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成果的回顧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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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成果的回顧與反思
雖然，迄今仍未見以「經學」為視角對《唐律疏議》進行研究的專著，但 前人的研究成果，仍有助於筆者如實掌握《唐律疏議》的內容。24綜觀前輩的 研究成果，從外圍背景考察至實質內容探討皆有所抉發。筆者在此無意將所有 的研究成果一一羅列出來並加以介紹，僅呈現較為重要學者及其專書著作，以 下是筆者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檢視。
一、研究成果的回顧
首先，是劉俊文點校的《唐律疏議》25，以目前所知板刻時代最早的《四 部叢刊》三編所收上海涵芬樓影印滂熹齋藏宋刊作為底本，聚集宋元明清各種 刻本、鈔本互校，並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唐寫本殘卷對勘，這是目 前學界研究《唐律疏議》最常使用的版本，本論文亦是採用此版本。劉氏另著 有《唐律疏議箋解》26，就唐律的「歷史淵源」、「編纂沿革」、「篇章結構」、「內 容真髓」、「標準解釋」和「實施情況」等六個方面略加考析，勾勒出唐律的總 體輪廓，並在點校《唐律疏議》的基礎上，對疏文引徵的史料、典制、語詞等 加以箋釋，對律條律意、淵源、演變等進行剖析，並補充了大量案例。此外，
還有曹漫之主編的《唐律疏議譯注》27與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28也是學界必 備的工具書。曹漫之主編的《唐律疏議譯注》以滂熹齋藏宋刊本為底本，參以 孫星衍校《岱南閣叢書》本《故唐律疏議》等版本，先對《唐律疏議》進行點 校，再對律文、疏議作譯注。注釋以闡釋疏解為主，不作繁瑣考證。錢大群《唐 律疏義新注》以「引述」、「原文」、「譯文」、「注釋」四部分解讀，「引述」的部 分是據《唐律》的基本原則為綱，以現代刑法學的視角分層次概括要旨；「譯文」
的部分全面應對原文各部分，消解語言障礙而有助於對照參驗；「注釋」部分著
24 戴建國〈關於中國法律史研究規範問題的思考〉：「學術研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項新的 研究，離不開對已有成果的借鑒，或是受到已有相關成果的啟迪。後人的研究應力求做在前 人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收於倪正茂主編《法史思辨──二○○二年中國法史年會論文 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頁 137。
25 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年）。
26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27 曹漫之主編：《唐律疏議譯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28 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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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64等名著，並與牧野巽共同完成《故唐律疏議制作年代考上、下》二冊，
以及池田溫主編的《唐令拾遺補》65，瀧川政次郎為代表的《譯註日本律令》66 共十一冊，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67，辻正博《唐宋時代刑制度の研究》
68等，皆對《唐律》研究有著重大的貢獻。
二、研究成果的反思
考察前輩豐碩的研究成果後，筆者想要談談其中的二種研究趨向，一是以
「現代法學」為視角的研究趨向，一是以「歷史描述」為視角的研究趨向。戴 炎輝《唐律通論》、《唐律各論》兩部著作皆運用現代法律語言、理論、體系去 理解《唐律疏議》，此種以當代西方法學析解中國傳統法律的研究方法，長期以 來影響著法學界研究中國傳統法律的研究取徑。運用現代法學的概念解釋《唐 律》的研究方法，有助於熟悉當代刑法的讀者了解《唐律》，但是不熟悉當代刑 法的讀者在閱讀時則會出現嚴重隔閡。
再者，由於古今時空的不同，在就語言文字的流變史而言，至少會出現四 種情形：(1)古今詞語相同，實質含義相同；(2)古今詞語相同，實質含義不同；
(3)古今詞不同，實質含義相同；(4)古今詞語不同，實質含義不同。如果以現代 法律的用語解釋《唐律》，只有在第一情形之下，研究的結果才能確實掌握《唐 律》的原貌，但是實際情況是，現行法律乃是繼受他國法律而來，法律用語受 到德語和日語等外來語的影響甚鉅，用語不僅因時間有古今之分，還因空間而 有中外之別，古今詞語的實質含義要完全一致，並不容易。錢大群就曾明確指 出，以當代刑法的用語解釋《唐律》的三種情況：一是有些概念與術語屬現代 刑法與唐律所共有，但其內涵存在著實際上的差異；二是唐律中雖沒有那種名 詞，但事實確有那種制度；三是現代刑法中沒有，唐律卻有那一類制度。69
62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
63 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の硏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
64 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
65 池田溫主編：《唐令拾遺補》（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 年）。
66 律令研究會瀧川政次郎等編：《譯註日本律令》（東京：東京堂，1999 年）。
67 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年）。
68 辻正博：《唐宋時代刑制度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0 年）。
69 錢大群：〈關於唐律現代研究的幾個問題〉，收入《法史學的傳承‧方法與趨向 戴炎輝先 生九五冥誕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國法制史學會，1994 年），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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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研究不能以史料為基礎，而是從理論到理論，那麼再高明的理論，也會有掛 空之感；反之，如果史料堆疊過多，缺乏分析論證，那麼研究的理論層次就無 法開展，這類的研究成果將近似於史料滙整。如何從「歷史敘述」中抽繹「歷 史解釋」是新一代研究者的使命。
歷史界學者桂齊遜指出：「法律文化實與時代背景、社會、經濟環境均有其 密不可分之關係，倘脫離歷史時空來闡釋法文，或有空言著書之憾；同樣地，
史學工作者對於法制史之研究，若毫無法學素養，則亦將陷於向壁虛造之失，
於此足見法制史之難為於一斑，而法、史學界之間的科際整合與交流，似乎尤 為必要。」77據筆者觀察，《唐律疏議》的研究成果確實多半由法學界與史學界 兩大領域的學者長時間的努力所積累而來。事實上，法律史學本身一門交叉學 科，與經學、科學、政治、經濟、社會等都有著錯錝復雜的關係，所以研究法 律史學應當與相關學科保持密切的學術聯繫。目前關於法律史學的研究，著重 於法學界和史學界的整合交流，以「經學」為視角的研究仍為寂寞領域，值得 進一步開發。事實上，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唐律疏議》，也就提 供了不同的觀察視角，透過不同學科的學者的共同努力，將有助於呈現《唐律 疏議》全面而立體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