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ACT 親職教育方案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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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ACT 親職教育方案與相關研究
一、 ACT 親職教育方案
ACT 親職教育方案（Adults and Children Together Raising Safe Kids Program）
是由美國心理學會暴力預防處與美國幼兒教育協會共同合作發展而來，作為世界 衛生組織所推薦的能有效預防兒少虐待的親職方案之一，於美國發跡，始於 2001 年，發展至今已將近十七年，在美國境內已經有七十個 ACT 社區中心，主要是 協助訓練本親職教育方案的團體帶領者以及持續推廣方案，同時，本方案也推廣 至世界各國各地區，目前分別有八個國家設有 ACT 訓練中心，包括巴西、日本、
土耳其、希臘等國，使 ACT 親職教育方案能夠推廣至國際，並且更加符合多元 文化背景。
ACT 親職教育方案是一項促進父母親職教育技巧且預防兒童虐待的方案，
內容具有高度互動性。方案將重點關注於家長、照顧者身上，強調他們對兒童暴 力預防的重要性（傅如馨，2017）。ACT 親職教育方案以社會認知學習論為基礎
（Bandura,1977）,認為攻擊與暴力識後天學習而來。從行為論的觀點來看，藉由 親子失功能互動的改變，使用正向的行為型態，能促進親子關係，且由 Bandura 所提出來的社會學習論而言，家長是兒童重要的典範，因此家長需要透過學習，
展現良好的行為模式才能使兒童有良好的行為依循（傅如馨，2017）。因此在方 案中更強調教導家長以正向且有效的親職教養方式創造一個安全而健康的家庭 環境，預防家庭暴力與不當對待，保護兒童與青少年避免遭受可能的創傷或更長 遠的影響（黃薏靜，2016）。
ACT 親職教育方案是具有完整設置的家長團體課程，團體內容介紹如表 2-1，該方案主要涉及了五大主題的親職教育內容：包含非暴力管教、兒童發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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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憤怒管理與社交問題解決技巧、媒體對孩童的影響、以及保護兒童免於接 觸暴力的方法。ACT 親職教育方案以小講座、團體、影片討論、實際演練與角 色扮演、作業練習等體驗活動和課後反饋討論的方式來進行，每週兩小時課 程，為期共八週（Knox, Burkhart, Howe,2011; Weymouth,Howe,2011; 黃薏靜，
2016；傅如馨，2017）。
本研究因與社區合作之現實因素限制（時間、場地、人力組織等，詳見研 究限制），故只能以 ACT 親職教育方案為範本，濃縮課程內容及時長，縮減課 程活動（如減少情境角色扮演）及討論時長（如將討論時間減半），保留完整課 程主題內容，以授課形式將方案內容傳遞給方案參與者，並開放課間、課後向 活動單獨帶領者提問的時間，形成面向育有 0-12 歲兒童家長或照顧者，為期四 周每週兩小時，共計八小時的簡要版 ACT 親職教育方案。
因此，本次研究實施之簡要版 ACT 親職教育方案相較起原版，在課程主題 及內容上無差異，但在課程實施之方式上，減少了活動設計的豐富程度以及課 程討論的時長，活動形式更傾向於授課講座的方式。
本研究所使用方案為簡要版 ACT 親職教育方案（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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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nox, Burkhart ,Howe(2011)，引自黃薏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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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方案是通用的方法，ACT 親職教育方案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團體介 入模式，可提供給所有的父母、親職照顧者，不限家長背景或是何種程度的家暴 風險都可以參與（黃薏靜，2016）。
其次，本方案具有文化適應性。ACT 親職教育方案具有文化敏感性，能夠適 用於不同的文化與社區。除了美國本土，ACT 親職教育方案之教材也被謹慎翻 譯為多國語言，並在巴西、哥倫比亞、日本、希臘等國家實施（Walton,2013）。
其三，方案具備多元實施方式，ACT 親職教育方案可以在不同環境或場域 通過各種組織主辦，從學校到監獄、教堂、社區中心、托兒所和心理健康診所等 等(Knox,Burkhart,& Hunter,2011; Knox,Burkhart,&Cromly,2013)。
其四，執行本方案的實施人員多元且專業，各種領域的專業人士都可以經由 訓練來實施 ACT 親職教育方案，其中包括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輔導人員、
心理學家、護士、教師和神職人員等（黃薏靜，2016）。此處說明，相關背景人 員申請成為 ACT 親職教育方案帶領者時，需經由美國心理學會（APA）授權認 證的 ACT 親職教育方案培訓者培訓、認證後，才可成為方案帶領人，可獨自帶 領實施 ACT 親職教育方案。
其五，方案成本低、收益高。相較於其他親職教育，ACT 的材料和培訓費更 為實惠。對照研究表明，ACT 提供免費的講師培訓工作坊，且親職教育方案的實 施因為成本低且指示清晰而易執行，因此對於數量與需求愈來愈多的參與家長，
