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abermas 對西方社會病理的深刻洞察，有助釐清教育系統的正當性危機 Habermas 繼承 Karl Marx 異化（alienation）的探討，以及 Marx Weber 批 判合理化過程所揭示的意義喪失和自由喪失兩個論題，首先於《正當性危機》一
資料來源：整理自 Habermas（1975:45-49）。
根據上表，以正當性危機而言，經濟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凌駕其他價值，
因此政府往往將經濟系統的危機實轉嫁至政治系統，驅使行政體系獨立於合法意 志形成之外，建置各種命題有效地建立輿論，生產必要數量的「忠誠」用以維持 政治權力之運作，目的在於提供更多合法化形式，弭補經濟系統的虧空。Habermas 洞察到這種危機轉嫁的手段，伴隨著兩個副作用。第一個是政府創立和實施法律 的程序，把「正當性」（Legitimation）問題化約為「合法律性」（Legality）
之滿足（Habermas,1975:130）。第二個則是政府制定的經濟成長計劃隱含某種優 先順序，也就是實現私人利潤的極大化為先，不過同時卻產生普遍利益遭受壓制 的情況（Habermas,1975:152-153）。這兩種情況加深加劇公民質疑政府運用公權 力的正當性。
Habermas 在 20 世紀晚期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當性危機診斷，即使 放到台灣教育系統當前面臨的危機依舊有其解釋力。換言之，台灣教育系統發生 危機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教育的管理形式不夠精緻，或是教育政策提供的合 理性理由不夠充分，而是教育系統的公權力運用觸及社會文化根深蒂固的價值信 念以及共同利益，卻沒有謹慎處理價值信念以及共同利益之間的衝突，公民因而 質疑教育系統的公權力運用是否侵犯到已經被大家體認到有效的共識，使得教育 系統無法獲得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同。
二、Habermas 企圖透過溝通行動處理西方社會病理的提議，能夠提供教育系統 解決正當性危機的可能方向。
Habermas 自《正當性危機》後，進一步於《溝通行動理論Ⅱ》披露政治和 經濟系統透過權力和金錢兩個操縱媒介（steering media）對生活世界進行全面 管理和支配，使得生活世界遭受金錢和權力的過度入侵，因而喪失其自主性。不 論是系統所引發的危機，或是系統進一步殖民生活世界，就 Habermas 來看，問 題的根本根源在於人際之間的互動（interaction）遭受扭曲，使得人際關係的 建立並不是根據理性的方式，而是未受反思的意識形態。
根據前述問題，Habermas 欲以溝通合理性（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為核心建構溝通行動抵抗權力的不正當運用，恢復人際之間未受扭曲的互動。溝 通行動之所以能夠達成此任務，因為 Habermas 提議的溝通行動並不是日常生活 的聊天，而是行動者就問題達成共同理解的理性對話，達成理解的目的乃是進一 步尋求可能的共識。Habermas 的主要成就不只是停留在共識作為問題解決的提 倡階段，而是深刻刻劃行動者面臨到人際之間的利益衝突時，行動者究竟要如何 達成共識，並探討應用在實際社會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Habermas 主張共識作為問題解決的同時，並未忽視 David Hume 洞察到實然（is）推不出應然（ought）的經典問題，而是沿著 Immanuel Kant 連結實然與應然的思路，在溝通行動之上進一步區分出論辯（discourse），試圖 透過「論辯」論證奠基在事實之上的規範如何可能。與 Kant 不同，Habermas 論 證的出發點並不是獨自精心構造先驗法則，他人只要依循先驗法則即可一勞永逸 的解決問題，而是點出行動者如欲達成融攝事實與價值的共識，這種互動過程具 有那些不可避免的前提要件。因此，共識並不是哲學家已經預設好的內容，而是 依靠行動者運用能力所達成的共同詮釋成就。根據這條理路，行動者是在有意識 而不是無意識的情況下，自由的表達接受或是反駁論題的立場。據此，Habermas 提醒我們只有在不受強力宰制的情況下，行動者方能對涉及自身利益規範產生有 實際效力的約束力，並且只有以這種約束力作為人際之間利益衝突的調節機制，
行動者才能返回令人安心的生活。
台灣當前已進入民主社會，民主社會與威權統治社會的重要區別，乃是政府 公權力的運用是來自公民有意識的認同，還是無意識的接受。也就是說教育系統 在民主社會中的公權力運用，同樣必須獲得足夠的公民意志支持。然而，足夠的 公民意志的並不是單指數量，而是質量兼具的認同。因此，台灣教育系統若要解 決正當性危機，卻不受未經反思的民意綁架，Habermas 透過論辯達成理性共識 的理路，是我們值得參照的選項之一。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有四：
壹、分析 Habermas 論辯理論的理論構造。
貳、解析 Habermas 論辯理論的應用及其限制。
參、申論 Habermas 論辯理論在教育政策形成上的應用。
肆、綜合前述研究成果，擬具建議以作為改進教育政策形成機制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