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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第一節 研究反思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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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通過對安康社區接受並完成 ACT 親職教育方案之當事人的生命經驗 的回溯,環視當事人家庭互動的樣貌,深入瞭解其親職壓力之相關因素及其親職 韌性,最後瞭解當事人接受 ACT 親職教育方案的經驗與建議。本章首先依據研究 結果對相關議題進行反思與討論,得出研究發現與結論,最後指出研究限制並提 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反思與討論

本節就研究過程中發現的相關議題,結合研究者的觀察反思進行討論。

一、消失的父親

在與當事人訪談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兩位當事人在日常的親職教養過程中,

難以獲得來自伴侶的參與或支持。研究者嘗試解讀這一現狀,首先從父親角色的 角度來看,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強調對於父親角色的認同

(role identity),即父親對於父親角色在所有角色中位置的認定,且會促使父 親形成計劃與行動來增強、支持和確認父親角色(林惠雅,2008)。

當事人的晤談內容,勾勒出丈夫作為父親的形象,例如「他就回我說他就沒 有爸爸,也不想當爸爸」(當事人 Y),「爸爸呢,就是手機,回來家就是癱在椅子 上面」(當事人 X),從隻言片語間,可窺見丈夫的內在可能缺乏父親角色認同,

或是在成長過程中缺乏角色示範(role model),從而在親職參與的過程中難以 展現相應的角色職能。或是,在其成長過程中,受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 家庭環境影響,男性可能獲得的父親角色示範,也許是以工作成就取向為主,缺 乏參與育兒勞務或是親子教養的,所以在現有家庭生活中複製了原生家庭的生活 經驗。有低收入族群父職角色認同與親職參與的關係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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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家庭互動的層面來看,值得一提的是,「母職守門」(maternal gatekeeping)可能透過母親對於父親親職能力的評估,從而影響父親參與親職 的表現(Maurer,Pleck & Rane,2001)。「母職守門」指的是母親會依照其信念 期待或設定的標準來評估父親的能力,當母親認為父親不符合期許或標準時,母 親可能阻止或干預父親參與親職,即扮演一個守門員的角色,守住親職教養領域,

影響父職的參與,對父職而言具有「守門效應」(gatekeeping effect)(Allen

& Hawkins,1999;林惠雅,2008)。母職守門與母親對母職角色的信念有關,母 親期待家事工作屬於女性領域,並藉由設定嚴苛的標準,不願放棄家事責任,負 責家事工作使他人肯定自己(Allen & Hawkins,1999)。

當事人的丈夫是真的無法參與親職嗎?由於缺乏實際家庭互動的觀察,只能 以當事人的角度瞭解家中的分工,例如「他這樣的狀況讓我害怕讓他帶小孩」(當 事人 Y),「前面兩個女兒他都完全沒有負責」(當事人 X),「因為我一直在跟爸 爸講一句話,我是有在成長,你,沒有在成長」(當事人 X)。從這些話語中,可 以感受到母親對於父親親職能力的評估是負面傾向的,認為父親不能勝任親職角 色,且無論是家庭主婦或是職業女性,兩位當事人都主要承擔家事工作。這可能 與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角色分工以及成長過程中的母職示範相關。

但與此同時,女性經歷的矛盾在於,日常生活的實際需求和後天參與親職教 育的學習,都讓女性愈發明確地意識到父職參與親職教養的重要性,而改變又可 能危及自己在家中的權利與殊榮,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很有可能表現為強調自身 親職付出掩蓋父職參與,或是向父職發出同盟邀請又拒絕、排斥父職參與親職教 養。由此推測,當事人可能正在經歷一個信念驗證的循環,即,期待女性主宰親 職教養—負向評估伴侶親職能力—排除伴侶親職參與—缺乏伴侶親職參與—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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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因應親職教養。針對這一闡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深入探討。

而關係互動中父親的一方,以能力知覺的角度來看,「能力知覺」是父親對 於自己親職能力的知覺,Sanderson 和 Thompson(2002)發現父親知覺自己的能力 越高,參與親職教養的程度越高。當母親發動守門效應時,父親在參與親職的過 程中,會感知到母親對其不能勝任親職的評估,從而可能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

或是接受到更多參與親職的挫敗感,進而減少參與的程度(林惠雅,2008)。此 外,兩位當事人的丈夫都有不同程度的個人議題,在情緒和行為的控制上有一定 的困難,這也激發了母親對其親職能力的負向評估,從而在父職的角度看到參與 意願—履行親職—獲得負向評價和反饋—降低親職參與的循環。對於低收入族群 父職親職能力知覺及親職困境,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

二、生育多子女的貧困循環

在子女生育情況上,兩位當事人都生育了 4-5 個孩子,且仍有繼續生育的意 願,對此兩人都表示自己很喜歡小孩,或是丈夫也喜歡小孩。這與其家庭收入現 況有著極大的衝突和反差,在為生計勞苦工作的同時,養育多子女,並需要面對 不同子女的困難特質和發展需求,是什麼樣的因素促成現況?

