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背景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 40 歲以下女性乳癌病友從發現身體異狀、到醫院進行診療及 確診並進行相關治療，這一連串事件中，個人內在運作歷程及與周遭環境互動的 情況。在本章節中將說明研究動機與重要性，並藉此提出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小時候對於胸部的感覺並不多，只知道長大後的女生會有凸起的胸部，而男 生是平坦的。國中健康教育課程教導我們青春期後會開始有所謂的第二性徵，其 中，外顯可見的便是長大的乳房，青春期意味著我們的身體已經逐漸預備好成為 可以生育下一代了，而乳房的功能在於哺乳。即便老師並沒有針對乳房有更進一 步的介紹，小小年紀的我們也逐漸注意到，乳房不只具有哺育的功能，它也是女 生自評個人魅力的重點，女性間相互評價討論的部位，同時也是男性評價及注視 女性是否具有魅力及是否值得注目的焦點之一。如同 Young(1990 )提到，這文化盲 目的崇拜乳房，認為乳房是女性性別的標誌，而「完美乳房」應該是堅挺、高聳 的(何定照譯，2006)。

在媒體及社會氛圍的影響下，我們不由自主的會去注意自己的胸部是否長得 夠漂亮，而所謂的漂亮就是如同廣告中的女明星一般，也如同 Young (1990)形容的，

是否夠高聳與堅挺(何定照譯，2006)。平時在與女性友人的閒聊中也發現，多數友 人也都會有相同的困擾，更甚擔心自己不完美的胸部可能成為與男性友人繼續走 下去的障礙。Spadola(1996)提出在人生發展的各階段，包括嬰孩時期、青春期發展 階段、懷孕為人母或是健康發生問題的時候，胸部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 影響著世界對我們的看法(林瑞霖、劉娟君譯，2000)。

乳房發生健康問題第一個跳出腦海中的即是乳癌。對於以前的我而言，「乳癌」

只是衛教廣告上的宣傳，醫學上的口語化名詞，直到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了醫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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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領域，負責一般外科病房期間，開始計劃在醫院的志工隊下面成立乳癌病 友志工組(也就是由病情穩定之病友，接受志工及相關會談訓練後，到病房從事新 診斷病人之訪視慰問服務)。在這因緣際會下，在主責籌組及服務過程中，我開始 有機會密切的接觸乳癌這個議題及這些正在與乳癌共處或是帶著乳癌記號生活著 的這群大姐們。

本是工作的一部分，可能有些學習和看見，又好像應該在工作數年後僅成為 一個單純的工作回憶。但事實上，無論是在工作服務抑、相關寫作過程，或是接 觸乳癌相關資訊及經驗中，總特別的激盪我的情緒及心情，而~跟隨我的心~的信 念，開啟了我投入乳癌病友研究之路。

除了個人主觀上觸動外，客觀數據也提醒，乳癌對於女性的威脅及影響是不 容小覷的。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統計資料顯示，初診斷罹患乳 癌之女性在1995年時僅2,515名，佔當年度罹癌女性的6.97%，經過了15年，亦即2000 年一年內初診斷罹患乳癌之女性病友已增加三倍多，達9,655人，且佔當年度所有 女性癌症的24.28%，亦即十個初診斷罹癌的女性中便有2.5人是罹患乳癌。快速成 長的數字使得乳癌在2003年便超越了子宮頸癌，成為台灣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一位 至今。不僅如此，《民國99年癌症登記報告》資料中可以看到，女性乳癌標準化發 生率高達58.6，也就是在台灣每年每十萬人口中就有58.6人罹患乳癌，且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

另外，2000年台灣經診斷死因為乳房惡性腫瘤之女性人數達1,706人，占全部 惡性腫瘤死亡率排名的第四位。相較於罹患的高發生率，死亡率相比較低，乳癌 五年之存活率約有82%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3)，與其他常見癌症乳癌的 存活率相比有偏高的趨勢。乳癌對於患者而言，從摸到硬塊那一刻開始，便如影 隨形的影響著婦女的生活及一切，從診斷、手術、治療到後續復健，甚至治療終 結後的生活，手術的記號及復發的威脅隨著婦女生命的持續而隨行著，因此乳癌 的高發生率及高存活率，顯示著乳癌病友的快速增加及其罹病後需求的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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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而言，罹患乳癌不僅造成了生理上的傷害、在心理上、社會上及經濟上 的衝擊，更是致命傷害。生理上必須承受相關檢查的疼痛及不舒服感，手術風險 及對身體的傷害是最深的痛，而術後輔助性治療部份，必須承擔因應不同治療所 帶來對身體的傷害，包括噁心、掉髮、體重增減、性功能問題(Fobair, Stewart, D’onofrio, Banks& Bloom, 2006)、出現更年期的徵狀、對子宮的傷害等，當積極治療完後，仍 有水腫的風險及再復發的可能。心理上在極短時間內決定是否進行手術的心理壓 力，復發或再生的風險並不隨著時間的流動而消失。這些對乳癌病友而言，是個 永遠的壓力。無論少了單側或雙側乳房，不再是以前所能見到的身體，對婦女是 一個多麼震撼之身體意象改變的創傷經驗。與他人社會互動部分，失去乳房也被 迫的使得婦女面對身體的污名化，及接受身體已經不再完整的記號，進而影響與 他人互動的意願、改變與他人互動的方式(楊榮宗，2003)。對於職業婦女而言，手 術後的治療及復健往往需要一段時日才能完成，，經常請假可能導致薪水減少，

