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支持

以個人為中心，和生活中重要他人、機構、社會所形成之關係之組合，便 是社會網絡 (陳源湖，2003) 。而社會網絡之支持情況，影響著人們，特別是 遭逢特殊事件有特殊需求的人之生活品質及因應方式。本節將透過社會支持之 探討來整理罹癌對個人所產生疾病適應與身心狀況之影響。

壹、 社會支持的內涵

Cassel(1974)認為社會支持來自家人、親友、同事及鄰居形成之次團體(引自陳源 湖，2003)，王敏真(2006)以立意取樣方式於南部某醫學中心的七位癌症病患進行深 度訪談，發現病患獲得社會支持的來源，分別是醫護人員、配偶、朋友、子女、

父母、兄弟姐妹及親屬。除此之外，職場、支持團體及網路等，亦可能成為支持 的來源(王鍾和、李勤川、陽琪，1985)。

Cassel(1974)社會支持的運作並非單向，而是各次團體間雙向且相互行為及情 緒回饋的過程 (引自陳源湖，2003) 。黃俐婷(2004)有相似的看法，其認為在人與 人之間的社會支持中，一個人可以是主動提供支持者，也可以是被動的接收者。

舒曼姝(2003)提出社會支持是一種主觀性的感受與經驗，透過人際間的交流，感受 到重要他人的關愛及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並能提供實質性與象徵性的協助，

邱文彬(2001)整理過去研究將社會支持的功能歸納如下：1.物質的：工具性支 持及小幫助；2.情緒的：鼓勵、愛或情感支持；3.尊重的：給予肯定或價值觀的支 持；4.訊息的：提供一些建議、認知及指導性支持；5.友伴的：正向的社會互動。

Zanden(2008)更具體的提出，透過親友的重視及接納可以增強我們的自尊；他人資 訊提供可以幫助我們定義問題並找到答案；陪伴本身就是一種支持，可以滿足社 交需求也能讓我們忘卻煩惱跟憂慮；最後他人提供的實質性協助，如金錢、物資 及幫助等，能協助我們解決問題，並達舒緩壓力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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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因此我們的生活品質與人際關係有很大的關係。

在壓力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持等互助傾向能為我們帶來力量。癌症病者 在漫長的抗癌日子裡，更需要這份相互扶持的互助力量來支持她、協助她渡過整 個療程。社會支持是依據關係而進行的資源交換，團體與社群支持可以提供我們 維持健康並具有緩衝壓力之功能，因而影響我們面對壓力的方式。能獲得有力支 持的人通常較能處理生命中的改變及日常生活中的困擾，而社會支持的存在可幫 助病患抵禦疾病，缺乏社會支持將使健康更容易惡化(Zanden, 2008)。Shannon &

Smith (2003)的研究也支持 Zanden 的論點，肯定相互支持和自我支持團體可以減少 社會孤立、抑鬱及焦慮感。李美雲、蕭正光、許淑蓮、張宏泰及徐南麗(2002)選取 南部某醫學中心，接受化學治療之前、中、後不同階段中 92 名乳癌病友進行研究，

發現獲得社會支持較少的病友，其不確定感程度較高。蔡佩珊(2003)針對乳癌婦女 的研究也提出自覺社會支持與心理適應之間有極顯著的正相關。Kroenke、

Kubzansky、Schernhammer、Holmes & Kawachi 等五名學者於 2006 年在加州大學進 行了一項系統且規模較大的研究，針對 2,835 名被診斷出罹患乳癌的病友進行長達 10 年（1992 至 2002 年）的縱貫性研究，研究發現由於社會孤立的女性無法從社會 網絡中接觸到由朋友、親人、成年子女所提供的照顧資源，導致她們診斷後死亡 的風險較高。

在社會支持的關係中，家庭是最基本的非正式社會支持，對於個人生活適應 有重要的影響。黃俐婷(2004)提出家庭支持提供了家庭成員：情緒支持，愛與關懷 等；訊息性支持，如建議與忠告；還有實質性支持，包含了交通接送、經濟協助、

家務協助等。而在家庭成員中，Brown et al.(1975)的研究發現，對女性而言，在面 臨負向生活事件時，丈夫或男友是其精神困擾最重要的緩衝因子，Troits(1986)的研 究也發現，親密知己與伴侶是社會支持中最重要的面向 (引自宋麗玉，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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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互動

當一個人突然得知自己罹患了癌症，這突如其來的訊息，往往讓人難以承受，

在傳統觀念癌症就等同於死亡，平日覺得這是那麼的遙不可及，與自己不相關，

故也很少去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但當自己被宣告癌症之時，突然間感受到死亡離 自己好近好近。這突然出現的訊息，除了對病人本身造成衝擊之外，對與此人有 關的所有事件也都將造成影響。許多的規畫與生活等都必須重新整理，重新規劃 與安排，因此罹癌不僅僅是個人事件，它更是家庭事件，甚至社會事件(舒曼姝，

2003)。人是群居的動物，也因為群居，每個人都受其週遭環境影響，也或多或少 的改變了其所屬的環境。因此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及適應情況或資源取得情況，

取決於個人因素及環境因素兩者激盪而成的結果，這是一種雙向相互影響的過程，

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王鍾和等，1985)。個人因素又包括個人特質，如快樂與否、