家庭遭遇經濟困境或危機可能帶來婚姻解組(李淑容,2007),然而以喜愛 孩子為共識,與丈夫不斷生育子女,可能是當事人維持婚姻關係,緩解伴侶衝突 的方式之一。孩子的存在加強了婚姻雙方的羈絆,在滿足當事人依附需求的同時,

也能製造夫妻間衝突的緩衝地帶,例如當事人 Y 在訪談中提及丈夫對她而言是第 六個小孩,可當她專注照顧孩子時,就可適當忽略丈夫對自己的需求,從而減輕 自己回應丈夫的壓力。

同時,低收入家庭養育子女可獲得可觀的福利補助,緩解家庭經濟壓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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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當事人 X 所說「小朋友補助對我們這個家庭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項補貼」。然而 在家庭致貧的特徵因素中,養育兒童數越多與兒童不健康數越多,越易成為低收 入家庭(王永慈,2005)。多子女養育的狀況其實加劇了家庭貧困循環,因經濟 補助增加生育,又因生育投入增加加重家庭經濟負擔,導致家庭難以脫貧。

由此,貧困家庭生育多子女現狀的背後,可能隱含的可能是家庭需要生育子 女以滿足家長依附需求,或是維繫婚姻關係,在生育獲得經濟補助緩解家庭經濟 壓力的同時,加劇貧困循環,深陷貧困。貧困家庭生育多子女的心理機制,值得 在未來研究中深度探究。

三、貧窮與社會排除

安康平宅發展至今,難以迴避的是外界對這個社區的評價和看法。對於平宅 內居住的居民,社會民眾對窮人社群保持著一種「刻板思考」:他們是一群過著 絕望的生活,有這宿命的人生觀,不計劃未來得過且過,仰仗救濟扶不上墻的「爛 泥」。而這也驗證了弱勢者因積累許多剝奪與缺乏,被排擠在許多機會與資源之 外,遭受到主流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排除(曾許達,2010)。

本次參與研究的兩位當事人之家庭,均符合台北市低收入戶標準,的確是貧 窮家庭。然而在與她們多次接觸並進行深入訪談後,每個人所展現的獨特生命經 驗和生活故事,都鮮活地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堅韌、求學、包容的品質與大眾 的刻板印象大相徑庭。入住安康平宅的原因並非僅僅是達到貧窮線,生活的變遷,

人生的意外,無奈的選擇,或是積極的求助都可能將他們聚集在安康平宅,貧困 只是最後的統一呈現的結果。但社會對社區的刻板印象不僅烙印在社區之外,同 樣也使得社區內的居民感受到由貧困帶來的排除感,即承受主流社會的污名化。

對當事人而言,無論是否有明確指出貧窮對其生活的危害,貧窮本身就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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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巨大的幕後黑手影響著她們的人生。

當事人 X 為了孩子能夠堅持不斷學習,然而為了自己,她難以邁出尋求諮商 協助的那一步。安康平宅並非沒有資源,而是哪怕所有的資源都擺在居民面前,

他們依舊難以踏出使用資源的那一步。哪怕意識到自己迫切的需要,在缺乏支持 鼓勵、主動邀請的時候,他們難以信賴自己是可以為自己做一些什麼。人格特質 中的自尊心低落,以及由此帶來的我不值得的感受,限制了當事人突破現狀的意 志和行動。弱勢的累積,帶來進一步的惡性循環。

當事人 Y 則面臨著持續生育致貧的惡性循環。夫妻雙方不得不為家庭生計投 入大量基礎勞務,生活勞苦又進一步限制個人在職涯發展上的規劃和成長空間,

從而陷入由生育帶來家庭開支上升,需要增加勞務時長換取收益,由個人發展時 間受限只能從事低收入勞務入不敷出,依賴生育補助增加生育的惡性循環之中。

兩位當事人在面臨親職角色的挑戰時,都採取積極的態度,保持學習和覺察,

但親職的韌性難以完全解決生活困苦。僅由個人是難以突破這一局限的,倚靠托 嬰服務能降低工作時的後顧之憂,社區提供的職業資訊可作為職業調整的參考,

參與親職教育學習教養技能,在有限的親子時間中提升親職效能等等,多重渠道 的資源介入,才可能幫助個人及家庭突破原有格局。而貧困家庭的脫貧歷程,及 心路轉變亦需要後續研究進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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