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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利益。7本文主要關注在危改過程中政府如何進行經濟利益的置換,以及其 中權力結構的互動。

2、保存

保存指的不僅是文物保護法中所規範的單點文物古建築,其中也包括歷史文 化保護區,以及文保區周邊的建設控制地帶,施行整體性的保護。同時必須在整 體城市的視角下,維護城市整體文化的多元性,使歷史與社會脈絡能夠永續留存。

因此所謂的保存應該不僅含括文物本身,更包含蘊藏其中的文化脈絡,強調文化 的地域性,其中自然、社會、歷史的因素都賦予城市獨特的特質,北京的胡同文 化便是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生成,反映了北京的城市性格。8

在北京市舊城文化保護範圍的劃定中,最重要且普遍的建築為胡同與四合院體系,

胡同既有的文化風貌與社會脈絡應為保護的主軸。但在胡同改造的過程中,既有 的胡同文化基底已被破壞,新建的胡同也無法保存過往的文化與社會脈絡。本文 在此保存的視角下,探討胡同保存與危改利益的衝突。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選擇北京市三起胡同危改個案:東四八條、鮮魚口以及鐘鼓樓的危改案 例,進行最近相似性研究。觀察在危改與文物保護衝突中,三個案例所呈現出的 市-區-開發商間互動關係,以及不同層級間部門利益競合中所呈現出的條塊圖 像,再進一步透過個案比較與分析來歸結出影響三個案例呈現出不同保存結果的 變因。本研究透過媒體的新聞報導建構個案的始末,以及政策施行過程中的權力 圖像。媒體的新聞報導已提供關於危改案例的豐富資訊,但難免有所遺漏或缺乏 深度之疑慮。因此本研究赴中國北京市進行田野調查,內容包括訪談學者、文化

7 周志龍,「中國大陸舊城改造」,中國大陸研究,2001 年第 44 卷第 10 期,頁 1~18。

8 魏科,「人、胡同、四合院、商業改造:北京東城區舊城改造隨想」,北京規劃建設,1998 年 第 47 期,頁 35~36。譚烈飛,北京方志提要,(中國書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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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者與資料蒐集,以彌補文獻及新聞報導不足之缺陷。因此本研究採用的研究 方法主要為「比較研究法」、「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

(一)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為進行跨社會或同一社會不同面向的研究,是個案研究中常用的 研究方法。常見的比較研究有實驗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s)、統計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s)、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s)等三類,根據 Arend Lijphart 的觀點,實驗方法的特色在於設定兩組相同的群體,分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實驗 組給予刺激,控制組則保持不變,接著比較兩組的差別,當兩組出現差異,便可 將原因指向給予刺激的緣故;統計方法是對已有的數據加以操作或分類,再分別 檢視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比較方法在邏輯上與實驗方法相同,也有部分與統 計方法是類似,但比較方法與上述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比較方法所採用的案例 數目相對較少。由於案例數少,以至於使用實驗、統計方法分析,皆無法有顯著 意義的效果。9

少數個案的比較方法,可以透過挖掘各案例中的經驗與意義,深度解釋互動 的發展和原因,也可促成新理論的誕生,在此必須注意 Karl Popper 的觀點,也 就是認為任何理論的形成,都必須可被證偽(falsification),只有存在被證偽的 可能性才是「科學」的理論,非科學則永遠無法被證偽。而 Eckstein 指稱:「我 們不能因為個案研究具問題傾向而質疑它;也不能因為比較研究不具問題傾向亦 懷疑它。10」,他認為個案研究不能用來測試理論或使本身的觀點達到普遍化,

只能用來測試理論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命題與假設。

以上是比較研究的意義和內涵,至於該如何實際操作比較研究,Mill 提供一 條明確的研究途徑:求同法(agreement methods)、求異法(difference methods)。

9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3(1971), pp.683~685.

10 Harry Eckstein,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MA: Addison-Wesley. 1975),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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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zeworski and Teune 在 Mill 的基礎上,建立「最具相似性系統設計」和「最具 差異性系統設計」,11分別透過觀察主體間的相異點和相同點,進行分析。12

(content analysis),文獻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鑒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的 研究,形成對事實科學認識的方法。文獻分析法是一項經濟且有效的資訊收集方

11 Adam Przeworski and Harry Teun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Behavioral Science(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0).

