緒調節的作用,能有效增進人際相處上的親 密感和信任感。共依附者在情緒上容易依賴重要他人或過度涉入,人際上亦有強 烈的需求,甚至因為無法信任他人與自身的低自尊,而認為無法再擁有一段深刻 的人際互動,但過多的依賴和不穩固的人際關係,卻易失去更多自我,內在真正 的需求永遠無法獲得滿足。

Côté、Gyurak 與 Levenson( 2010)研究表示調整情緒表現的能力,有助於人 們彈性地因應情境要求,成為幸福感與成功的有關指標。情緒調節從功能性來看,

習慣運用再評價策略的人,展現出較少的憂鬱症狀,與正向功能之間具正相關,

對生活的滿意度更高,更樂觀,並擁有較高的自尊;習慣運用壓抑策略的人,則 與幸福感間呈負相關,個人也出現較多憂鬱症狀,對生活滿意度較低,具有較低 的自尊,也較悲觀(Gross & John, 2003)。因此,情緒調節在適應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適當的情緒調節能力的發展會隨著個體的成熟而改變(Thompson & Meyer,

2007),運用調整策略以掌控生氣、焦慮、罪惡感等負面情緒,同時也會調整自己 情緒的內在需求,與外在環境、人際互動的情緒需求達成一致,以建構符合個體 想要的生活狀態(江文慈,1999)。共依附者若能擁有適當情緒調節能力應該相當 重要,王春展(2006)提示情緒調節的作用在於節制負面情緒,積極維持正面情 緒,對於個體的生活適應、身心健康和人際關係相當重要(王春展,2006),因此 本研究欲探討大學生共依附傾向者,如何可能透過情緒調節能力,可有效幫助其 因應在人際和自身情緒需求之間的平衡,以增進其情緒的健康。

四、共依附、人際效能與正負向情感性之關係

社交自我效能被視為社交自我概念和測量社會適應的指標之一,情緒困擾青 少年的社會自我效能,比其他社會適應良好的同儕來得低(Connolly, 1989),故 被證實為社交能力的內涵和心理健康之要素,影響個體正負向情感性。李靜如、

林邦傑和修慧蘭(2011)以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成人依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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