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反省問題設定的功能
本論文意在從學術轉型的背景出發，來看二十世紀以降，牟宗三與勞思光這 兩位學者，採用了怎樣的問題設定來進行儒學學說的系統化。其中又以宋明儒學 為主要範圍，因為牟氏的三系說、勞氏的一系三階段說，對於我們如何理解儒學 有著極大影響，且雙方的觀點有許多異同之處值得討論。如果用問題的形式來表 達：牟、勞兩家如何基於中國哲學的論述模式，加上對前人的反省與自身的學術 觀點，而建立了一套重構儒學的問題與方法？他們的問題設定與方法架構，又是 如何決定了研究成果以及我們對於儒學的理解？透過比較兩者的方法架構，是否 能夠提供有價值的意見，以推動更進一步的研究？據此思路，以下先略為梳理中 國哲學研究的發展脈絡，而後檢視牟、勞兩家所採用的問題與方法。
一、釋題
藉由釋題，可勾勒出本研究的大致輪廓，並做出一些術語上的區分與釐清，
以收提綱挈領之效。
首先，我們可以區分「中國哲學」的兩種意義：一是古代的哲學思維內容，
約略等同於傳統上所說的義理之學，在之後的行文裡，主要以「傳統義理」一詞 來代表此義；二是現代學者的學術著作，可說是以傳統義理為研究對象，但又涉 及了特定的論述模式、問題設定與方法架構，在之後的行文裡，以「中國哲學(研 究)」來代表此義。本論文即是以牟、勞兩家的中國哲學研究為主要對象，看其
各自透過了怎樣的問題設定與方法架構，一方面解讀了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本材料，
二方面基於文本材料所蘊含的思維內容，來為儒學重新建構出有系統的理論體系。
之所以針對這兩家，除了筆者學力有限，不得不有所取捨以外，牟宗三與勞思光 兩位先生，一來他們皆以儒學為一獨立的思想整體，並以探求儒學原意為研究取 向53；二來他們皆建立了明確的問題設定與方法架構，並有重要的學術貢獻與影 響；三來兩人對儒學的觀點相當不同，透過比較與反省之，可望為未來的儒學研 究提供重要參考。
所謂「儒學」，在本論文的行文脈絡裡，主要是指「儒家哲學」，亦即儒家學 派所發展出來的、屬於哲學的思維內容。從人物的角度來看，儒學是以先秦孔孟、
宋明程朱陸王等人的學說為代表；從文獻的角度來看，則是以《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易經》等經典為代表，包括種種注釋與相關的著作、語錄。54 當然，廣義來看，儒學所涉及的面向相當多元，還涉及了文學與史學等，但本論 文所關切的是中國哲學，而上述人物與經典乃是儒學做為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
故後文當中所謂儒學，主要指承繼孔孟的、屬於哲學的思維內容本身，而不涉及 著述體裁或論述模式上的差異。僅管本論文是從反省「中國哲學」一詞出發，但 為了不讓處理範圍太過寬泛，本論文主要是就牟、勞兩家的儒學研究來做討論，
特別是他們在中國哲學上的貢獻，主要也是反映在儒學重構上。
所謂「重構」，是因這樣的一種思路而有：中國古代的哲學著述，多以經典 注釋或語錄的體裁流傳下來，相較於西方哲學，並不具備結構嚴謹、層次分明的 理論形式。而在中國哲學研究的積極要求下，學者們遂以西方哲學為參照，透過 系統性的理論形式將古代學說給展示出來，此即傳統義理的系統化過程。55換個
53 值得注意的是，牟氏曾說其《心體與性體》非哲學史，其理由有二：一是並未涉及所有重要 人物，如邵康節；二是強調義理分解，而略去社會文化的前因後果。見牟宗三《宋明理學演講錄》，
《牟宗三先生全集》卷 30，頁 3。但這顯然是就一種嚴格意義下的哲學史體裁而言的，較為廣義 地來看，其著作仍然可以歸於中國哲學史研究之列。
54 如劉述先即把儒家區分為精神的、制度的與政治的。其中，精神的儒家是中國哲學主要討論 的對象，又可分為三期：先秦的孔孟、宋明的程朱陸王、現代新儒家。見劉述先〈港、臺新儒家 與經典詮釋〉，收入劉述先《現代新儒學之省察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頁 147。
55 牟氏對此曾有說明：「我們在現在講中國學問是很困難的，因爲中國以前的文獻並不像西方哲
角度看，儒學的文本材料與思維內容，是在中國哲學研究的問題設定與方法架構 下，被重新理解、組織為特定的邏輯結構，此即所謂重構。某些學者(如馮友蘭) 認為，中國哲學研究能夠展示出儒學的原意與特質，故重構僅是改變了儒學的呈 現形式，而沒有改變儒學原有的思維內容。不過，以下在論及牟、勞兩家的成果 時，姑且對這一觀點持保留態度，因為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多有不同，重構過程 實際上決定並形塑了成果內容，至於此成果是否為儒學原意，則需要另外的標準 來檢驗與判定。本論文特別關切成果內容如何被形塑，故在標題上強調了「重 構」。