12 Todd Landman 著,周志杰譯,比較政治的議題與途徑(台北:韋伯文化,2003),頁 39~44。

13 J. W. Boewers, “Content Analysis,” in P. Emment and W. Brooks eds., Methods of Research Communication (Boston: Hougton Miffinco Pres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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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探知在危改與文化保存間的權力劃分與治理機制,再進一步透過媒體報導 的內容分析各利益主體的互動。

(三)田野調查

探討北京市上下級政府與部門競爭時,若僅從第三地視野與二手資料進行分 析,未必能夠拼湊出事件的全貌,可能會有選擇上的誤差出現,以此建構文章內 容難免有所偏誤,因此實地進入研究環境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

本文以政府間和部門間的互動為分析的主體,然而受限於研究環境,實際向 主要政府官員進行訪談的可能性並不高,因此退而求其次,向學者們以及文保人 士和倡導文化保護的 NGO 進行深度訪談,另希望透過學者們與 NGO 對北京舊 城改造的認知,加上文獻、新聞資料,建構出政府與部門間互動的圖像。訪談內 容將會聚焦在三個方向,包括對於當前北京舊城改造機制的梳理;政府與部門間 互動的看法;分裂的垂直領導體系之見解。訪談者在訪談前會對該對象之專長進 行整理,以了解訪談對象的研究狀況,並根據不同的狀況進行深度訪問。研究者 於 2014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主要訪問了 11 位學者,表為本研究訪談一覽表,訪談 對象之標號依照方談先後之順序排列:

表 1-3:訪談資料編碼

編號 單位 職稱

A 草廠胡同房管所 職員

B 鼓樓彎居委會 職員

C 新華社 高級記者

D 胡同保衛人士 作家

E 舊鼓樓社區委員會 職員

F 鐘鼓樓胡同 拆遷戶

G 鐘鼓樓胡同 拆遷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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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胡同保衛人士 文保專家

I 東四八條居委會 職員

J 北京大學城市規劃學院 客座教授

K 鮮魚口胡同 拆遷戶

二、研究設計

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影響胡同拆遷或保存的因素究竟為何?因此本文選 擇 2005 年「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法」出台後在東城區仍被拆遷的三個危改 案例:東四八條、鮮魚口區和鐘鼓樓片區進行討論。透過官僚自利性觀點,探討 在財政利益的誘因下,市區政府以及市區文物部門的博弈,對胡同保存與拆遷結 果的影響。(見下圖 1-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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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探討的三個案例中,呈現出不同與以往的競爭圖像,由過去橫向的 同級部門競爭轉向縱向的跨層級部門競爭。本文透過「最具相似性系統設計」

(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方法,找出三個案例的相異點與共通點。(見下表 1-4)

■圖 1-2: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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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案例中發現,受中央主導力量最強的國家級別保護區並未全部保護,

反而是身為區級核心保護區的東四八條的保存成效最佳,顯示出不同於過往在層 級治理結構之下的治理樣貌。因此本文欲藉由比較分析法來找出三個案例的異同 之處,討論在北京市危改與保存中的利益競爭圖像。從訊息的散布模式、民間態 度與行動、市區建築與文物政府的態度等視角來剖析比較為何東四八條得以保存;

而國家級保護區的鐘鼓樓遭受半拆除的命運?

從觀察的個案中發現國家級別的保護區並未全部保護,反而是身為區級核心 保護區的東四八條保存成效最佳。未選擇市級是因為市政府在東城區的城市規劃 上是傾向於保護的立場。根據最具相似性系統設計整理的分析表,排除可能影響 胡同保護的變因為:拆遷訊息散布的程度、民間胡同保護人士角色,以及社會衝 突方面,東四八條、鐘鼓樓與鮮魚口皆存在相同的樣貌,但是在區文物部門態度、

級別上,三案例則呈現出相異狀況。因此欲透過案例中呈現出的兩個相異之處,

探討影響各案例中市區政府與市區文物部門間的衝突與合作,對胡同保存結果帶 來的影響。但在案例比較中呈現出的二個相異之處,可以進一步整合歸納為官僚 自利性變因。主要是由於在文物保護的支出上,是按文物級別來做劃分,除了國 家級的文物由國家財政支出外,其餘文物皆按其級別劃歸各市區鄉鎮的財政進行 支付。在區政府以危改作為財政利益主要來源的立場下,區文物局所獲得的財政 分配本來就已經為數不多的情況下,文物保護並不符合其利益,但若是國家級的 文物,可獲得國家資金下放到市區進行保護。顯然在受文物保護級別影響的財政 利益驅使下,區文物部門會選擇性的與市文物部門進行分裂或合作。因此可以將 文物級別與市區文物部門的合作推論為研究中的自變項:官僚自利性。

本研究以官僚自利性作為自變項,但在東四八條與鮮魚口案例中市區文物部 門態度的指標部分,接呈現出衝突態度,但卻呈現出不同的保護成效。主要是涉 及 2008 年京奧影響的結果。因此在研究中納入時間作為影響的變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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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鑑於北京市政府首都的政治地位,以及歷史文化都城的定位,需 顧及全市危改與文化保護的平衡。市政府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立法的主體,在被劃 入保護範圍內的文物上仍傾向於保護的立場。此外,根據「1991-2010 年的北京

另一方面有鑑於北京市政府首都的政治地位,以及歷史文化都城的定位,需 顧及全市危改與文化保護的平衡。市政府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立法的主體,在被劃 入保護範圍內的文物上仍傾向於保護的立場。此外,根據「1991-2010 年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