而昂貴自費藥材也是龐大負擔，後續身體的限制，如手臂淋巴水腫等，也可能影 響其原本工作的適任度或主管任用意願。

Yalom(1999)表示對女性而言，乳房是彰顯身為女性的外顯特徵，在古文明的 時代中，女體的塑造便都以乳房作為特徵，雖然呈現出來的乳房的大小、形狀、

甚至數目都不一樣，但卻都相當顯著(何穎怡譯，2000)。Young(1990)提到，直到目 前社會文化仍持續認為乳房是女性性別的標誌，常以是否有突起的乳房胸線來評 估該人是男性或女性(何定照譯，2006)。楊榮宗(2004)對於完成乳房切除手術的病 友進行深度訪談，多位女性病友表示失去乳房後常常覺得自己不再是個女人了，

更或者覺得自己像個怪物一般。

許多國家顯示乳癌是中老年人的疾病。胡至家（2005）的研究顯示，美國乳癌 病友的平均年齡為 60 歲。歐美婦女的乳癌發生率往往隨年齡增加而增加，75 歲婦 女的發生率高於 35 歲者，而 35 歲以下之年輕乳癌病友之發生率僅 2.5-5%。反觀台 灣婦女的乳癌發生率最高在 50 歲左右，而後便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遞減，且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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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有增加趨勢，在每年新診斷乳癌病友中年齡在 39 歲以下者占了約 10%，34 歲 以下便占 4%左右（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3）。參考國外研究發現，乳癌年 輕化之情況不僅發生在台灣，部分亞洲國家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結果。在王思愚、

楊樺、區偉、孫海波與方勤(2009)及湯立晨、狄根紅與紹志敏(2009)的資料中整理 發現，韓國在每年新診斷的乳癌病友中，年齡低於 35 歲之比率占了 9.5%，而中國 則約 10~15%，且有上升趨勢。

社會或是自我對於年輕狀態的女性乳房有更多的期待，但相較於年長的婦女，

年輕婦女卻也遭遇到更多的考驗及衝擊。在美國及中國針對乳癌的研究皆發現，

年輕乳癌病友經常遇到分化差、雌激素受體(ER)為陰性、淋巴管浸潤及較高的增生 分數等情況，顯示癌症細胞在年輕女性身上具備更大的侵略性及較差的預後 (Shannon & Smith, 2003)。因此，年輕乳癌病友的復發率、轉移率及死亡率皆高於 35 歲以上未停經婦女(湯立晨等，2009；吳春逢，2009；王思愚等，2009；Sariego, 2010)。

湯立晨等(2009)文章提及曾有研究發現，在小於 45 歲的乳癌病友中，初次診斷為 乳癌之年齡，每小於 45 歲一年，其乳癌的死亡風險將增加 5%，乳癌對年輕患者 的威脅性可見一斑。在維護生命，去除體內不定時炸彈的前提下及維持女性性徵 存在之雙面考量下，施行保乳手術或是重建對這些年輕的女性乳癌病友而言也許 是另一種福音及選擇，但卻也有研究顯示(Shannon & Smith, 2003；Voogd et al., 1999) 年輕女性在施行保乳手術或是重建手術後，局部復發的風險遠高於年長女性，這 無疑地又為這些年輕女性投下一顆震撼彈。除了外觀因素外，在對生育下一代的 期待部份，我們耳聞能響之部分的輔助性治療，包括了化學治療及內分泌治療等 副作用，可能導致了卵巢功能的抑制、使得年輕女性提早面臨更年期的徵狀而造 成了子宮許多的傷害，產生可能導致生育功能喪失的結果(Shannon & Smith, 2003)，

而即便治療後生育功能仍存在，罹病後的懷孕也可能導致預後變差(Partridge &

Ruddy, 2007)。這些種種將可能造成年輕婦女面臨到更年期徵狀、心理困擾以及需 要調整個人及家庭計畫等 (Shannon & Smit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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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年輕乳癌病友之年齡設定不一，有些設定為 35 歲以下，

有些則以 40 歲作為分水嶺。就生理功能及社會心理任務而言，35~40 歲仍是女性 生育子女或發展家庭的黃金期，但在罹患乳癌後，除了可能失去代表女性特徵的 乳房外，在接受相關治療過程中，也可能因此失去生育能力，讓許多未婚或有生 育子女計畫的病友經常面臨到生育或生命之抉擇課題。國內外對於未婚乳癌病友 的研究並不多，Budin(1998)曾經針對未婚乳癌病友在術後恢復期階段的心理調適議 題進行了一項研究，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心理調適情況呈現正相關，意即社會支 持度愈高，心理調適的情況愈好。但當已婚婦女體驗與乳癌的診斷和治療有關的 緊張事件時通常可以就近獲得伴侶的支持，而未婚婦女則必須另外尋求其他資源。

他們必須向外尋求有用的、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來處理其術後恢復階段後期的症

他們必須向外尋求有用的、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來處理其術後恢復階段後期的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