所謂「問題」，或說「問題設定」，是重構過程中的必要環節，乃本論文的核 心關切所在，在下一節中有更詳細的說明，此處先略述其要。由於傳統的文本材 料在形式上並無註明理論問題，而哲學理論又是為了回應哲學問題而有，所以要 將學說予以系統化，就必須先行指出其所面對的理論問題，並據此來理解其種種 思維內容，故相較於古代著述，中國哲學研究特別強調哲學問題的描述、解釋與 回應。56這就代表，以同一學說為對象的兩項研究，若在學說所針對的問題上有 截然不同的觀點，成果必然也就大異其趣。在筆者看來，牟、勞兩家在研究成果 上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儒學重構上採取了不同問題設定，故問題設 定是格外值得我們注意之處。
所謂「方法」，又稱「方法架構」，可說是問題設定的擴大或延伸。學界對方 法一詞的指涉與涵義多有不同意見，但在本論文的脈絡裡，是指重構古代學說時 所運用的一種論述模式，包括問題設定、論證推演與術語界定等面向。傳統上所
學那樣有系統，並沒有那麼清清楚楚的給你擺出來。中國的文獻常常是這裡一句那裡一句，這就 必須靠你文獻熟，你孤立地看是不行的，孤立地看一句話，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講法。洋人講中國 的東西困難也就在這個地方。因爲他了解的文字是死的，他孤立地看這一句，他不知道每一句話 在我們行文的時候有上下文的文氣，你不看上下文而光看一句話是不行的。再進一步說，這句話 也不只是套在上下文氣中來講，有時候它没有上下文氣，那麼要拿什麼作它的文氣呢？這個時候 就以全部儒家的義理作它的文氣。」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牟宗三先生全集》卷 29，
頁 84。
56 傅偉勳即認為，哲學史方法論應該運用問題探索法，亦即找出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整段思 維歷程，而後使用一套嚴格的概念分析與邏輯推演，使用明確的哲學語言，重新建構並展示哲學 思想的論理程序。見傅偉勳《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北京：三聯書局，1989，頁 23-24。
使用的、蘊含學說內容的概念命題，有些涵義豐富而可以分析為數個層面，有些
那麼，此情況何以出現？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認為，這樣的情況之所
以發生，是由於許多研究者了解並熟悉西方思想，相較之下，中國傳統的文本材 料，則是被動、未定型以及模糊的。63唐君毅也說：
而其影響中國哲學之研究者，則學者之治哲學者，多先習西方哲學之論，慕 西方哲學概念之清晰，論證之嚴整，乃或本西方哲學之義理為底據，以整理 說明中國先哲之說；依西方哲學之問題，以觀中國先哲對之之答案，而或割 裂篇章。64
由於古代文本材料主要是以經典注釋或語錄的形式流傳下來，所以需要重新將其 內容組織為有系統的邏輯結構。這時，若先行設定了某種邏輯結構，就必然會把 材料往特定方向去解讀，也就是把材料解讀成符合此結構的內容。當然，要呈現 出一定的系統性，就需要有一定的邏輯結構，但如何保證此結構可以對應到傳統 義理的原意呢？這就必須訴諸於方法架構的恰當與否。由此可見，方法架構在儒 學重構的成敗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它決定了研究成果將以什麼樣的邏輯結構呈 現出來。
至少就主觀意圖而言，牟氏與勞氏都提出了一套用以研究整個傳統義理的方 法架構，可用以處理儒、釋、道等不同思想學派。然而，為了使本論文的處理範 圍不至於太過寬泛，並利於展示問題設定與方法架構在文本解讀上造成什麼影響，
故以儒學的重構過程為主要切入點，其中又以宋明儒學為主要討論材料。此中重 點，在於論述方法架構的各個環節並加以反省，而非本論文自己要來進行儒學重 構。故在行文上，是先釐清牟、勞兩家的問題設定與方法架構，其儒學研究成果 則是做為方法架構的具體實現而被考量。以建築為喻，牟氏與勞氏建立了自己的 方法架構，用以處理文本材料的思維內容，這如同設計了自己的藍圖，運用了鋼
63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3, p.1. 值得注意的是，此言雖然主要是就思想史研究而言的，但也未嘗不 能適用於中國哲學研究。
64 唐君毅〈中國哲學研究之一新方向〉，收入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臺北：大
64 唐君毅〈中國哲學研究之一新方向〉，收入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臺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