ACT 親職教育方案相較其他方案都來得更為可行，能達到同樣甚至更好的效果
（Weymouth,Howe,2011）。
其六，ACT 親職教育方案會視家長的需求，額外提供兒童團體的服務，讓家 長進行親職教育的同時，可以安心把孩子一起帶來，家長團體與兒童團體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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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空間進行，這樣的服務不僅能讓家長報名參與的意願提高，且在長達八次的 團體課程中，可能會因孩子對兒童團體的高度興趣，而間接降低家長的請假次數。
最後，單一方案即可為家長帶來多種益處，父母與家長通過參與有趣的課程，
享受參與互動，學習并應用正向的教育技巧，并通過方案結交朋友，連結社區自 願，相互支持，從而構建更安全的幸福家庭。
由上述七點可見，ACT 親職教育方案本身包含了多元文化族群的敏感度，
低成本高收益，有充足的實證性研究基礎；對團體課程帶領者而言，有帶領者手 冊為其事無巨細一一說明，讓帶領者能夠一步一步引導并協助家長；對參與方案 的家長而言，課程的進行保持彈性、多元，無經濟負擔，無背景門檻，整體而言，
是非常適合推廣於各領域、各族群與各種風險程度的家庭，以達暴力預防的目的，
與家長聯手為孩子打造安全的成長環境。
二、 ACT 親職教育方案的相關研究
（一）、ACT 親職教育方案的實施成效
以上提到 ACT 親職教育方案的諸多優勢和特點，這些成效是經由研究證實 的。研究者指出，ACT 親職教育方案具有積極成效，包括提高專業人員的與暴力 預防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並增進積極的育兒行為 (Knox, Burkhart, & Hunter, 2011; Miguel & Howe, 2006; Porter & Howe, 2008; Weymouth & Howe, 2011)，且這 些研究顯示，父母從方案中意識到對孩子教授和使用有效的人際交往技巧是十分 重要的“身教”，減少了父母在教養過程中嚴酷或敵對的行為態度，減少了父母對 孩子的肢體暴力（Knox,Burkhart,&Hunter2011）。
Weymouth 和 Howe（2011）在一項以社區為基礎的 ACT 研究中，樣本量共 計 616 人，研究指出母語為西班牙語的人在前後測的轉變較英語為母語的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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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中途退出率也較低。這些母語為西班牙語的參與者在參與 ACT 的過程中 可能感受到被增能，同時在社區平台上，能與同為西語母語的夥伴交流，獲得支 持，展現本方案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能發揮很好的效果。
Knox、Burkhart 和 Cromly（2013）分別在美國中、西部的社區健康中心開展 ACT 親職教育方案，共計 149 名 0-8 歲幼兒家長參與，結果顯示參與 ACT 親職 教育方案后的家長學會了更正向的養育行為，顯著減少家長對孩子的精神上與肢 體上的攻擊行為。
另外，Knox、Burkhart 和 Hunter(2011)選擇在社區的兒童心理健康中心進行 研究，招募 92 名育有 1-10 歲兒童的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研究結果發現，參與八 次課程的家長，在肢體處罰上有顯著的減少。且參與本研究的家長們來自多元背 景，包含不同的親子關係、年齡層、種族、家庭收入以及家庭成員等。更突顯了 本方案在文化的包容性與通適性。
Portwood、Lambert、Abrams 和 Nelson（2011）則在社會福利機構開展 ACT 親職教育方案，總計 271 位家長及照顧者參與本研究，研究者對比了課程結束后 的後側結果與課程結束三個月后的追蹤結果指出，父母及照顧者均有正向的轉變，
包括較少使用嚴厲的語言或肢體管教方式。而同時，研究者也發現參與 ACT 課 程家長的親職壓力隨著時間上升，經進一步瞭解后發現，親職壓力基線低於正常 值得家長在後側親職壓力分數呈現了顯著較大幅度的增長，在追蹤分數中依舊保 有增幅，這可能反映了家長的正向改變，在參與課程后使得家長比較會注意到親 職養育中的挑戰與困難，而使得家長感受到適當程度的親職壓力。
而在台灣地區，根據黃薏靜（2016）對幼稚園及國小 23 名家長實施 ACT 親 職教育課程后發現，ACT 親職教育方案能有效減緩台灣家長的親職壓力，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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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親子互動所造成的親職壓力。
綜上所述，ACT 親職教育方案能讓參與家長從中獲得兒童發展知識，學習 的正向的管教方式，確實減少嚴厲責罵和肢體處罰行為，并能在課程結束后，經 由父母對親職技巧的不斷練習，逐步內化，產生持續的正面影響效果。通過其多 元的實施方式，及其內容具備多元文化的適應性，可針對各種程度風險、不同族 群家長實施。本研究基於 ACT 親職教育方案的多元性、可靠性與經濟性，期待 能以此預防性的介入，瞭解該方案對於平宅家長在參與及課程結束后的經驗，還 原親職教育方案對其的影響，同時對 ACT 親職教育方案提出調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