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緣起：系統化的要求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系統化的要求

「中國哲學」一詞在現代社會並不讓人感到陌生，一般而言，它是傳統義理 的同義詞，但我們應當注意：「中國哲學」概念出現不過一百多年，傳統義理卻 已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十九世紀末的日本學者最先開始使用「支那(中國)哲學」

一詞¹；而在中國，僅管思想上受到日本不少影響 ²，但將「中國哲學」正式納 入學科體制，則是二十世紀初的事。據此，傳統上的自稱「中國」，和翻譯自 Philosophy 的「哲學」，兩者的結合並不那麼理所當然：為何傳統義理不使用自 身的詞彙來指稱自己，而要採用西方的「哲學」概念？事實上，與其說傳統義理 在發展過程中選擇了哲學來代表自己，不如說它是被強行納入哲學這一學科之中。

而這一過程，反映出了清末民初以來的學術轉型。

民國政府於 1912 年推動了學科體制改革，將原本的京師大學堂改制成為北 京大學校，使得對傳統義理的研究，被打散到文、史、哲三科。³而 1914 年設置 了中國哲學門，正式把義理之學的內容歸屬於中國哲學。至此，中國哲學已受到 學科體制的承認，但以中國哲學為名的著作，則歷經了一段經學、哲學不分的過 渡期，直到胡適於 1919 年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後，一套新典範才真正被 樹立起來。所以，從歷史脈絡來看，是先出現了中國哲學此一學科，而後才有了 真正脫離經學框架的中國哲學研究成果。

1 如內田周平於 1888 年、松本論文三郎於 1898 年、遠藤隆吉於 1900 年、高瀨武次郎於 1910 年，

都先後出版過《支那哲學史》。關於這幾本著作的進一步介紹，可參見陳威瑨〈「中國哲學史」通 史專書寫作的發展——從中日交流的視角談起〉，收入鍾彩鈞編《中國哲學史書寫的理論與實踐 (中國文哲專刊 49)》，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頁 140-160。

2 關於影響的過程，可參見葛兆光〈道統、系譜與歷史—關於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文 史哲》，2006 年第 3 期。

3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頁 30-31。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裡，本來缺少哲學史一類的著作，是在西學東漸之後，學 者們仿效了西方哲學史的體裁來處理傳統義理的材料，於是才有了中國哲學史著 作的出現。葛兆光就曾指出：

在近代中國，思想史這一名稱似乎沒有哲學史這一名稱受青睞，也許，三分 之一是因為西洋的「哲學史」的現成範式給予轉型期中國學術的方便，三分 之一是因為「哲學」一詞的西洋意味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對中國學術的誘惑和 挑戰，還有三分之一是由於大學學科的劃分中有哲學一系，因而需要有相應 的教材。於是，有的學者試圖挪用西洋成型的概念、術語和邏輯總結中國的 學術歷程，而有的學者則試圖在中國的學術歷程中找到與西洋一樣的哲學以 證明中國也有同樣的知識，還有的學者則為了大學的教學而寫作哲學史教 材。⁴

儘管葛兆光意在說明何以「哲學史」較「思想史」來得受歡迎，但這同時也反映 出：在中國自身的學術脈絡下，哲學史研究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產物。西方的學 術脈絡，發展出一套哲學史著作的論述模式，包括特有的問題設定、術語系統與 理論結構等，並把不同的理論體系按時間順序來編排，以見其發展演變的過程。

而中國傳統顯然缺乏類似著述，唯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近之，但它們 是以文本摘錄為主要模式，而不具備西方哲學史那樣的結構。這樣的差異，讓中 國哲學史研究的要求顯得更為迫切，因為傳統義理的表述形式，相較於西方哲學，

看似全然不成系統。如果傳統義理只是缺乏形式上的系統，而必定具有實質上的 系統，那我們顯然需要把傳統義理予以系統化，將各個學說呈現為特定的邏輯結 構，這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國哲學研究」。據此，除了有傳統義理的思想資源以 外，中國哲學研究之所以成為學術上的積極要求，主要是因應學術轉型、符應於 現代學科的時代趨勢而有的。反過來也可以說，古代學說的系統化，是透過中國

4 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3。

哲學研究來進行的。

區別傳統經學與中國哲學兩個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學術轉型是在什麼意義 下成立。傳統經學是以經典注釋為核心來開展研究，這包括了尊奉經典內容、以 詮釋經典的形式來發揮新思想、以不同經典來做學科或學派劃分等。單看文本材 料，傳統經學與中國哲學所處理者，確實頗多重疊；但若論及研究方法，則中國 哲學研究者莫不有意識地取西哲之長、避經學之短，要以回應哲學問題為核心來 開展研究，也就是說，中國哲學研究認定了學說內容是對哲學問題的描述、解釋 與回應。學說的思維內容是由古代文本材料所記載，所以在研究時，是將文本材 料中的概念、命題或其他內容，理解、整合與呈現為哲學理論中的一部分，並強 調了哲學理論是一因回應哲學問題而有的邏輯結構。這是一個系統化的過程，此 過程首先需要提出問題設定，亦即一組用以研究傳統義理的哲學問題，才能順利 進行下去。

據此，傳統義理與中國哲學的差異遠不只是名稱。中國哲學的誕生，實際上 是學術轉型的一環，而中國哲學做為一個新學科，在思維取向、概念約定、方法 成果、制度設計以及機構運行上，都與過往的經學有截然不同。⁵如果我們把「中 國哲學」視為傳統義理的思維內容，那它無疑地經歷了長久積累，其內容是豐富 多元的；但「中國哲學」做為一種論述模式，是因應學術轉型、因應現代學科、

因應對西方哲學的理解而有的，此做法才剛滿百年而已。筆者之所以強調這樣的 區別，是為了反省中國哲學何以為中國哲學，是要看傳統所累積的思維內容，如 何被賦予一個全新的論述模式，以完成學說的系統化呈現。在這種不可逆的劇烈 轉變之下，中國哲學要求我們在哲學學科的框架內，重新去理解傳統義理，並將 其原意呈現為有系統的理論形式。換句話說，它要求我們基於古代的文本材料，

來對傳統義理的思維內容進行一種重構，或說是一種系統化。這樣的系統化如何 可能？又該怎麼做？據此思路，本論文所強調的，並非中國哲學本身具有什麼樣

5 關於學術轉型的各個面向，參見李維武《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7。

固定不變的內涵、外延，而是要在一個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中，探討古代學說如 何被系統化地呈現出來。