個人及社會標準之和諧情況、自我關心、個人潛能實現、個人人格成熟、個人統 整、對環境的接觸與了解、對環境的正確認知及有效參與等(王鍾和等，1985；楊 智輝、王建平，2007)；

宋麗玉(2002)參考 Brugha 於 1995 發表有關人們使用社會支持影響因素及 Bergeman et al.(1990)的研究，整理出影響社會支持使用因素包括：一、發展因素：

社會支持是個人內在特質及資源與外在環境等內外因素互動之結果。個人內在自 出生後便開始發展人際關係觀感，而此觀感會影響日後跟人互動的經驗；自小與 人互動的經驗累積，使得個人建立與外在環境發展的觀感；小時候或曾經有過的 人際經驗，也會影響著長大每個當下的人際模式。二、個人人格特質因素：例如 自尊程度、社會性或內外控等，也影響個人發展或使用資源能力或意願。具有堅 毅性格或社會性高的人，較傾向使用社會資源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滿足自己的需 求；自尊程度高者，不論是自己或他人都對當事人持有較高的評價，故較容易獲 得更多的人際網絡等資源；但自主性高者，因較強調自我解決，故可能較不傾向 去使用外在資源。三、環境因素：對於個人社會支持程度的高低，環境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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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高於遺傳因素。

對於多數的成年人而言，家庭及職場是接觸時間最久，也經常是最重要的生 活領域，其多數的社會互動與參與多發生在此兩個場域中。對於罹癌病友而言，

在面對家人及工作領域時經常有許多的考量影響著他們使用資源或互動模式的選 擇。

在家庭系統方面，生病後家人扮演著重要的照顧者的角色，主要提供罹病家 屬物質支持 (王敏真，2006；呂貴雲、金繼春、黃惠萍，1993)，家人是病友最大的 情緒支持來源(林耀盛，2006)。賴怡嘉(2006)的研究中之受訪者曾表示，其感受到 生病過程中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是我們永遠的後盾，我想對許多人來說是個不變 的真理。但有許多研究在深入探討罹病經驗與家人關係後卻發現，有時太過緊密 的關係或體貼之心也可能造成疏離。親友往往在傳達關心的程度該如何拿捏才不 會造成傷害的分寸中猶疑，這小心翼翼的結果造成某程度的疏離。而在乳癌術後 婦女方面，在未得到適當的幫助情況下，經常將自己困在罹癌的陰影下，一直生 活在失去乳房的悲哀之中，無法面對自己與他人，導致與人互動的減少（胡至家，

2005）。舒曼姝(2003)指出支持系統好的個案，不一定有談心對象，可能是害怕說出 來家人會擔心、會有心理負擔，所以經常選擇不跟家人講。王貴霞等(2005)針對五 名癌症病患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其中便有三名患者表示不願意將病情告知親 友，並且會減少社交也很少主動尋求親友幫助。賴怡嘉(2006)及林耀盛(2009)的研 究中也有相似的發現，對於罹病者而言，由於照顧工作帶給家人負荷，讓她們有 拖累家人的感受。這些不明說的心理顧忌，或是因為家人在提供照顧的同時缺乏 支持等因素，往往也影響生病後的家人關係，造成家庭溝通或調適障礙，而這些 家庭適應通常不會在切除手術後立刻受到影響，而是隨著時間的移遞逐漸變化(吳 樹平，1985)。

林耀盛與羅愔愔(2010)在進行婦癌病友和照顧者之間，在照顧覺知落差部分，

對雙方心理與生活適應影響之研究時發現，雙方對於照顧行為的覺知有顯著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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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而其研究亦發現婦癌患者和照顧者對於照顧的接收與付出的認知差異愈大，

也就是照顧者認定其所提供的支持行為不為病患所接收而形成之知覺落差，病患 的憂鬱傾向愈明顯，相對的也間接地影響到照顧提供者的生活品質，造成雙害的 局面。

在工作方面，工作能滿足人們維持自我生存、社會歸屬感、被賞識及勝任感 等需求(Powell, 1983/1984)。的確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在從事與工作或 進行有關的職業活動(交際應酬等)，因此職場一般被認為是成人生活的重心。對於 青年人而言其職場發展任務乃為就業工作的穩定、維持更近一步的安全並尋獲升 遷的途徑(王鍾和等，1985)。吳樹平(1985)之研究發現手術前後均有職業、且每週 工作時數在四十小時以上的病患，在角色功能改變上的壓力程度較強，常以面對 的方式處理壓力，在疾病與家庭等方面均有良好適應，顯示工作與乳癌病友在疾 病及家庭的適應上有正相關。

但也有部分研究發現，乳癌病友基於家醜不外揚或是擔心他人悲憫的眼光，

選擇隱藏罹癌之事實(舒曼姝，2003；呂貴雲等，1993)，並迫於治療等生理或時間 上現實限制，或因請假不易、治療導致身體虛弱、無法從事原職務之部分工作任

選擇隱藏罹癌之事實(舒曼姝，2003；呂貴雲等，1993)，並迫於治療等生理或時間 上現實限制，或因請假不易、治療導致身體虛弱、無法從事原職務之部分工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